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的长江局_长江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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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的中共长江局

长江局是延安的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主要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特别是领导新四军抗战和代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和合作。长江局的办公地址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长江局的前身是长江沿岸委员会，在1937年洛川会议期间就敲定成立了，时间是8月23日，周恩来任书记，委员有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后因周恩来去太原负责对阎锡山统战，长江流域的工作实际由博古负责。新四军最初的设想也是博古和叶剑英搞出来的。12月13日，南京失守，中国政治中心迁到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十二月会议”，欢迎王明、陈云、康生这三个政治局委员的到来，刚刚在洛川会议取得军委主席也就是党内实权的毛泽东遇到了不小的挑战。作为平衡毛、王两大势力的中间人物，张闻天继续担任总书记，留守延安，毛泽东和王明则分别负责军事和统一战线。王明离开延安，坐镇武汉长江局指挥，实际扮演了中共外长和形象代言人的角色，周恩来则负责执行王明的路线。这个“十二月会议”决定正式设立长江局。

最初长江局是两块牌子。一个是长江局，成员有周恩来、博古、项英和董必武，任务是指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还有一个中央代表团，也驻武汉，成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任务是和国民党交涉谈判。此外还设立了东南分局，受延安的中央和武汉的长江局双重领导，成员有项英、陈毅、方方和涂振农，负责新四军的组建和东南地区党的工作。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这是长江局正式成立的标志。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由于周恩来本人的让贤，王明担任书记，周为副书记，委员有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林在西安八办）。这次会议自行决定了书记和副书记分工，完了才报告中央。王明因为是刚从苏联回国，周恩来避其锋芒，可谓智者。但由于周对王明制约不力，后来在整风中也作了检讨。1938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又把凯丰派到长江局，负责宣传工作。此时的凯丰已经属于毛泽东这一派了。

长江局的内部分工：参谋处，叶剑英兼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兼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宣传部，王明、凯丰先后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兼主席（他一手控制了新华日报）；项英兼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国际宣传委员会，周恩来负责，他还出任官方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长江局的领导范围不比北方局小。它领导13省地方党和新四军。其中，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有东南分局、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不含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省委、省工委、特委以及闽西南潮梅特委（原名闽粤赣特委，这个本来归项英的东南分局管，但他不想要）；江苏省委（范围包括上海）主要受中央直辖，具体工作由长江局指导；其他东南地区包括江西、福建（不含闽西南）、浙江省委、苏南、皖南特委和新四军由东南分局领导。

平津唐点线工委一度也由长江局领导。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沦陷，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离武汉，主要人员撤往重庆，一部分去湖北农村、一部分去西安，王明回延安。为了防止长江局尾大不掉的毛病重演，毛泽东决定把南方工作一分为三。11月9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原局，刘少奇从延安调到河南任书记（后中原局迁到皖东指挥新四军四、五支队，后与陈毅会合于盐城，改名华中局，领导新四军全军）；1939年1月5日，中央批准成立南方局，书记为周恩来，驻重庆；此外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以安抚项英，削去了周恩来在新四军的影响。后来项英死难，刘少奇夺取了新四军的控制权，而当时刘少奇是毛泽东最信任的诸侯。战国时期赵、魏、韩三家分晋的故事在抗战时期的长江局惊人的重演。

由于王明挟洋自重，手握南方13省重权，对延安不大听招呼，所以长江局这段历史往往被党内定性为过大于功。到了90年代，才纠正过来，认为长江局对党内、对全民族抗战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长江局的前期（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之前）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1、展开国共谈判，推动国民党走向全面抗战。1937年12月18日，王、周、博到达武汉，立即与陈立夫接触，21日，三人与蒋介石谈，蒋对会谈表示满意，成立了两党关系委员会，共方是王、周、博、叶，国方是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长江局在年底写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并与国方代表讨论，但蒋不想承认共方的平等地位，单独由国方发表《抗战建国纲领》。纲领是旗帜，国民党还是想独扛大旗。4月，延安改变策略，表示应赞助和拥护国方的纲领。在争取两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方面，王明等也做了努力，例如正式提出建立各党派参加的民族革命联盟，但蒋介石始终不愿与共方平等，只愿意采用遇事协商、临时约见的形式。这种约见式的谈判主要和蒋介石、陈立夫、何应钦进行，合计十多次。双方实质性的合作成果，一是国方邀请中共个别人员参加政府组织，如周恩来加入政治部，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并拒绝蒋介石派刘健群任副厅长）；二是推动成立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早在1937年底周恩来就向蒋建议把国防参议会扩大为民意机关，迫于形势，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这是个咨询机构，不是权力机关，参政员也不是民选的，而由国府遴选，国民党外的参政员比例很小，但这个机构的权力和代表面还是比国防参议会大，经中央和长江局协商，共方确定参政员7人有毛、王、周、博、董、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三是军事合作，周、叶派张爱萍到徐州会见李宗仁，周、叶还向白崇禧谈了台儿庄战役的意见。

2、迅速恢复、扩大南方各省的中共组织，长江局派了大批高级干部到各地指导重建组织。由于十年内战期间，南方中共各据点被国民党摧毁殆尽，恢复组织是首要任务，但这个事情并不好解决，搞不好就容易造成抗战后方的国共摩擦，所以经常要借助新四军和八路军办事处掩护。还要借助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利用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办训练班的形式掩护党组织的建立。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南方各地要迅速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长江局执行了这一指示。1938年1月，长江局在湖南特委基础上组建湖南省工委，高文华为书记；1938年2月，长江局派邓止戈、秦天真组建贵州省工委；3月重建广西省工委；4月撤销南方工委（管辖两广），组建广东省委；4月在皖中工委、安徽省工委基础上组建安徽省委，彭康为书记。本来毛泽东要求南方10个游击区建立10个特委，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地的特委已经升级为省委或省工委。在建立了省委的地区，健全省委内部机构并发展基层组织。例如湖北省、河南省增加了省委委员，省委内部增设了青委、军委（或军事部）。长江局督促湖北省委成立了汉口、武昌、硚阳区委（因为当时武汉三镇是政治中心），建立了鄂东、鄂南、鄂中三个特委和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项英在集中新四军部队的同时，恢复、组建了赣北、南昌、兴国三个特（工）委和14个县的组织。安徽几乎全省都成立了县委和县以下组织，河南省黄河以南（黄河以北属北方局管辖）64个县有59个建立了党组织，湖南建立了17个县委、10个县工委、5个特区委、特支或总支，广东有27个县建立了县委或县级组织，江西有60多个县建立了县级组织。抗战初期南方各省党的组织的大发展提高了党的地位，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解放战争准备了南方的组织基础。在党的力量薄弱的地方，长江局派出了大批干部。东南分局成立后，因为项英、陈毅在军中，方方未到职，长江局提请中央批准黄道为分局委员，随后增加袁国平、薛尚实、刘英为分局委员。为加强四川的力量，长江局向中央建议增调干部入川，且从延安抗大、陕公、中央党校选派一批四川籍学生回川。中央调抗大教员罗世文任四川省工委书记，长江局则派程子健任四川省工委组织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长郑伯克任四川省工委宣传部长、杨德基任重庆市工委青委书记。同样还请中央派遣干部到两广，派陈少敏、谢邦治、刘玉柱到河南，派张劲夫、彭康、谭光廷、刘顺元、喻屏到安徽，派聂洪钧、蔡书彬、陈泽云到湖南、派王国华到鄂豫边，加强了地方领导力量。长江局对各省的具体指导很详尽，在成立伊始的三个月内，召开了20次会议，专门讨论南方各省、各游击区和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工作，并作出了相应决议。此外，还通过走出去巡视和坐下来听取汇报两种方式了解下情。长江局派黄文杰巡视广东，解决了组织建设的大问题；派马子卿去云南，帮助统一了云南的党组织；东南分局采取巡视员制度，到辖区各地传达中央、长江局的指示，代表分局检查指导地方工作；各地党组织除了向长江局提交书面报告，河南、湖南、四川、贵州、江苏、广东等省党组织和东南分局、闽西南潮梅特委负责人都到武汉汇报工作。

3、广泛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统战是长江局的强项，后来也是延安攻击它的把柄，认为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但长江局在南方特别是在安徽的统战收效较大，可以和北方局在山西的统战相媲美。周恩来同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张澜、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交往都很多；王明、周恩来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来改为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彭泽湘还举行了两党会谈。在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特别是桂系的工作中，下了较大力气。李宗仁是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叶剑英、董必武通过安徽人朱蕴山的关系和李宗仁统战，在1938年2月成立了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后改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桂系大将张义纯任主任，章乃器、朱蕴山先后任秘书，代行领导（中共党员没有取得要职，这是长江局不如北方局的地方）。周新民、张劲夫等中共党员进入了这个统战组织，该省动委会下属40个县动委会干部和103个工作团的团员中也有一批党员，中共安徽省工委就是在动委会的掩护下迅速把下属特委、县委建立起来的。后来动委会300多名干部和1700多名团员绝大多数加入了新四军。但毛泽东还是指责鄂豫皖地区帮了桂系发展力量，没有抓自己的武装和地盘。周恩来还和李宗仁协商在五战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请中共的钱俊瑞、胡绳负责。在董必武推动下组建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桂系大将黄绍竑1937年11月调任浙江省主席，要求周恩来派人帮忙，中央和长江局陆续调了一批干部到浙江，其中长江局把参谋处的张爱萍派到金华的第三游击队（后来张调到苏北）。在河南省也和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程潜是一战区司令长官，周恩来派张友渔到一战区政训处任设计委员。长江局还指示河南省委成立了统战委员会和上层工作委员会，河南省委与当地的军事大员商震、张钫、张轸、刘茂恩、刘汝明、于学忠、冯治安、何基沣都建立了联系，与当地各专员、部分县长也有往来，其中五个县长加入了中共。1938年初周恩来在武汉八办会见何基沣，邀请他去延安，何2月去延安，后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何的77军掩护了中共一批干部在桐柏山区开展工作。长江局在推动川军、滇军抗战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周恩来会见了22集团军司令邓锡侯，邓部在台儿庄战役中打的很顽强，师长王铭章殉国，师长陈离带伤坚持指挥。陈离和中共关系很好，给新四军支援不少。早在1937年8月南京国防会议时，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和龙云会晤，商定建立电台联系。1938年初滇军60军抗战经过武汉，军长张冲会见了叶剑英、罗炳辉，要求中共派人，长江局参谋处派去的薛子正任张冲的秘书，甚至还担任了参谋长。后来薛子正担任60军军长卢汉的参谋。国民党嫡系张治中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中央和长江局派徐特立以八路军高参、驻湘代表身份对张开展工作。

4、以武汉为中心发动群众抗日运动。中共中央的意图是要打破国民党对抗日的统制和包办政策，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指示要加强民运。长江局执行了这个指示，把救亡团体、救亡报刊、救亡活动结合起来，使武汉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中心。当时影响较大的团体有民先、青年救国团（董必武指导）、文抗（周恩来指导）、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朱学范负责）、儿童保育会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邓颖超参加）。各省都办了抗日救亡报刊。在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更是以“宣传周”、“纪念日”形式有计划的组织群众运动。

5、加强对海外华侨的工作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由于12月政治局会议明确指示组建国际宣传委员会，具体由长江局领导，长江局主要在武汉和香港开展这方面的工作。1937年12月底长江局派廖承志、潘汉年去香港，1938年1月成立香港八办。周要求廖大力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宋庆龄根据中央建议，也于37年底离开上海到达香港。1938年6月，宋牵头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廖承志担任中央委员和秘书长。武汉地区的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下属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王炳南任组长的国际宣传组，负责翻译出版对外发行毛泽东著作，为共产国际刊物写稿，联系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与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并担任中共代表团接待国际友人的翻译；还有一个是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这里有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和外语人才（包括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鹿地亘夫妇），主要从事对日宣传，该处曾编印百万份传单，由国军空军飞机在日本长崎、佐世保空投，引起震动。长江局领导多次接见华侨代表，接受捐赠，周恩来给泰国华侨杜英回信长达八页，在《曼谷日报》发表，轰动泰国华侨界。到武汉八办访问的外国友人有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白求恩、爱德华、伊文思、艾黎、爱泼斯坦、吴德施主教等。荷兰导演伊文思计划去延安，被国民党阻挠，周只好让伊文思在武汉拍中共代表团的活动，伊文思还将摄影机、胶片赠送给中共，由吴印咸带到延安，为中共电影事业做了开创性贡献。艾黎和斯诺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多次与周恩来、博古协商，并使工合得到了政府资助及英美支持。周恩来和苏联、英国、美国驻华大使有多次交往。

6、顺利组建新四军。国共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谈判，从1937年8月开始。9月28日，国府军委会铨叙厅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毛泽东对叶挺并不了解，开始对叶挺的任命是抱有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的，要求叶挺去延安面试。10月12日，国府军委会正式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深知自己是光杆司令，手下的兵和干部都是共产党的，没有延安的支持，自己根本指挥不动，所以去了延安受训，并向何应钦提前通报，得到默许。毛泽东对叶挺的态度很满意，11月上旬中央正式同意他出任军长，并答应从延安支援一大批干部到新四军加强领导，包括副参谋长周子昆，参谋处长赖传珠，支队司令张云逸，后勤干部宋裕和，高级政工干部曾山、李子芳，黄诚等，还有一批团级干部如后来成为新四军主要战将的陶勇、王必成、吴焜等。但叶挺指名要的周士第、张际春，毛泽东并没有给，不知何故。中央指示叶挺会武汉组建军部，之前在10月底确定项英为副军长。直到12月，国共双方仍未就新四军的编制达成协议。12月23日，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就讨论新四军的组建，决定：项英目前主要负责军队工作；各地游击队应全部出动抗日，不必留1/3的部队在后方，主要是担心后方国共摩擦，而且新四军本身人枪都不足，应付不了军委会的点验，所以叶挺是希望集中人枪越多越好的，但之前中央的打算是留1/3人马不出动，一则怕上前线全部拼光，二则要留点武装保卫游击区，担心地主武装残杀共方人员家属。12月25日，叶、项在武汉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这是新四军成立的标志。26日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挂牌办公。27日项英电告延安，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相当于旅），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1938年1月初，国方核准中共提出的支队以上干部名单及编制。1月4日，项英率军部离开武汉，6日到南昌，1月底公布新四军战斗序列。根据中央和长江局指示，新四军分别在江南、江北集中。1月15日，长江局批准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向皖南集中。2月，新四军和东南分局领导人分头到各游击区传达集中指示。陈毅到皖浙赣，项英和曾山到湘赣边，张云逸到闽赣边、闽东、闽西南，还委托温仰春回闽西南，黄道回闽赣边，叶飞回闽东，张本人主要在福州活动，和福建省主席陈仪交涉，曾山还去了闽浙边。2月下旬，项英回武汉汇报工作，长江局肯定了东南分局集中部队和整理地方党部的成绩。3月25日，东南分局向中央和长江局详细汇报了江南部队各支队集中人枪情况。4月10日，三个支队全部到达皖南岩寺，军部也从南昌移驻岩寺，7月军部移驻泾县云岭。江北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和改编是长江局直接领导的。1937年12月29日，长江局召集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游击队负责人开会，肯定了他们的成绩。针对高敬亭不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不接受国民党单方面任何委任的指示，对上级领导有抵触情绪，长江局决议对高更加耐心的说服。1938年1月12日，叶剑英到黄安七里坪，对四支队进行整理。考虑到高的意愿，长江局请中央派戴季英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长江局还明确对高表示完全信任，将给予装备和干部的支持。3月8日，长江局委托戴季英、郑维孝转告高敬亭，希望四支队迅速参战取得前线胜利。此外，早在1937年8月，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已经改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国民党准备把它收编到政府军张钫所部，经周恩来交涉，该部编为新四军四支队8团。四支队于1938年3月分别从鄂东、豫南向皖西的霍山流波田童集结。湘鄂赣边部队向皖南集中编入一支队。在改编集中过程中，长江局和项英都很重视部队的巩固和扩大。事实上由于全军集中需要各部队长途行军，各部队中新兵占一半以上，所以逃亡现象普遍存在，巩固部队是个难题。1938年6月，新四军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确定了政工任务和方法。由于新四军是游击队改编的，普遍政治工作薄弱，很多制度都是靠延安来的八路军干部帮助建立起来的。长江局还注意搞好叶挺和项英的团结。1938年6月7日，根据叶的意见，长江局向中央提出建立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叶、项共同处理军政大计，得到中央批准。五六月间，长江局还派董必武、边章五到安徽舒城蒋冲，对高敬亭做了七天七夜思想工作，高表示服从党的领导，团结中央派去的干部，并将留置身边的手枪团开赴前线作战。

7、对华中地区开展游击战进行了初步部署，并训练了一批干部。1937年12月30日，中央曾有一个敌情判断和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发给长江局，认为敌占济南、徐州、蚌埠、郑州、开封为第一期作战，第二期将以占领兰州、武汉、广州为目标（除了兰州，另外两个是判断对了），要长江局向国方建议，国共共同建立苏浙皖赣边和鄂豫皖边两大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使进攻武汉之敌处于我外线包围之中，要陈毅支队置于皖南，高敬亭支队并增加一部置于皖北，另建立苏鲁军区（由八路军承担）。1938年元旦，长江局开会讨论，提出阻止敌对郑州、武汉的占领，争取3－6个月时间组织新的抗战力量，还派了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发动群众。1月7日指示河南省委发动广大的武装保卫河南。2月河南省委提出发展十万抗日武装，全党军事化。当时长江局还规定周骏鸣部留在鄂豫边，拟在当地搞一个军事中心，并设想在长江、黄河之间搞一个大的军区，由彭雪枫负责。长江局还抓了培养游击战干部、组织扶持地方游击武装两件大事。长江局委托董必武、博古与各方交涉合办训练青年的学校，指示鄂豫皖边、鄂豫边游击队开办训练班和教导队。从37年11月－12月开始，湖北省委由方毅主持在七里坪办了5期训练班，由陶铸主持在应城汤池办了4期训练班和汤池临时学校，在鸡公山和武汉也办班，全省训练2234人。在周、叶支持下，彭雪枫从1938年2月起，在河南确山竹沟办教导队（从山西调来）。至1938年10月信阳沦陷前夕，竹沟和信阳培养干部3000多人。这些人才是新四军二、四、五师干部的重要来源，但毛泽东也指责长江局为桂系培养了很多干部，因为各类干训班结业的学员并非都投到共产党部队，也有很多去桂系军队的。在组织地方武装方面，河南省进展较大。1938年春，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领导了1500人的武装，司令是进步县长楚博。5月河南省委派吴芝圃到睢杞太地区，建立豫东游击三支队，发展到1800人（这是新四军四师的重要来源之一），还成立了苏鲁边游击队1000多人。在敌人占领之前就成立游击队是河南省委工作的特色。在安徽，1月组织了寿县游击队，曾在5月一度攻占日军占领的凤阳县城；4－5月后还掌握了六安、巢县、无为等地方武装。周恩来指示戴季英发展皖中地区的游击队。周还在武汉会见流亡的东北青年军人和公务员，动员他们到皖东抗战，并亲自取名“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该部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枪，5月即挺进到津浦线以东。2月，湖北省委派顾大椿到鄂中组织武装。38年夏，江苏省委根据周的指示，加强对已经建立的游击队的领导，开辟了苏常太、澄锡虞游击区（这是后来新四军叶飞第六团发展的基础），在上海的青浦、浦东、崇明也掌握了小股武装。4月，广东省委也开始讨论军事工作，一方面做12集团军、专署保安部队、县以下自卫团的工作，主要是争取自卫团，一方面计划使古大存部小股红军游击队巩固扩大为新四军的一个大队。

8、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一报一刊筹备于南京，创刊于武汉，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具体工作由长江局领导。早在37年7月10日，周恩来在上海约见夏衍就表示要在国统区办一张党报。七八月间，周在庐山和南京谈判，与国方达成共方可以在南京办《新华日报》的协议，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签署了批准文件，周恩来和朱德请于右任题写了报头。10月，潘汉年和章汉夫开始筹备，不久撤到武汉。由于国方在注册上阻挠，先出版了《群众》周刊，于12月11日创刊，社长兼主编潘梓年，副主编许涤新负实际责任。12月21日，王、周、博见蒋，重提出报问题，蒋同意，23日长江局通过王明为主席的党报委员会名单。38年1月7日，长江局决定中央局的同志每周作一篇文章供党报采用，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创刊。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华岗（后增加吴克坚），总经理熊瑾玎，编辑主任章汉夫。对外设董事会，董事长王明。新华日报在山西、广州、重庆、西安设有分馆，其中广州、重庆可印刷航空版，在多个城市有分销处，销售最高峰每日3万多份（群众周刊最高峰是每期2万多份），在武汉就有1万份。新华日报在武汉时期主要是宣传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持久抗战，反对速胜论，它对抗战的战地报道是比较全面的，既有国军的报道，也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报道。在宣传中共领导和八路军、新四军高级领导方面也发了很多文章。38年4月2日，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指出，今后地方党必须把新华日报社论和《新华日报》《群众》《解放》（在延安出版）上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当作党的政策和工作方针来研究，必须在支部和各级委员会讨论。

长江局前期的主要问题是：

1、王明在党报党刊宣传右倾投降主义主张。王明一到武汉，就在《群众》周刊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美化蒋介石，说蒋将成为“不朽的民族英雄”，国民党是“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内没有什么法西斯派。而且王明否定、轻视中间力量，说“除了国共两党外，在中国的确没有其他的群众性政党”，“必须打破三人称派五人结党”的错误倾向。甚至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宣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以及轻视游击战，鼓吹运动战的思想，这个对华中地区甚至华北和八路军影响都很大。

2、王明违反组织纪律，把自己凌驾于中央至上。未经中央同意，王明在《群众》发表他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党。3月政治局会议关于要他一个月后回延安的决定，他置之不理。关于3月政治局会议如何召开的问题，长江局也是以命令的口气对中央发电报：长江局在2月23日开会作出关于政治局会议问题的决议，提出“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作为向政治局会议之建议，会期“以两日为限”，长江局与会人员会后“立即返汉”，24日长江局以这种指令性决议电告延安，令毛泽东和张闻天极为不满。另外，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书》，长江局于21日电告中央，未等答复，24日王明即送交国民党。中央认为该文有严重缺点，另行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25日电告长江局。当时，国民党大会尚未召开，但长江局借口来不及，没有撤回前者，而且还拖到国民党大会结束，以大会结束为由电复中央，竟然说“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了，“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这个电报从内容到措辞都是无视中央的。周恩来后来说，这是个历史教训，要引以儆戒后者。

以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为标志，进入长江局的中期。毛泽东针对徐州失守后的全国抗战悲观气氛，及时于5月26日至6月3日做了《论持久战》讲演。中央在5月底至6月多次发出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指示，以策应武汉会战。长江局的工作重心本应放在部署农村游击战争上来，但它未能完成这个转变，仍然坚持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工作和新四军的正规战、正面战指导思想，客观上限制了党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在华中的发展。

这个时期长江局的主要成绩是：

1、大力发展党员，取得显著成绩。38年3月15日，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长江局也发出了“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东南分局和各省省委也作出了相应决议。到38年9月，长江局13个省党员总计67780人（不含军队中的党员），占当时全国党员的27％（全国是25万），占38年3月后发展的新党员近一半（新党员15万）。湖北省实现了成百倍的发展，从37年10月的20多名党员增加到38年10月的3330人；四川省党员从38年4月的340人增加到3500人；6－8月，湖南省党员增加4倍，达到3000多人。在发展过程中还注意了对以往脱党分子的政审，严防异己分子、自首分子混入。还注意指示公开工作、公开组织与秘密工作、秘密组织分开，如东南分局指示坚决保持支部与区委绝对秘密，董必武指示湖北省委“群众团体尽量公开，党组织绝对秘密”。但长江局也发过盲目追求党员数量的指示，如规定某些省的党员发展倍数，有的还限期完成，导致拉夫现象。

2、以献金运动为标志，引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武汉的献金运动在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开展。仅5天时间，设置的6个献金台有50万人献金93万元。参加献金的来自各阶层，除了工农兵学商官之外，还有下层人民甚至宗教人士。7－8月，重庆长沙广州香港都开展了献金运动，香港献金达100万元。泰国华侨也献金100万元寄回国内。献金运动还影响了大批青年，从武汉到延安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有数千人。周恩来亲自向国方争取编制，在第三厅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还有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除孩子剧团去后方，其他文艺团体都派到战区。后来他们的关系都交给了各地八办。

3、统战工作有进一步发展。围绕国民参政会，开展活动。如38年7月6日至15日一届一次参政会，中共联合各党派反对汪精卫的加强德意外交案，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在华侨和国际工作方面，保卫中国同盟取得很大成绩，它成立的第一年就筹集了8万美元，10辆卡车，数千条毯子还有医药品，很多都设法送到了延安。白求恩和爱德华率领的两个医疗队都是由宋庆龄介绍经武汉到延安的。8月底中央和长江局还特派邓颖超到香港看望宋庆龄。10月10日，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东南亚各国成立了分支机构。抗战初期，经香港和广州两个八办介绍到共产党部队的华侨有1千多人。

4、组织新四军东进抗日。4月4日军部进驻岩寺后，项英决定派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当时国民党要对新四军点验。项英不等点验，28日即派粟裕带队出发。5月4日，毛泽东电告项英，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后，主力就可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创造根据地是大有希望的。此时，四支队率先挺进皖中，5月12日在蒋家河口首战告捷。14日中央书记处电告项英新四军应主动积极地深入敌后，项英即派主力东进，5月中旬，陈毅率一支队东进，6月与粟裕会合，14日突破封锁线到达茅山，17日先遣支队在江南首战告捷即卫岗战斗。7月，张鼎丞也率领二支队东进到达苏南。三支队则进入皖南前线部署于芜湖、宣城、铜陵、青阳之间。四支队展开于江北的舒城、桐城、庐江、无为一线，在棋盘岭、花子岗伏击敌人，并一度攻克无为、庐江。至武汉陷落，新四军作战134次，歼灭日伪军2697人，新四军主力部队也从1万人发展到25000人。日军为维持后方，不得不将宁、芜、镇一带的兵力从3个联队增加到3个师团，以对付新四军。

5、部分贯彻了中央关于部署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周、叶指示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后，朱马上沿平汉线、陇海线布置游击战争，动员了1万多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下乡。5月底河南省委在开封决定立即再创立1500到2000人的新四军，作为领导全军区游击战的骨干，准备在豫西山地和豫东平原开展游击战。6月还部署了豫南、豫东南游击战。周、叶派肖望东于7月率一个中队（连）和一批干部组成东征抗日先遣大队去豫东（这是新四军六支队的前身部队）。

9、10月间，在竹沟的彭雪枫根据周、叶指示率竹沟的主力东进与肖望东会合，编成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名六支队）。一个多月后，该部就从3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但战斗力不强，因为缺乏正规部队做骨干）。8月，长江局责成安徽省工委组织部长刘顺元组织皖东工委，领导淮南铁路以东的江北地区，省工委与戴季英商定以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作为皖东的抗日武装基础。董必武直接领导湖北的军事工作，但没有形成较大的部队。

这个时期，长江局的主要失误是：

1、王明和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相左，没有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上刊登《论持久战》。延安的《解放》周刊在7月1日刊登了该文，中央要求武汉刊登，但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登，中央提出可以连载，王明仍不登。迫于中央催促，才以《新群丛书》第15种形式刊出。该书总发行量突破了抗战以来出版界的纪录。王明是坚持速胜论的，不同意毛的三个战略阶段划分。7月7日他在《新华日报》提出用三年血战粉碎日寇，后来还指责相持阶段论是为消极抗战的路线提供理论依据。

2、没有全面贯彻中央的部署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导致一些地区丧失了发展敌后游击战的大好时机，例如鄂东皖西地区就被桂系军队掌握了。中央早就指示成立鄂豫皖省委，但长江局没有执行，在武汉的湖北省委干部也没有大批动员下乡。安徽方面，皖东特委成立后，不敢独立去皖东开展工作，反而一直依赖新四军四支队，留在皖中，到39年春才随部队东进皖东。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有七路十多万人，其中一些部队的领导写信给王明要求帮助，但王明没有理睬，后来该部队大多被桂系收编吞并，只有少数加入了新四军，这是因为王明怕和桂系撕破脸。福建方面，4月底5月初，王明召见方方，要求回去执行“不要武装、争取公开、下层秘密”的方针，王明没有向闽西南潮梅特委传达中央5月25日关于开展福建沿海游击战争的指示，福建失去了3个月的时机，到8月与长江局失去联系的特委才独立决定以武装工作为中心。江西方面，省委在敌占九江南昌线后，提出准备游击战争的口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省委对要求帮助的敌后地方武装态度冷淡，对游击战更没有独立自主的部署，导致南浔线游击队完全被国民党和叛徒掌握（叛徒即原红16军军长孔荷宠）。在苏南，新四军兵力被削弱，主要受项英部署失误的影响。6月23日，一支队刚到苏南不久，项英出于控制部队的考虑，函告陈毅，他有一个建立皖南根据地的计划，准备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后来项英还以第六团2个营为交换，将苏南的1团、3团调回皖南，导致苏南兵力削弱。项英的如意算盘是等待日军打通浙赣线和国军三战区部队后撤，新四军就可以在皖南、浙西敌后发展，但事态并未照他的设想发展。

3、指导思想的重点仍然是以武汉为华中中心，强调保卫大武汉。王明多次在《新华日报》强调保卫大武汉的意义，并过分乐观的宣称能够保卫。从6月到9月该报一直以社论形式宣扬王明的主张。8月6日中央曾电示长江局，保卫武汉重在发动群众，军事重在侧击敌后，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但王明没有贯彻。

长江局这个时期的错误，根子是王明的城市中心论、速胜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论，轻视农村游击战，幻想依靠国军可以速胜，过高的估计了台儿庄会战胜利的意义。以为保卫武汉胜利后，即可转入战略反攻，既没有相持阶段，也无须自己部署农村游击战。在七大会议上，周恩来检讨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动游击战争。”

长江局的后期，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纠正了错误，完成了撤离武汉前的各项工作。

38年7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中央通知武汉的王明等人去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但王明要求王稼祥去武汉传达，中央不同意。8月29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离开武汉回延安。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15日，周恩来代表武汉做了关于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确定六届六中全会日程。9月29日六中全会开幕，至11月6日才结束。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基本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会议期间，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这给人长江局犯了错误的印象），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升为东南局。周恩来、博古组织南方局，刘少奇组织中原局（负责长江以北的鄂豫皖和苏北），项英负责东南局。王明四大皆空。当时留守武汉的有叶剑英、凯丰、董必武，9月25日中央急电他们对武汉工作进行部署。30日，周恩来在六中全会作完统一战线报告后，即于10月1日返回武汉主持工作，主要是进行组织调整和准备撤离武汉。

9月25日的中央急电主要是：组织方面，依照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党报委员会和中央代表团五个方向布置；机关设置，中原局设在彭雪枫处，东南局仍在新四军军部，南方局暂与中央代表团及八办一起，准备入湘，党报委员会与八路军重庆通讯处设在一处；人员安排，董必武即行入川，凯丰待周恩来到武汉后也入川，叶剑英、李克农、黄文杰暂留武汉，在武汉的其他人员一部到中原局，一部入湘，小部随周、叶在武汉，在西安的人员准备入川；湖北省委的干部配置方向，大部到四支队郑位三处，派人到宜昌、襄樊主持，仅留少数人在武汉，随八办行动。周在9月底电示彭雪枫速去豫东发展。周还具体指示湖北省委的钱瑛、王函翰抓人员部署，要求省委今后抓游击战。10月周派黄文杰去广州布置广东的工作。

思想上也纠正了速胜论。10月7日，中央发出日军攻占武汉时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长江局收到后，周恩来写了1万多字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发表于7－9日的新华日报，再次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三个阶段论。武汉广州失守后，国军方面也对持久战理论更加重视。

10月，周恩来还三次会见蒋介石。4日谈六届六中全会中共对抗战和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转交了毛和王明给蒋的信件。蒋表示坚持抗战无问题。14日谈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问题（中共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但愿意加入三青团，试图以这个新的组织取得合法的公开的地位，王明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同，王明先是企图以民先来和三青团对抗的，后来蒋放弃了用三青团来溶共的设想）。22日，周陪同朱德会见蒋，谈八路军的扩编，增加经费和派兵到华中，以及国共合办游击干训班的问题。

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前夕，汪精卫大放和平烟幕。周两次电告中央，要派员参加国民参政会，以击退亲日派。

10月25日凌晨3时，周率领长江局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武汉，当天出版了武汉的最后一期新华日报。同日，日军占领武汉。至此，长江局结束。

此时，董必武、凯丰、博古已到重庆，周恩来、叶剑英去湖南、广西，一路经历了长沙大火、军委会长沙军事会议、南岳军事会议，就举办游击干训班和国方达成协议，还部署了湘桂粤闽赣五省党的工作，40多天后，即12月中旬，周、叶到达重庆，开始了对南方局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