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_遵义会议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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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并逐步走向胜利。

关于这一点，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作了高度评价。大家知道，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引导党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展开了农村中的斗争。经过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指导思想符合实际，各地红军、游击队和他们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欣欣向荣，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整个革命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者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支持而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排除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在几年中，错误领导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坏掉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直至造成红军被迫退出南督革命根据地，并在行军中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灭的危机。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红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干部，使大家觉悟和团结起来，积极要求纠正“左”倾错误。主要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推动，党中央在紧急关头召开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当务之急的党在军事上的错误，这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的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就不可能在国民党军队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很难设想后来能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期间曾深情地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二点，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在这以后，中国革命摆脱了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应当指出的是，遵义会议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在客观上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在红军长征前夕的紧急情况下，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中断，这反而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创造了客观条件。遵义会议解除了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在中国红军中指手画脚的李德的兵权，批判他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这是中共党史上在排除了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果断举措。

在遵义会议后，我们党逐渐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种认识在遵义会议前对全党来说是没有的，当时党内流行的倒是与此相反的倾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限于绝境。”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迷信“本本”，不照搬外国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实践表明，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是采取非科学的、窒息创造活力的“本本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

说，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遵义会议后，我们党之所以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和决议，“远方”来的任何意见，是否适用于中国，如何应用于中国，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固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为解决革命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不是从原理演绎出结论，而是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具体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党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提供了新的观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过去的革命时期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因此更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拓、务实的科学创造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创造精神。

第三点，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遵义会议以前，党在组织生活上流行着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党内的思想斗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它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分清原则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以后，曾在长时期清理３０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但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工作，积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与改正错误，并耐心地等待其觉悟。这为后来党的建设特别是坚持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点，自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在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二同志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从此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伪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上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中，没有正确的领导，是干不好任何事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