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史话_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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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史话
第五章：晚唐至北宋时期道与术汇聚阶段的道教
1、皇道之宗
中唐至北宋时期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引起了道教中人的关注，陆希声、无能子、李约、王真就是比较突出的。经过他们的努力，这一时期的王道之术有了较大发展。
陆希声是晚唐道教学者，著有《道德真经传》等。他的思想以儒道调和为特色。他的思想特色首先体现在对体用关系的阐发上，提出“体本无用”“用因体生”，道为体，名为用的观点。在道物关系上，提出了道实用虚的观点。他还根据“道体名用”的本体论思想提出了“体道用名”的方法，“体道”就是循顺物之理，“用命”就是适应事变。这个体用模式还被他运用到了解释道与德、无为无不为的关系上，提出了道是“真精之体”德是“妙物之用”，体可以兼用，用不可兼体。道可以兼德，德不可兼道；以及“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关于如何在形而下的现实中把握道，他提出了“事理冥会”的观点。从事功践履来说就是要“动以照事”“静以照理”，“事理俱照”二者均不偏废。他还认为在实践活动中把握好事理关系的关键就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这种事理观对宋代程朱理学影响很大。
在王道之术方面，陆希声强调必须“以爱民为本”宽政于民，“上下相亲”“爱民如赤子”。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按照天道治理天下贯彻到身心性命层次，要“以百姓心为心”。权实关系是王道之术的另一个方面，他首先界定了权与实的内涵。“权”就是使偏离“正”后返还于“正”；“实”也就是“正”，就是清净无为之道。权出于实，自然也要反归于实，在权实关系中“实”是根本性的。《无能子》是晚唐因躲避战乱而不愿留下姓名的一位隐者的道家类著作，其宗旨是“明自然之理，极性命之端”，把宇宙论和性命观融会贯通，最终落实到社会、政治思想上。《无能子》认为，道浩荡无边，虚静应物，心本来的样子是如此。“自然”的心就是“无心”，无心首先是无是非、非别之心，其次是无欲、无私。无心而顺应时势就是无为，必定能无所不为。他还认为无心就是使气聚神和，为此就要顺于性，安于命。
李约是公元九世纪一位道家学者，著有《道德真经新注》。在王道之术方面，李约提出“以民为本”“爱国理民”的思想。
2、张万福与杜光庭的科仪之术
张万福是活动于唐玄宗时期的太清观道士，是继陆修静之后道教科仪的集大成者。他以“修道即修心”为指导思想，视上清经为最高品位的道经，认为持戒重在心戒，即在心中断除情欲，修善止恶。对蘸仪，他同样强调要落实到心，即必须心“诚”。
杜光庭是唐代末年另一个道教科仪的集大成者，其成就超过了张万福，对后世影响更大。杜光庭强调通融三教：“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他顺应内丹心性修炼思想鼎兴的潮流，把得到成仙的修炼归结到心性功夫上，提出了“灭心”的主张，就是使心静如明镜，不起波澜不产生欲念。“炼心”就是要处理好性与情的关系，断绝贪念欲望，驾驭住情，使它返回性，合于道。
杜光庭对于道与术的关系有自觉的认识，道非术无以自致，术非道无以延长，道与术相辅相成。修道成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伦理道德的涵育，他的《老子》
注释不同于前人的突出特点是非常强调伦理道德，这开启了宋代之后道教伦理之术的先河。在王道之术方面，杜光庭融会儒家的“仁政”“怀柔致远”和道教的“崇道”“尚柔”“清静”“无为”等思想。
唐代以来。道士们对斋蘸别出心裁，花样翻新，斋蘸仪式变得异常混乱。杜光庭本着天人感应的思想，把道教各派的斋蘸仪式统一起来，进行了整理和修订，使之规范化。他可以说是道教科仪的完成者。
3、钟吕陈抟学派的内丹学理论建构
晚唐时期，内丹术的理论逐渐成熟，到了唐代末年，诞生了钟吕陈抟学派，他们以《道德经》《周易参同契》《阴符经》的思想为主体，通过《庄子》与佛教禅宗沟通，吸收消化了佛教心性论的一些思想，再纳入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借鉴、改造外丹学的理论模型，初步把内丹学的理论体系建构起来了。主要代表人物是：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人。
钟离权、吕洞宾的思想大同小异，他们都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炼形、炼气、炼神位方法，系统地把前人关于内丹修炼的一些零星的思想总结糅合在一起，初步建立了钟吕派内丹体系。到张伯端集大成而著《悟真篇》使道教内丹学完全确立起来。概括起来，钟离权吕洞宾的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周易参同契》《道德经》为本，内炼成仙的原理是以人身一小天地的天人合一论为基础。内丹修炼涉及性和命两个方面，必须性命双修才能成功。他们是道教内丹派的开创者，对后来王重阳的北派全真教影响很大。
陈抟著有《阴真君还丹歌诀注》《易龙图序》等。他以象数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宇宙自然观，就是以最简单的数和象显示世界在奇偶性、有序性、同构性、对称性等方面的秩序。陈抟的思想对后人影响极大，他在《易龙图序》中的河图、洛书成为此后周易象数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图式。他力图用象数的方式去描摹宇宙，对宋代理学、周易象数学和道教哲学影响很大。通过邵雍、周敦颐，陈抟的思想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4、晚唐至北宋道教的总体特点
首先，在这一时期，受政治失范、社会失序的影响，在道德阐释方面，皇道之宗取得了与重玄之宗并驾齐驱的地位。
其次，外丹术明显由盛转衰，内丹术逐渐得到重视而取代了外丹术的优势地位。总体来看，这是一个外丹和内丹并存交替的时期，内丹术深刻影响了道教理论的发展，使得道教关注的重心由外在的天道自然向心性义理方面的转化。
在内丹学催生的历史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道教理论家，这些道教理论家的工作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
但是，道教此时已埋下了衰落的根源，以林灵素为代表的神霄符箓派道教徒腐化堕落，引起了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的憎恨和不满，这是符箓派道教失去士大夫阶层信仰的开始。再则，就整体道教而言，从宋徽宗时起，道教彻底蜕变为帝王维护统治秩序的御用工具，道教鲜活的生命力开始下滑了。
总之，晚唐至北宋是道，术汇聚的阶段。
第六章：南宋至明代中期道与术圆融阶段的道教
1、太一教
太一教是金代在北方出现的一个道教宗派，并在元末衰微绝传，他的创始人是萧抱枕。太一教很强调儒家伦理规范，掌教者一律改姓萧，以示师徒之间尽父子之礼，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太一教具有浓厚的民间宗教的特点，教徒文化、宗教素
养甚为低劣。
2、大道教
与太一教产生几乎同时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另一个新的道教派别——大道教，其创始人是刘德仁。大道教的创教宗旨是让人在谋生活动和伦理实践中“清净其心”，归返“众妙之门”的大道。它的戒律也很简单适用，基本上是伦理规范和处事信条。大道教实行出家的教团制度，历任掌门多出身贫寒，作风平易朴实，这决定了它难以普及到上层社会，到元代末年已基本衰微了。
3、全真教
全真教分为王重阳创建的北宗和以张伯端为始祖、由白玉蟾创建的南宗。在教义上，又存在着清修和阴阳双修两派的区别。全真教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体，教徒的文化宗教素养很高，著述甚丰，他们的政治、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1）南宗
张伯端著有《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等，他的思想仍属于钟吕一系，他明确反对烧练外丹，主张修内丹功法。张伯端的思想以《周易参同契》《道德经》为根本。《悟真篇》的体例结构师仿照《周易参同契》所运用的易学象数模式，它的内丹理论的框架同样也与《周易参同契》中的易学象数模式相同。
道教历来强调无为，晚唐以来的内丹学派则多谈有为，这就遇到了如何处理无为有为的关系问题。张伯端明确了这一点，认为在命功阶段是有为，在性功阶段是无为，要以有为求无为。张伯端继承了钟吕的性命双修思想，又结合了陈抟的《无极图》的内丹思想，把性命双修思想作了发展。钟吕的“和光同尘”思想也为张伯端所接受，他把行善积德的伦理实践作为内炼成仙的基础。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张伯端直截了当地宣称“三教合一”。禅宗讲“明心见性”、内丹学讲“全性养命”，儒家讲“复性明理”，三者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心理上追求清净虚明，无私无虑；生活上追求自然恬淡少私寡欲，也是三家一致，所以张伯端认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张伯端把内丹修炼划分为“先”“次”“终”三个阶段，始则由儒入道，次则由道参禅，终则摄禅释性，从而把性命双修的思想完全贯彻到三教合一的观念中去，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内丹学说。
白玉蟾是张伯端的弟子，他建立教团组织，是全真教南宗的真正创立者。白玉蟾和张伯端一样援禅入道，并把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思想发展的更加周密细致。他的内丹学说以精、气、神的修炼为核心，并认为“神是主，精气是客”，强调炼丹就是炼心，也就是炼神而归性、复命、合道。白玉蟾反对传统的肉体飞升的说法，认为肉体是要死的，不死的是“神，修炼的目标就是“圣胎圆成”“阳神出窍”。全真教南宗继承张伯端和光混俗的思想，不做职业道士，居家修炼。
（2）北宗
全真教北宗的创始人是王重阳。北宗全真教倡导三教一致、三教平等、三教合同，并在初期奉行简朴的生活方式和绝对禁欲主义的信条。北宗在修炼上强调清静自然、淡泊无为；在修炼的目标上，北宗认为修炼到阳神出窍后，一旦天帝召见，便可抛下皮囊，飞升成仙长生不死。这实际上否定了传统的肉体飞升的观点，变为追求精神即阳神不死了。在实际的修行上，北宗主张先性后命、重性轻命，并且非常重视实修实证，将心性内丹修炼称为“真功”，把济世度人的践履称为“真行”。
（3）南北宗合流
在元代统一后，由于北宗受朝廷褒扬而位尊势重，南宗不得不在元代中期以后
并入北宗。李道纯、李月溪、陈致虚等人在理论方面推动了南北宗的融合。李道纯是元初著名道教理论家，他把全真教的三教合一宗旨从传教的权宜之计推进到了思想理论圆融的程度，他的《中和集》的主旨就是三教合一，教虽为三，其源则一。陈致虚的《金丹大要》在内功丹法上融南北二宗丹法为一体并做了细致的阐述，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北宗祖师王重阳和刘海蟾并列（二人同师吕洞宾），而把南宗尊为祖师的张伯端等南宗五祖作为王重阳的晚辈，这个谱系为二宗合并后共祀祖师奠定了基础，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二宗的合并。
4、净明教
净明教是尊崇许逊为教主的一个道教宗派。南宋末年以后，理学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地位上升，影响日益扩大。净明教受理学影响非常深，几乎可以说是理学在道教中的翻版。净明教用朱熹的正心诚意来诠释获得净明大道境界的方法，吸收了理学惩忿窒欲、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他的修炼目标就是净明的精神境界。净明教作为一个道教宗派的活动并不成功，但它的思想却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元明两代的统治者及士大夫对它的教义都颇加赞赏。
5、新符箓派与正一道
正
一、上清、灵宝是道教中的三大符箓宗派。南宋时期正一派受命统领三山符箓，元代之后正一教进一步壮大起来。除了三大宗派以外，南宋至明代中期的符箓类道教宗派还有神霄、清微、天心等小的宗派。江南道教诸派联合形成正一道。正一派道士可以不住宫观，可以娶妻生子。正一道以《正一经》为共同信奉的经典，主要法术是画符念咒，斋蘸祈禳。江南各派的教义、法术差别不大，这些符箓派别逐渐走向融合，向全真教靠拢。就全真教而言，这一时期也大搞符水祈禳。所以，总体来看，元代以后，道教诸派逐渐走向融合。
6、南宋至明代中期道教的总体特点
南宋至明代中期，道的阐释有明显向老庄道家复归的色彩，这一时期融汇三教的程朱理学在南宋末年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三教融合实质上变为儒学为主，佛道为辅。
这一时期外丹术继续衰落，内丹术是道教法术的主流。随着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王道之术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氛围。这一时期道教伦理之术去的重大发展，每个宗派都大讲伦理道德。
道的圆通，术的整合与精深，使道与术之间达到了圆融，这是南宋至明代中期道教发展的总体特点。
第七章：明代中期以后遁道化术阶段的道教
1、正一派的衰朽
这一时期，正一派道士的品行修养和理论素养大不如前。上层道士聚敛财富、腐化堕落，下层道士则不思学道，利欲熏心，以法术坑蒙拐骗，自欺欺人。在法术的灵验方面也大不如前。
2、全真教与东西南北中五派
全真教从元代时“七真”就各传一派，但这些支派在社会上影响都不大。明朝廷不重视全真教，全真教中也很少出现高道，因此在明代全真教就比较萧条了。总之，在明代中期以后和清代，除了与官方关系密切的正一派外，在野的道教宗派就是与全真教关系比较密切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支派，但都比较萧条。
3、道教理论的普及
明代中期以前，道教的道已圆融，道与术的关系也已圆融，明代中期以后从总体而言道教学者们进行的是道教的普及工作。明清两代，道教义理通俗化、世俗
化，脱离道教教团而普及到民间，大部分人不进道观、不依靠道士，只是在日常生活中靠道德修养信奉道教。这一点的重要表现是劝善书的流行，流行的劝善书主要是《太上感应篇》《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理》等。
4、道教的衰落
明代中期以后道教开始步入全面衰落，清代道教势力单薄，组织松弛，系统教义无人继承，道术流于歧途和浅陋。
道教的衰落是一系列原因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原因主要是道教为了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依附于统治者，为统治者所利用，形成了适用于统治者需要的封闭、保守模式，从而丧失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力。内部原因是道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传播必须通过语言进行，但道教的道具有抽象性、玄虚性、模糊性、非本质定义性，从语言固有的局限性来说是确实不可能讲清说透的；道教的术也是隐语漫天，具有操作的个体性、不可重复性，表述上的语言模糊性逻辑随意性。总之，道教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内丹术。但是内丹修炼是个人在私人空间内就可以进行的，基本上不具有社会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德宗教，道教的寿终正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5、明代中期以后道教的总体特点
明代中期以后，道的因循、术的精致与深化，是道教趋于衰败堕落的总特点。
第八章：未来道教的诠道改述
1、道教的精髓
热爱生命、崇尚科学、追求实证、向往自由、讴歌太平，追求畅通无碍和整体完善，是道教的真精神。
2、道教对构建新的价值、意义体系的意义
道教未来的复兴，取决于道教界在对道的阐释上能否因应西方哲学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挑战而进行综合创新，并符合现代条件下中国人的精神需要，还取决于道教界对自己术的改造。
道的创新，术的改弃，诠道改术，是道教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