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浅析_中日关系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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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变化及影响因素浅析

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李靖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对日外交体现了坚持原则、灵活调整、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特点，中日关系经历了“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战略互惠关系三个阶段。本文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变化过程进行了概略回顾，并从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方面对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中日关系；对日外交；中日经济联系；中日文化差异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经过三代领导核心的不断努力，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大背景下，中日外交关系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现在的战略互惠关系。60余年来，中国对日外交策略依据外交总方针、总政策和总原则, 又不断根据国际形势、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进行调整，可以概括为: 坚持原则、灵活调整,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1949-1972）；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1972-1992）；战略互惠伙伴关系阶段（1992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主动，通过“民间外交”使两国民间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民间贸易方面进行友好交往。1952年2月由中国国际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向日本经济界著名人士发出邀请，1952年5月日本参议员高良富、原参议员帆足计、众议员宫腰喜助到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批访华日本政界人士，标志被封冻的中日交流坚冰被打破。帆足计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作为民间使者，于6月1日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60年8月周恩来全面阐述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在这两项原则的框架下，1962年11月廖承志、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1962年12月, 中日双方又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议定书”和“备忘录”是19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大重要渠道。在1952至1972年间，由于中国正确的对日政策，制订并实行了民间外交方针，使中日关系以民间为主导进而发展到半官半民的形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人员交往、商贸往来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使中日关系逐渐缓和，为即将到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这一阶段以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为开端，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则标志着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正式建立。1972 年2 月, 尼克松成功访华, 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 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10月25日, 联大26届会议通过2758号决议, 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等一切地位和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本国内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也空前高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适时地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复交三原则”：(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应予废除。1972年9月，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中日首脑会谈，并最终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访华，经过多次会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签订，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基本原则进行了确认和政治上的总结。在随后的10余年中，两国间政府高层进行了多次互访，中日地方政府之间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与广泛的合作，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各领域各方面也开展了广泛、深入和频繁的交流。在这个阶段中，虽然有“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灯塔事

件、教科书事件等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事情发生，但中日交往主体呈友好化、多样化,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官方民间并举、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丰富多彩的中日交流与合作的大好局面。

新中国对日外交的第三阶段, 以1992年江泽民访日和日本天皇访华为起点, 直至现今。1992年是中日复交20周年，两国均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于1992年4月6日至10日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江泽民任总书记后的首次访日。日本宫泽喜一首相与江泽民会谈，发表了建立“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讲话，江泽民在日期间向日本明仁天皇发出访华邀请。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于10月23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国努力改善和加强中日关系的愿望，确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的新起。1998年11月25至30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中，在江泽民努力下，中日双方达成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一系列原则共识。两国于1998年11月26日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规定两国关系的第三个重要政治文件，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行动指南。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中日关系滑入低谷，两国政府的高层交往被迫中断，这是中日关系的冰冻期。2006年9月小泉下台，安倍晋三内阁成立。10月8日安倍首相访华，这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首相对外访问第一次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安倍访华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中国媒体称之为“破冰之旅”，从此中日关系进入又一个新时期。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经过会晤发表了《新闻公报》，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2007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了福田，积极评价了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7日，胡主席与福田在首相官邸举行正式首脑会谈, 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两国关于中日关系的第四个重要政治文件, 也是胡锦涛访日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一文件的发表，“体现了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凝聚了双方的新共识，确定了发展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未来发展。说明中日关系在逐步发展的同时，正在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从全球意识出发，构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预示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建立战略互信、开展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发展史，我们可以将其特点概括为：艰难曲折、波澜起伏, 空前平等、前景光明。中国与日本作为名副其实的“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多方面都有着斩不断的联系，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关系。以下将分别从以上几方面对影响两国外交关系的因素进行浅析。

第一，历史方面。主要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历史。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独自占领，美国出于自身在亚洲利益的考虑，在对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消极妥协的态度，保留了后来引发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导火索——靖国神社，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地位较低，不能左右战后的局面，这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苏埋下了祸根。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里，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美国。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到今天依然不肯承认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以及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在日本国内多次发生诸如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等事件。这些极大的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外交史上的大部分僵局也都是这些事件引起的。

第二，文化方面。中国与日本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历史的近邻，虽然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自古不断，但在其特有的国内普遍认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上存在一定差异。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坏。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诚于君主,都取决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看来,推翻一个“不仁”的君主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话,伸张正义、提倡善行与惩治邪恶、拒绝丑陋,是中国人

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他进一步解释:“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义,但因理解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日本人很重视“保全名誉”,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以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会“成名”或成“神”。两国这种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差异,反映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却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之战,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也严重阻碍的中日关系的持续发展。

第三，经济方面。当前，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密切。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从1980年的只有94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1687.9亿美元，增长了近17倍，占双方各自外贸总额的15%左右。从2004年开始，中国（含香港）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从1993年到2003年连续11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被欧盟和美国取代，位列第三。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虽仍在不断增长，但是增速有所减缓。2004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468亿美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日本对华ODA总额累计达33335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31331亿日元，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中日建交之前，中日关系缓解的第一步就是经贸交流，可以说经济上的来往是中日关系持续发展的一大助力。

第四，能源方面。日本矿产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中，煤95.2%，石油99.7%，天然气96.4%，铁矿石100%，铜99．8%，铝矾土100%，铅矿石94.9%，镍矿石100%，磷矿石100%，锌矿石85.2%须从他国进口。这种先天性的缺陷，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日本除了不远万里从中东、非洲、南美、大洋洲进口所需资源之外，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周边的国家以及本国周边的经济海洋区域。中国虽然自然资源的蕴藏量远远高于日本，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于一些基础性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加大，本国的储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使日本感到极为不安，日本认为自己的能源补给线因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面临波动。因此，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了与中国在能源上的争夺。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建交时就曾提起，但当时达成的协议是暂时搁置。随着国际能源日益紧张，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石油能源再次成为中日争端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也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因素。

总之，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中日关系和谐发展这一主题不会改变，但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使得中日关系的发展会有很多曲折。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坚持中日互惠互利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围绕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中日两国将展开博弈。

参考文献：

[1] 汤重南：新中国的对日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 2009年第8期;

[2] 杨新房等：中国与日本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探讨；《商业研究》 2008年第2期；

[3] 沈丁立：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当代亚太》 2009年第2期； [4] 张耀武：论中日外交关系中的“文化因素”；《日本研究》 2007年第3期；

[5] 江海洋：冲突与调适 近十年中日关系 1998-2008的政治文化互动；《襄樊学院学报》 2009年07期；

[6] 张延廷：钓鱼岛的主权争执；《问题与研究》199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