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人口经济比较_亚洲人口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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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人口经济制度的阶段比较

王孟津（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中日韩三个国家因为地理、历史原因具有很强的发展趋同性，具有共同的人口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引领着东亚经济快速发展。在人口经济制度方面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第四个发展阶段。经过研究认为契约关系是中日韩在人口经济制度发展变革中共同的认同点。从战略发展来看，及时调整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合理分配、推动公共活动效率透明化是实现这一地区完成人口经济制度巨大变革的关键措施。

关键词:中日韩、四阶段发展、契约关系、利益合理分配

一、具有共同相互跟进式发展的经历

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超过了日本，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历史长期研究的结果证明，19世纪中叶，包括日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圈的份额，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占全球生产量的50％以上。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实现了飞跃发展。20世纪由于中国和印度发展停滞，日本战败，1950年东亚经济圈的GDP份额跌落至10％左右。

麦迪森的研究还显示出，从1950年到1958年左右，在GDP规模上，中国曾经超过了日本。但是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尤其给农业生产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最近，英国学者在其著作中对地方图书馆等处留存下来的数据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日本却实现高速增长超过了中国。按照麦迪森的推算，日中两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再次发生逆转是在90年代初期，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推算则是在21世纪初。IMF的计算显示，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比较GDP，中国的GDP已经达到日本的两倍。如果再把中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东亚圈的GDP加在一起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那么已经超过了欧盟，接近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圈（NAFTA）。

毫无疑问，GDP规模是表示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不过如果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那么人均收入如何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所占比例，中国、日本和韩国在这一点上具有共性。

二、曾有过相似的工业化初期条件

（一）经历相似的农业经济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之前的季风农业时代，小农经营的经济具有绝对重要意义。那个时代在小农与小农之间或者在小农与地主之间，土地的租借合同的缔结方式，即使中日韩三国的制度出现差距，各具特点，实际上以过程依存（path-dependent）的形式至今仍然影响着各种社会关系的规则和政治权力。在从小农经济出发，如何向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作为工业化的初期条件，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日本在1887年为73％，韩国在1963年为63％，中国在1952年为83％。中国在1979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时，也仍然达70％多。这一数字表明，人口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流动是人均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从农业就业的比例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来比较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就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的沿海地区大致相当于日本的20世 1

纪60年代末期。有关专家从很早以前就对电费、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各种各样的指标进行了比较，并指出，现在中国的状况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状况非常

相似。

（二）都享受过“人口红利”。根据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的“无

限制劳动供给”理论，过剩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可以使GDP

增加。现在的中国正在不断接近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从农村无限制地提供只

领取生存工资的劳动力阶段已经接近终点。

从人口动态方面来看，如果把中国向日本移动20年，就会出现完全相同的状态。中国在2010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达到了高峰。查看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比例可以发现，日本的老龄化速度远远快于中韩两国。但韩国的老龄

化也在急剧恶化，中国与日韩两国没有多大差异。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决定因素在于人口怎样变化，其中尤其是劳动力人口与

非劳动力人口（儿童和老年人）的比例怎样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此外，由于

传统型的家庭经营农业与工业及服务业的生产率之间存在差距，因此，可以再分

解为脱离农业的就业、在农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结构变化的比例、以及非农

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这三个要素。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部分，还可以进一步分解

为资本劳动比例的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两个要素。

对此如果根据以上核算指标进行恒等式推算，就能够表示其深层的动态趋

势。结果证明，中日韩三国之间出现了非常相似的动态过程。在日本和韩国的高

速增长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为8％，中国也有过8～9％增长的时期。这种高

速增长时期，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流动与劳动人口增加这两个因素相加，具有可

与劳动生产率匹配的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期，同样劳动力从农业流出，也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

（三）相似的人口结构。另外，从人口比例的影响来看，在高速增长之前，出生率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在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人口增长的高潮。从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半期的*时代，人口也有所增加，进入

80年代以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新生婴儿经过15～22年后，就逐渐成为人均国

民收入增长率的源泉。这就是人口统计学上所说的人口红利。

在下一个阶段，日本和韩国的状况依然非常相似。从农业转移的人口逐渐减

少。韩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受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影响，20～29岁的人有

20％去外国工作。所谓外国是指伪满洲和日本。由于这些历史缘由，在韩国，劳

动力从农业流出的状况很快就告一段落。日本在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等而对劳

动进行了调整，因此劳动力人口比例出现了消极负面影响。

进入下一个阶段以后，在劳动人口的贡献部分中，负面影响可能增加。要想

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缩小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即农业本身的高度发展也可能对人均国民收入做出贡献。

韩国虽然现在的劳动生产率非常高，但社会老龄化的结果，可能走日本型老

龄化的老路。中国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但是正如对刘易斯拐点进行讨论的那样，在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过程中，今后会出现相似局面。

三、人口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具有可比性

（一）人口经济发展四阶段。对于中日韩经济发展阶段可以做如下思考：首

先在第一阶段工业化以前阶段，自耕农和佃农的小规模自营农业在经济中占绝对

优势。其表现为在经济中如何实施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在过去大约20年中，制度分析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应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 Cecil North）和艾夫

纳·格瑞夫（Avner Greif）等人的研究成果，弄清了如何实施契约是问题的焦点之

一。他们对讨论的关注在于城市中的商业契约是如何得到实施的，尤其是如何获

得了国家作为第三方强制执行（third party enforcement）的支持，这就是契约关

系的维护，是测定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指标。在东亚经济中，农业的土地租借契约

是如何得到实施维护的，是一个共同重要的特征因素。

第二个阶段，由强有力的政府出面，不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通过征税和控制

农业价格来制造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价格的差距，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不过，在初期工业化时代，劳动力转移会受到抑制。在日本二战前也是如此。根据林／

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理论，由于日本农村的农田长子继承制，从19

世纪末至二战后，农村劳动力保持了1400万人的水平。结果，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劳动生产率。在中国，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通过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限制

了劳动力从农业的流出，也限制了农民参与市场活动。

第三个阶段是吸收了农业流出人口的私人非农业部门的高速增长时代。进而

在人口流出之后，一旦农业的就业份额下降至20％以下时，农业流出人口作为

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的因素就变得微不足道，因此，工业和服务部门能否独自实现

劳动生产率增长成为关键，这是日本于20世纪70～80年代经历过的阶段，韩国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也经历了这一阶段。接着下来的是所谓低

出生率老龄化的第四阶段，对于人均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来说又是一个挑战。

第四阶段作为以往的技术转移带来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不起作用了。是一个

追求健康、环保可持续发展时代。如果从人口动态及其带来的经济成果和制度变

革来看，日本开始向前所未有的人口成熟社会这一复杂领域发展。无论是韩国还

是中国，将紧跟日本的轨迹追赶而上，具体实现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二）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中国今后将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但是

伴随着高速增长，出现了环境破坏和能源低效、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世

界通用型公共服务的欠缺等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10年，持农

村户口的大约两亿人移居城市。移居城市的这两亿人口被称为农民工的短期外出

打工者，近年来，出现了农民工为了子女的教育向农村回流的现象。目前在中国，这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教育、健康保险和年金属于地方政府的职责，因

此，由于财政改革建立的中央集权化征税制度而导致财政收入紧迫的地方政府，采取了土地开发，赚取开发差额利益的政策。

目前中国地方财政收入中的20％左右是这种土地开发的差额利益。鉴于这

种情况，普遍认为这会产生户口制度与土地泡沫问题，这两者具有难以切割的利

害关系，必须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解决。

四、从战略性互补性看中日韩发展

中国在这30年来，依靠农民劳动力迅猛流向城市而支撑至今的经济显然已

到达了一个拐点。这个拐点是否应该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另当别论，但是从人口动

态的关系、户口制度和税收制度这些复合性的观点来看，中国已经迎来了一个转

折点。可以说，从这里出现了如何建立世界通用的公共服务、如何解决城市与农

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减少交通拥挤等问题。这些问题是日本在20世纪70

年代曾经面临过的问题，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不断收缩的日本逐渐走向第四阶段，现在各企业所采

取的做法是开展研究基地等设置，生产向全世界发展，通过工业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新型结合来获取高附加值。

中国面临城市化和环境资源等非常重要的课题。例如交通非常拥挤，中国的新车销售量在2010年为1700万辆，到2015年预计将达到2700万辆，现在就已

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交通拥挤。在这种状况下，垃圾处理等有害物质是如何采取

处理的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日本在今后向第四阶段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开发健康、保育、护理、终生教

育、科学技术等产业。此外，农业也不仅限于大规模化，而且例如像有机农业那

样的高附加值农业发展。

在中国向第三阶段，日本向第四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呢？

中日两国之间发展存在着互补关系。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博弈中，战略不单是政府的政策，而且是由各个经济领域的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公民意识的政治行动矢量

构成的。在各国战略之间，如果在博弈理论意义上的战略性互补，就会产生双方

走向良性互动的趋势。

在经济体制选择问题上，中国要向第三阶段过渡，就需要解决紧迫问题，要

进一步开放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合理分配的发展。要让国民在已经退休一代、在职一代和年轻一代这三代人之间进行利益调整。从这一观点出发，消费税改革等

问题也应该提到解决日程安排上来。由政府、垄断企业共同参与对经济利益集团

之间的进行利益合理分配，或者对预算决算进行进一步透明化，提高公共效率。

如上所述，在向各种阶段转变的意义上，日中韩三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共

性。不管其中制度如何变化，中日韩在向市场化发展之前的农业时代的契约关系

方式，将以过程依存（path-dependent）的形式长期发挥作用。这种制度发展起

源于农村又延续影响城市经济人口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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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姓名：王孟津性别：男出生年月日1947年1月

籍贯：浙江宁波

工作单位；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系

技术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管理学

学历：硕士研究生(1988年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工作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府东路17号

邮政编码：325003

电子邮箱：wmj200410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