道德现状_中国道德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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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概观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从“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人民的物质生活大大富裕了,科学文化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模式,更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当然,也无庸讳言,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我国国民的道德状况也出现了令人堪忧的状况,尽管社会上仍然有大量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出现,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许多公仆,有自觉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普通人民,但道德滑坡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这主要表现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混乱与退步上。一段时间以来，道德议题的热度持续走高，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特别是各类媒体常说常新的话题。无论是赞美道德模范的感言，还是抨击败德现象的批评，似乎都在印证这样的评论：2011年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论辩各方对道德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唇枪舌剑，折射了中国社会深厚的道德底蕴和中国人浓重的道德责任心结。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道德状况，不是人们对败德现象的义愤，而是对道德滑坡的冷漠。无论是感动还是疼痛、谴责还是反思、忧虑还是希望，都传递着社会公众的善良意识和德性本质，反映出干部群众的道德自省和道德愿景，也充分证明我国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主流道德行为和主流道德舆论的积极、进步、向善。信心比黄金更珍贵，道德的信心，正源自于主流社会更加强劲的道德呼唤和呐喊

在改革开放全方位的历史性成就中，毫无疑问，道德的历史性成就占有一席之地。看不到当前存在的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看不到30多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成就和主流，就会丧失信心，同样是错误的。

如何看待当前社会的道德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道德的负面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时有发生,良知的底线不断被侵蚀。我们的道德水平究竟怎样,一时成了问题。

这些年,我们身边的美德从未缺少。

最美女孩儿刁娜舍身救人,让人看到心灵的美好;孙水林、孙东林兄弟千里送薪,诠释“诚信”二字的含义;“最美妈妈”吴菊萍不计后果爱心托举,给坠楼女童带来生的希望„„最近涌现出一个个道德榜样,用实际行动书写人间大爱,像红烛一样照亮道德的天空。

这些年,我们的道德建设也在不断进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道德体系和诚信体系建设,2008年的汶川地震,全国人民慷慨捐助,彰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北京奥运会上,140多万志愿者提供热情服务,展现首都群众文明素养;上海世博会上,会场内外无数市民用实际行动,让世界再次深刻感受文明有礼的国人形象。

道德焦虑,背后是社会问题

当前人们的种种道德焦虑,凝结在一点,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面临着诸多新挑战。

提起“扶不起的老人”,许多不作为的理由都似乎指向同一个案例:南京彭宇案。2006年,南京小伙彭宇下车时搀扶起一位摔倒老太,却被告上法庭索赔13万。遗憾的是,法院没有给出是非判断,却和稀泥式的各打二十大板,判彭宇败诉。如果做好人不仅没有回报,反倒有可能成被告,这让很多人在做好事前变得犹豫了。

2010年,郑州青年李凯强因一起交通事故被告上法庭。一些媒体在报道时,却只选择了李凯强扶起老太太成被告的事实,就将此事件定性为郑州版的“彭宇案”。而事实上,李凯强本人都已经承认是自己驾驶摩托车与老人发生了碰撞,并不是纯粹的助人为乐。

从经济的角度看,道德就是通过牺牲眼前的小我利益,来换取长远的更大的社会利益。但道德评价机制的不健全,可能会使不诚信或失德的成本太低,一些人可以轻松越过道德底线,而无须承担相应的损失。无论是司法的模糊判断,还是新闻报道的错误导向,又在无形中提高了当好人的“风险成本”。

因此,不是道德出现了滑坡,而是公众对道德的感知发生了变化,是在面对新的道德现象时,人们普遍感到缺少确切的判断标准,从而产生了世风日下的感觉。

道德没有敌人,她从来都是高尚人生的追求,永远能给世界带去温暖,给有道德的人以内心幸福和安慰。然而,道德在社会上并非孤立存在,它需要外部环境来促进和推动。我们的社会不缺少道德观念,缺少的是如何为这些道德观念提供有力的后援——道德建设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道德重建,社会转型的必然

所谓的道德问题并非始于今日,更不是只存在于我们身边。

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使欧美许多国家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也迅速向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并出现普遍的道德缺失。面对经济发展空前强盛与繁荣,社会冲突与道德危机却在不断加深的现实,西方国家曾进行了长期的反思与探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正迅速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农耕社会“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土壤发生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现代都市的社会公德、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容易造成失信、失德高收益却低风险,守护良知却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等各种不正常现象。

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受到冲击,而新的社会规则又不能及时完善,个人的道德焦虑也因此转变成社会性议题。道德焦虑有两个指向,一是道德滑坡,人人但求自保,出现普遍的社会冷漠;另外就是在新社会环境下,全社会期盼建立新的道德约束和评判机制,重建社会公德良序。

转型期社会需要新的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道德规范。

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更早经历道德危机的时代,有着许多的教训和经验。2004年,美国加州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姑娘发生车祸,另一位名叫丽莎的女子将其救出,由于丽莎没有专业施救技能,导致亚历山德拉事后瘫痪。亚历山德拉将丽莎告上法庭,称丽莎救助疏忽导致其瘫痪。最终,法院根据“好心人免责条款”,宣判因救助他人不慎导致其再受伤害应予免责。加州法院判决所依据的这个条款,在美国乃至整个北美地区并不罕见,这种条款被称为“撒玛利亚好人法”。

东方国家新加坡虽然没有“好心人免责条款”,但对于讹诈好心人者,也早有严格规定:被援助者如事后反咬一口,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失德者不仅要受到舆论谴责,还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而见义勇为者则有多项免责条款,没有了做好事的后顾之忧。正是这些处理社会关系的法律,为道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发扬美德,需要各种“撑腰体”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注重道德力量的国家,愚公移山矢志不移、苏武牧羊不辱使命、包公断案铁面无私、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每一个道德榜样都有着无穷的感召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也从未放松道德建设,雷锋、王进喜、焦裕禄、钱学森、赖宁„„每一个模范都曾激起亿万国人的道德热情。

“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今年10月末,这样一条微博在网上迅速被网友转发,同时,还衍生出许多不同版本,用各大学校长、各地域代表、各领域代表等的口吻,为扶起跌倒老人的善行鼓与呼,这样的语句格式被称为“撑腰体”。“德不孤,必有邻。”除了“撑腰体”,我们也还有各种各样的民间“撑腰基金”。今年3月,中国好人网发起人谈方着手筹建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为那些搀扶老人受到冤枉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

各种惩罚冷漠、鼓励见义勇为的“撑腰法”,目前也在讨论制定当中。加重对失德失信的惩罚,大幅提升见义勇为的奖励标准,通过司法维护道德的底线,同时让高尚的道德得到弘扬。

基于对公民道德建设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我国早在2001年,就正式颁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不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全过程,举国动员为道德“撑腰”。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个国家的灵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精髓,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维系一个国家健康稳定运行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道德建设也同样重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六中全会精神凸显出文化在战略层面的意义,也为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全社会应以此为契机,广泛动员、人人参与,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就一定能激发起全社会向善的力量,让和谐互爱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神州大地蔚然成风。

34岁的上海人潘跃昀在开车的路上,碰到遭土方车碾轧的一个4岁小女孩。小女孩的父亲在这场车祸中丧生,她的右脚血肉模糊。潘跃昀毫不犹豫地带上小女孩,奔波近20公里,耗费4个小时,辗转两个医院,还垫付了数千元医药费。有人问他怕不怕被赖上,他说,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

联想到前不久的“小悦悦事件”,潘跃昀的行为让我们感到道德的温情,给这个冬天带来许多的暖意,也让我们明白,道德是个人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它不应被种种外在因素所掩盖和遮蔽。

“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本是贬义,最近发生的某些道德冷漠现象让我们看到,有些人过于关注别人的“瓦上霜”,而忽视自己道德上的“门前雪”;平时批评别人道德冷漠、“瓦上结霜”,但自己面对别人的危难时,却又一心想着防止被讹,让内心的道德“积雪成堆”。

很多人还记得农夫与蛇的故事:农夫救活冻僵了的蛇,蛇却露出了残忍的本性,给了农夫致命的伤害。农夫临死之前说:“我竟然去救可怜的毒蛇,就应该受到这种报应啊。”这则《伊索寓言》里的故事还被选入小学课文,教育孩子做人要分清善恶,把援助之手伸向善良的人。我们曾经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农夫与蛇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一个学者从车辙里救起一条快被压死的蝎子,但蝎子却一点也不“领情”,转头就在学者胳膊上狠命蜇了一下。别人都说学者太傻了,明知蝎子有毒,还要出手相救。学者却淡淡地回答说,蜇人是蝎子作为动物的天性,我救它则是出于我作为人的道德本性。

两则故事放在一起,引人深思。对性本恶劣的人,不能出手相救,甚至还要“痛打落水狗”,这似乎没错。但关键是,这给道德预设了一个很不确定的前提。善良无法写在脸上。从表面上我们不能断定被扶后反讹诈的南京老太,和卡死在栏杆无人扶的南通老太,谁更性恶;这时如果需要做一个选择,应该如何取舍?在道德面前,潘跃昀无疑做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那就是不在道德面前预先设立标准。“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在道德的律令下,所有的人都是应该帮助的对象,这看似道德的“盲目”,却是对自己道德标准最清晰的界定:出于内心,不求回报。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像潘跃昀一样,带着“自扫门前雪”的精神扫除内心的冷漠,那我们这个社会也会充满道德的温情。

见义勇为算得上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可是近年来由于见义勇为引发的纠纷却不胜枚举，路人的“不为”或许正是来源于对见义勇为的不信任。而这类纠纷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与国民的社会道德观有关

但是，要想真正地改变社会大众对待见义勇为的态度，不仅需要更多的“武器”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更需要从整体上提高社会大众的整体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