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红歌,弘扬大国学_重温经典唱响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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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红歌，弘扬大国学

黑格尔以为：哲学史的结果不可与人类理智活动的错误陈迹的展览相比拟，而只可与众神像的庙堂相比拟。这些神像就是理念在辩证发展中依次出现的各阶段。

这是一段值得玩味的言论，充满了辩证法，既是否定之否定，也是存在内在的连续性。否定之否定是以善为皈依的，当我们关注的是存在中的善，那么“人类理智活动”就不是以“错误陈迹”展览，而是以“众神像的庙堂”显现。如同对毛泽东思想的判断，如果只是嗜血于革命中的冲动，或异状――例如只看到张红兵的轼母案，我们否定的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更现实的是否定我们自己――例如否定中国工农翻身得解放后确立的政治地位，而重新沦为以茅于轼为代表的地主老财们的奴隶；如果我们正确看待毛泽东思想，我们当然能够意识到那是大善的集合，是中国工农能够站起来的精神支柱，是从社会主义达于共产主义的信念。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中华文化中诸“神像”在现代的一个，是“理念在辩证发展中依次出现的各阶段”中的现阶段，当然我们能够明白，黑格尔在这里阐述的内在即中国文化中的“道”，它是因阴、阳所规定的“善”与“连续”。毛泽东思想并非道之所止，却是大道之行。

黑格尔因此提出面对哲学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面对文化的态度，黑格尔说：

“所以哲学史总有责任去确切指出哲学内容的历史开展与纯逻辑理念的辩证开展一方面如何一致，另一方面又如何有出入。但这里须首先提出的，就是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

因此而理解黑格尔的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我们就不至于匪夷所思了，欣赏这种境界：

“在有时间性的瞬间，即消逝的假象中，去认识内在的实体和现实中的永久。其实，由于理性的东西在它的现实中同时达到外部实存，所以它显现出无限丰富的形式、现象和形态。”

这种欣赏的乐趣常常令人痴而流连，例如人们评名教授季羡林为国学家的时候，他推委其誉，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大国学，即包括中原的国学，也包括北方和西部的少数民族文化――如藏传佛学和伊斯兰教。袭用季羡林的“大国学”概念，更准确地说，大国学指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这里的大国学是相对于中原的文化——即以孔孟之道为主要内容的国学而言。大国学与国学之间即有继承性，也有发展性，冯友兰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在于此，当然也符合黑格尔关于哲学的论证，更主要的是，它是中华文化演变的必然。这种必然显现于，烽火散尽、喧嚣止息，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全新的文化的硕果。

例如战国烽火之后、焚书坑儒烟灭，我们看到“公天下”的出现，统一的度、量、衡的出现；

例如发生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喧嚣止息，中国人的新民主主义观念形成——中国工农求解放的革命因此发生，而白话文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这是中国启蒙的充要条件；

例如新中国诞生、文化大革命发生，当一切平静，我们发现涵盖全中国的大文化的出现了——在现在看，基于正、反面的推敲，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如同现代深入人心，普及中华。

壶公评论写于2013-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