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爱玲（优秀）_还原一个真实的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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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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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巧林 于 2008/12/25 20:09:0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Post By：2008-12-25 9:16:22

一、由大师说起

上个世纪中期，一个颇有点知名度的批评家推出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不但以排除茅盾而耸人听闻，更以把张爱玲提到前列位置而惊世。期间虽有质疑者不时发问，但由于它表达了某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社会情绪，所以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的审理。尤其对张爱玲的大师指认，和境外以偏见名世的夏志清遥相呼应，形成了一种强势话语，改写着现代文学史的版图。十多年来张爱玲的名字发射着强力而耀眼的光芒，几乎没有第二个作家可以和她比肩。

可是张爱玲果真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吗？

要说清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要弄清什么叫大师。连大师的内涵还没搞清就喊大师，容易拜错庙，烧错香。

要弄清大师的含义，我想不必去引经据典，只要稍稍体味一下世界公认的文学或小说大师的创作就能找到。这些大师的名字有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曹雪芹、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太，以致莫泊桑、契可夫、卡夫卡、加缪、马尔克斯等等。从这些大师的的作品里我们至少可以离析出大师的如下一些品格：

首先他们都有煌煌巨著，不但饮誉民族，而且饮誉世界。

其次他们都能写出一个时代，有的甚至能创造一个新的时代精神。

再次他们都树立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峰。

还有，他们不但引领了自己时代的艺术大潮，还影响着后世的创作。

以此观察中国二十世纪的小说，能够称得起大师的，仅鲁迅而已。他的小说虽然还不够丰厚，但像《阿Q正传》足以反映出一个一个民族的病状。还有他对黑暗势力决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到现在依然可作民族的楷模和灵魂。

也许我对大师的指称显得有些严酷。但大师的命名本身就是献给那些精英中的精英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张扬民族的创造力，随便地把大师的名号赐给一般作家，哪怕是著名作家。不相称的指派，不但降低了了大师的品格。还会露出乱点鸳鸯谱的草率。

二 遗民世界：并非大师的抒写

由于种种原因，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今天文化发展存在着一种不透明性。为了张扬一种开放的观念，人们不得不常常采用“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文化策略。关于张爱玲的重新挖掘也可以持如是说。那些将张爱玲的小说推崇备至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虽然并没有直接坦露他们的价值指向，但是细心的人一看就会明白，他们是在贬抑红色文学创作的背景下进行的。

笔者不是左倾文学的爱好者，但愿意以思辨理性来面对各种不同倾向的创作。由此出发，我以为热心于传达革命理想的创作未必都是非艺术，精心于构织平凡人生的创作并非都是文学的极品。应当肯定的是张爱玲很有自己的追求。在红色话语霸权的年代，她敢于独树一帜，显示着一种可贵的勇气和创造精神。如果只是把她当作一个著名作家来谈论，也许不会引起较大的争议。问题在于，一些张显者像夏志清一样以非红的偏见有意对她的创作进行拔高，使文学批评丧失了自身应有的艺术价值尺度。

张爱玲的独创性在于她把笔墨伸进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遗老遗少的世界，写出了他们在末世的挣扎。与同样曾以没落的封建家族为表现对象的巴金不同，张爱玲主要从日常生活入手，从飘零的个体命运的演绎中表达这个部族的坎坷与悲哀。张爱玲的创作明显地带有天然的真实性的特点，是对现代文学疆域的可贵拓展。

由于对遗老遗少社会的谙熟，张爱玲在几部名篇里把他们的本相描画得具有入木三分的准确性和透彻性。作为封建社会的末世子孙，他们懒惰、无能并菌集在祖先的遗产上、分食着祖先的血肉。他们像蛆虫，仅仅为活着而活着：吃、喝、还有尽可能地享受女人或男人。为了满足全部形而下欲望，他们之间你争我夺，露出野兽般狰狞可怖的嘴脸。期间以曹七巧（见《金锁记》）为最。这个曾引出过不少人同情之泪的女性，长期间被人误读。她纯系一个可憎的女恶魔。小市民出身的根性已使她够势利和刁蛮的了，成了名门的正室、贪婪地允吸封建等级观念的毒汁之后，她更加凶悍。病态的自尊心和疑心让她把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当成敌人。为了实施报复，她借着掌控家族财产的权力随意地凌辱一切人，包括她的子女。自己的不幸使她的心理走向高度的变态：不愿看到任何人的幸福。因此她千方百计地破坏女儿的婚事、还有儿子与他妻子的和谐。

但是张爱玲描摹的遗老遗少的小说多显平面化。人们很难从社会的根底里认识这个部族的腐朽性、寄生性、无能性和惰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张爱玲的艺术表现过于追求个体化，而忽视或淡化了人物生存的一个重要维度，即社会。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就在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用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也没有解决好。客观地地阐释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不能只发出一种声音。但是对于一个大师来说，他应当是一个时代面貌的状写者、乃至一个社会走向的预言家。从荷马我们认识到古希腊，从巴尔扎克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法国。从托尔斯泰我们认识到黑暗野蛮的农奴制俄国。从马尔克斯我们认识到尚不开化、还受着殖民主义奴役的哥伦比亚。

要说张爱玲的小说不接触一点社会有欠公允。不过社会在张爱玲的笔下不是没有清晰的面貌，就是刚一露头便又蒸发了。最关键的是她的人物游离于社会之外，与社会形成不了任何撞击。他们的心理既无对旧社会爱恋的痕迹，也无对新社会排斥的波纹。他们是无根的一族、漂泊的一族，而且只是在婚姻与性爱中漂流、在生物般的欲望中漂流。男人挣扎在寻花问柳中，女人挣扎在寻找夫婿或姘头当中。《连环套》里的场景似乎开阔一些。霓喜从印度商人的家庭走进中国商人的家庭，再从中国商人的家庭走进英国小官吏的家庭。然而不管场景发生怎样变化，都没有社会对她的紧缩或拉长。三个家庭均与大世界脱节，犹如一座座孤岛、一个个蛛网密结的闭塞角落。霓喜的追求也超常地稳定，没有任何新因素的刺激和渗入:从始至终都在寻找着可以寄身的富人家庭。读者分明地感到小说所讲的是一个古老而陈旧的故事。《十八春》里的顾曼帧是个可爱的小资女性。正当她的爱情梦即将实现时，突然被推进火坑里——被姐夫奸污。而把她推进火坑的力量与社会没有任何关联。那是她极端自私的姐姐、利欲熏心的母亲和禽兽不如的姐夫合谋造成的。结果顾曼帧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极其卑琐的市井传闻，令人特别感到窝囊和无聊

也许在有无社会历史的深度上，比照一下她和鲁迅同类题材的创作更能照彻出她和大师相距的身位。所谓的同类题材，主要是指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同是旧家庭出身的）的描写。在鲁迅有《在酒楼上》、《伤逝》，在张爱玲有《五四遗事》。鲁迅的两篇作品深刻地描摩了五四退潮后知识分子的复旧与倒退现象。张爱玲的作品好像是对鲁迅迟来的回应，也揭示了他们自我相逆的两重人格。然而读过他们作品后所获得的感受却完全不同。鲁迅的让人感到忧愤深广，张爱玲的让人感到是一场不咸不淡的闹剧。仔细琢磨期间的差别，原因可能有多种，而最主要的是：一个具有社会思想家的透视力，一个只有新闻记者的好奇心。社会思想家的透视力促使鲁迅把人物投放到一个旧势力庞大的社会背景上。在此背景上鲁迅写足了新人物生存无路的窘困和无奈。读者从这里看到的不只是知识分子的欠缺，更是社会存在的问题。悲愤最后也都聚结到一点上,就是热切期待社会环境的彻底改变。这是鲁迅特有的高度，也是张爱玲所不具备的高度。《五四遗事》根本就没有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其人物亦无任何思想上的锋芒和精神上的光采。鲁迅笔下的先觉者多少都怀有点一真诚的信仰和崇高目标，无论吕纬甫到城隍庙去拔神像的胡子，还是涓生、子君把拜伦、雪莱、易卜生当作人生的楷模，统统是对社会旧秩序、旧道德的挑战和颠覆。《五四遗事》中的罗却根本就没有思想追求，只是借助五四这个契机来满足个人的私欲，所以他的行为也不可能沾上社会性的色彩。从本质上说他还是一个封建遗少，只不过被作者穿上了新青年的外衣。正因如此，他后来才能安然地享有三妻四妾，并把一个新女性纳为二姨太。这种人在生活中可能是有的，然而他的故事只能作为街衕里弄的传闻逗人发笑，绝无任何意义迫人思索。由此我们能见识到视界开阔与视界狭窄所造成的悬殊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