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_上海工会负责人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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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抗联总司令赵尚志的妹妹。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地称她“瘦李”、“李姐”，当地战士们则亲切地称她“我们的女政委”。她率领抗日健儿转战于绥滨铁路以北的侯林乡、宋家店、黑龙宫一带，艰苦卓绝，奋勇杀敌，威镇敌胆，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她的威名使敌人闻风丧胆，日伪报纸也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并登出告示，悬赏捉拿她这个“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1935年11月15日，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赵一曼主动要求留下掩护。她率领的150多名战士被敌人包围在左撇子沟，经过一天浴血奋战，击毙日寇30余人。激战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后与4名同志潜入小西北沟窝棚里养伤，不幸被特务探知。3天后，在敌人抓捕她时，她又腿部中弹，右腿被打断，露出了骨头。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结果被捕。

为了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的活动情报，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的日本宪兵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拷问。敌人竭尽所能，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却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罪行。凶残的日军见她不肯屈服，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痛得她几次昏了过去。而一旦醒来，她又总是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她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助她逃离日军魔掌。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几经辗转，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聿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甚至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尚志市)的火车。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当年临产的时候，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陌生的好心妇女的半间砖房中。在往上海找党组织的途中，她身无分文，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受尽了干辛万苦，几乎在上海街头把孩子卖摔。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当天，匪徒们用枪弹和刺刀夺去了赵一曼的生命!她时年仅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