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文章_信息经济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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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散文是普及经济学知识、培养致富头脑的一个重要形式和载体。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脚步的加快与深入，一批批有眼光、有头脑的经济学家有感于国人在经济常识方面的匮乏，开始写起了散文、随笔，向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受到了广泛欢迎。

出版真活跃

自１９９３年以来，经济学散文出版在不知不觉中蔚然成风。

以茅于轼先生《生活中的经济学》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在社会流传甚广，其中茅先生这本著作更是多次重印，至今长销不断，成为普及市场经济原理的一本经典之作。

经济学家周其仁、樊纲、汪丁丁、张曙光、陈彩虹、夏业良等也先后推出了他们的经济学散文集。如周其仁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版），樊纲的《发展的道理》（三联书店版），陈彩虹的《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三联书店版），梁小民的多部作品如《经济学的开放》（北大版）、《小民谈市场》（广东经济版）、《小民读书》（福建人民版），汪丁丁的多部著作如《直面现象——经济学家的实然世界》和《走向边缘 ——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三联书店版）等。

自２０００年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新观察系列》，作者囊括了经济学散文界的各位“大侠”，不仅收入大陆经济学家的散文，而且还包括了港台和国外的华人经济学家的散文。目前这个系列已出版张五常系列３本、王则柯系列２本、汪丁丁系列５本、林行止系列３本、熊秉元系列６本、周其仁１本，即将出版的还有杨小凯、薛兆丰、黄有光、梁小民、盛洪系列等。从市场反应来说，每本书的销量都超过了一万册。

此外，分册出版的经济学散文著作也接连问世。如三联书店出版的《经济学家札记》已出到第４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经济学名家随笔》出到第３册，广东经济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已出到第６册等等。

以上数据仅是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它说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者加入到经济学散文的写作中来了，经济学散文创作队伍正日益壮大。

报刊生力军

经济学散文的“热力”除了照亮图书外，还在报纸和期刊上赢得广泛青睐。

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杂志书《经济学家茶座》自２０００年６月出版第１辑以来，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内容和轻松、休闲、高雅的定位，得到了经济学界内外的高度评价与喜爱，有“经济学界的院士科普书”之美誉。据《经济学家茶座》的责任编辑介绍：“《经济学家茶座》每辑均荣登北京风入松书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等畅销书排行榜，媒体反映也非常热情，现在已出到第１０辑，前景非常看好。”

在报刊上开专栏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知名的政经或经济类报刊都辟有经济学散文的专栏。其中茅于轼、梁小民、樊纲等开有多个专栏，其他如深圳学者薛兆丰在《书城》杂志、上海学者张军在《新民周刊》、北京学者汪丁丁在《财经》杂志、党国英在《２１世纪经济报道》上开有专栏。

走红是必然

经济学散文为什么一片火热？茅于轼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人们有很多困惑和问题，需要经济学家来解释和澄清。人们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有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好还是不好，都需要研究，人们都关心。比如以前人们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现在人们讲‘一切向钱看’，这就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大问题啊。”

薛兆丰先生认为，经济学散文现在风行的主要原因，是读书人突然发现，经济学对社会的解释能力比其他学科强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喜欢思考国家大事，关心经济的兴衰，探索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变的是他们偏爱的理论工具。他说：“过去２０多年来，文学、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还有科学哲学，都曾经在求知欲最强的学生和青年当中风行过。但它们要么太主观，要么太抽象，要么太难捉摸；相比之下，经济学不仅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有独到的解释，它自身还是成体系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定律很简单，术语也不晦涩。经济学散文里面谈论的事情，大部分是经济学原理的生动运用。读者不仅感到有趣，还能举一反三，学到思考的方法，这是经济散文风行的主要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工商大学梁小民教授认为：“在我看来，经济学散文就是用轻松活泼的文字谈经济学话题，有别于论文之处在于它的形式活泼和文字简短，有别于其他散文之处在于以经济学为话题。经济学散文兼具文字优雅的散文特点和言之有理的经济学特点，因此受到读者青睐。这正是经济学散文走红的原因。”

大众是导向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与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是传播、普及学科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让经济学亲近大众，是每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经济学散文作者的共识。

茅于轼先生认为：“我最大价值是在写作上”。他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笔来普及经济学。“如果研究诸多历史经验以及事物背后的经济规律，不仅现在大部分错误是可以提前避免的，而且人们可以做得更好。”他愿意通过自己的书和文章，告诉大众该如何致富，如何有一个好的道德前景。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茅于轼近年写的大多是经济随笔，以达到他“浅显、科普”的目的。而茅于轼最希望的是政府官员能看到自己的书，“因为他们影响中国的发展”。还有就是学生，“他们有可能是未来的政府官员”。他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里面提到：“最近有机会到几个省市去考察，接触到负责项目、计划、筹资、定价等部门的领导。他们对情况都很熟悉，对事物的分析也相当深入，可是无例外地对经济学的知识非常欠缺，对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完全不了解，只懂得价格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这些政府官员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配置效率的高低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这种情况说明，普及经济学知识实在是当务之急。”

为何“不务正业”

经济学家写经济学散文的目的或出发点是什么呢？是出自兴趣，还是为了普及经济学的知识和思维？

茅于轼先生说：我１９８７年从美国回来，到社科院的美国经济研究所工作。那时社科院有本杂志叫《美国研究参考资料》，那本杂志的编辑向我约稿，让我每月写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经济是怎么运作的。当时很多人对我写的文章很感兴趣，那本杂志的销量也越来越大。很多人给我写信，要我继续写下去，我的亲戚朋友知道我写了这些文章也问我要，我觉得既然大家都喜欢看，于是以后就越来越用心去写了。这就是我写经济学散文的缘由。我现在写经济学散文，主要是为了普及经济学知识。

党国英先生说：对我来讲主要是有话要说。有的报刊文章看了让人生气，自己便有了说话的愿望。现在的大话、假话、错话太多了。我觉得一些经济学家、法律专家等应该站出来说话，纠正错误，这样对社会有好处。

写作目的不一样，经济学家给自己的定位也不同。茅于轼先生认为：“经济学家也有各自的优势，各有长短，有的更适合于搞研究，有的更适合写些经济学散文，普及经济学的知识。而且经济学散文也不是每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可以写好的。”

党国英先生还说：“现在中国实际上缺的是常识，与其都去搞科研，还不如多做些知识普及工作。少数优秀的、有条件的的学者可以多下工夫去做科研，年纪大一些的可以多写点经济学散文，像茅于轼、梁小民先生就可以多写一点，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在尖端领域，不可能有很多人的，做出成绩的更不可能很多。就现在中国的资源和需要而言，相当多的人还应该做好教育工作、普及工作。”

薛兆丰用经济学的方法谈经济学家如何分配时间，他说：“经济学家如何分配时间，是根据收入的比例来定的。希望不会有经济学家声称自己是经济规律的例外。”他谈到了国内外经济学家处理学术和写作的不同关系：“在国外，搞经济学研究的教授工资都足够高，只要写充满方程式的论文，对自己的学术上级有交代，就可以过好日子了，用不着分心去写经济散文。但在国内，教师工资低，靠写方程式不够，所以都得接一些课外的培训、讲演、课题研究、媒体约稿等等。”

合唱中的杂音

经济学散文虽然高潮迭起，但其中也不免掺有沙子。

梁小民先生说：“依我看，有些人也许由于写得太多，难免自我抄袭，有些文章免不了故弄玄虚，也有些文章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记得一些文人写自己的孩子，甚至自己的狗，其实那些事与凡人没什么差别，写出来倒了别人的胃口。经济学家写散文千万别走这条路。”他认为正如花园要有人除草、灌溉一样，经济学散文也要有人扶植、批评。这是经济学散文园地永远是春天的保证。

薛兆丰先生说：“我曾经批评过某些经济学散文作者信口开河，现在我的看法有所改变了。我仍然认为他们信口开河，但我意识到有些读者就是喜欢信口开河。有人喜欢故作高深地写，也有人喜欢故作高深地读。”

汪丁丁先生说：经济学散文，或者任何其他专业学者写的随笔与时评，无非都是话语权力的代表。我们明白，话语权力时刻都有转化为“霸权”的倾向。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总会保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批判性思考，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性思考，足以消解来自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话语霸权，从而防止了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霸权对于个体自由思考的权利的压抑。我认为，从来

就没有天然健康的社会。凡社会，都有来自社会内部的努力，要祛除社会的某些疾病（时弊和痼疾）。正是这类努力，每日每时维持着社会的健康。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里，见不到这类努力了，我会很悲哀，因为那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不再是健康的、甚至不再有生命力。经济学散文，它如果已经流行起来了，那么，我希望它保持和发扬经济学的批判性思考，希望它不要压抑了来自人类其他知识领域的散文和思考。

会不会热过头

虽然现在的经济学散文越来越多，但能够从司空见惯的事情背后挖掘出经济学的道理，让大家恍然大悟的文章太少了，写得一般的有点嫌多。那么经济学散文写作是否应该降降温呢？

党国英先生说：“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学散文远远不过头。现在不是热的问题，而是不够的问题。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里，经济学和法学最受欢迎，因为这两门学科讲道理，而且有自己的体系。其他一些学科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太多。”

薛兆丰先生说：“中国读者市场很大，有意思的经济现象多如牛毛，所以经济学散文风行，没有什么不正常。更重要的是，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要，萝卜白菜，由思想的市场决定。”他还表示：我花在每一篇散文上的功夫太多，又拿不到“辛迪加”水平的稿酬，所以我的经济散文是写多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贺学会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经济学散文的火热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我们还应该问的是，经济学家本身和媒体对经济学随笔配置如此之多的社会资源是合理的吗？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可不能忽视其自身的资源配置问题。”他认为应该提醒一些高产的经济学散文作者：“随笔不过是一种有感而发地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已。如果为了随笔而随笔，为了知名度而随笔，为了稿费而随笔，不仅会破坏自己严肃学者的形象，还会使自己江郎才尽，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更会因为思想匮乏降低随笔的质量，从而最终失去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