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_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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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读后感

——关于“民族统一战线” 的形成问题思考

摘要：《西行漫记》是一部真实记录中国革命的新闻体裁类的报告文学，内容可靠广泛，包括大量的与红军领导人、与农民的谈话，苏维埃区和前线的大部分生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策略。本文将着重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入手，谈一谈“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问题。

关键字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产党国民党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越过国民党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尤其是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几经辗转周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维埃区进行采访。他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真实资料，并将这些文字、图像资料整理成册。因为美国报社编辑的失误，稿子原名为《红星在中国》，结果被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看到时，大为惊喜，便定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为《西行漫记》。

该书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工农英雄的事迹，打开了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的窗口，让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尤其是国民党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红军”！该书的问世，可以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传到了世界各地。可见它的影响之大。对于该书的理解，我想着重谈一下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问题，也正如斯诺本人所说，“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是中国的惟一值得采访的消息。”（1）

一、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斯诺同样对这个问题充满了疑问。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完全是呈现出一种不赶尽杀绝不罢休的态势，决不允许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再扩大“红色”影响。面对国民党的百般阻扰，面对回族人民的误解，中国共产党尽可能地展现着“大度”以表诚意。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委曲求全吗？斯诺的“红都之行”给了我们些许答案。

首先，外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

众所周知，日本自一战开始，就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妄图将中国东北地区划入日本版图，霸占中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经说过：“为了征服中国，我们须先征服满蒙。为了征服世界，我们须先征服中国。”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东北地区，并进而向华北地区伸展，进而实现其卑鄙的目的。如书中描述所说，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

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有它自己的目的。1927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全日本出口减少，市场萧条，生产过剩，企业破产，经济萎缩，国内矛盾激化，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为了减轻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日本急于发动战争，加紧对外侵略扩张。所以，对华战争可以减缓日本国内的危机，同时，国内危机又促使战争激化爆发。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都施加给了中国。而最终受到最大损失的，还是中国，是处于水深火热的老百姓。

同时，国际社会的“绥靖”政策，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尤其是德、意两国，公开亮出了“绿灯”。1936年11月，签订的德日反共协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参加，激怒了中国东北。意大利本来已经猫人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有了国际盟友的支持，日本更觉得对中国的占有是势在必行。

其次，国民党一意孤行，非搞“内战”不可。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用在这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可是，顽固不化的国民党，真的让人很无语。我们先来看一看国民党的罪恶有多深重。

在军事上，连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第五次已经将红军逼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是还不罢休，继续战斗，酝酿第六次“围剿”。

在管理上，组织民团，对农民进行镇压，几乎是采取一种完全消灭的政策。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反是苏维埃争取久已成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这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人。

在舆论上，国民党制造了许多“谎言”。十年来国民党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宣传，把它自己的飞机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大都归咎于“共匪”，但事实上红军是根本没有这种武器的。

我只是简单地总结了这三个方面。斯诺在《中国的阶级战争》一章中，写了很多同徐海东及其同志们的讲话的笔记，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对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点以及详细情况。但是他都无法重述他所听到的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行诸笔墨，而且像西班牙每天发生的事件一样。这里引用一下徐海东同志的原话：“在麻城，在一个运动场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12个被杀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

割掉。”国民党，可恶至极！

再其次，西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与回民建立统一战线。

共产党一直认为，西北有一千多万农民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目前的任务和责任是要保卫西北，在这五省内建立抗日根据地，使得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为争取立即与日本作战而努力。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占领西北，便可以与苏联和外蒙取得联系。但是如果不能把回民争取到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和抗日统一战线上来，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实现。

最后，民心所向。

自从1935年8月起，共产党就发宣言，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纲领，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斯诺在去红都的路上，看到了很多用黑字写的醒目的标语，“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可见，在红色大地上，建立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共识，尽管国民党继续坚持“内战”。

二、“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在曲折中发展

埃德蒙斯说过，伟大的目标构成伟大的心。中国共产党在权衡利弊之后，已经下定了决心，即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不会动摇的。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步履维艰，在复杂的时局中，妥善处理各种关系，静观时事变化，动则宣传说服，用行动诠释诚意，用诚意构成统一。

在这场较量中，我个人认为，张学良少帅功不可没。

张学良少帅本来是奉蒋介石之命，带领东北军“剿共”的。经过几场战斗，张学良认识到他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而“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抗日，是不可能的，况且，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吃败仗后，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张学良少帅做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的印象。

在中间人李健吾的引荐下，张学良与周恩来见了面。经过长时间地详细讨论以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了他们的统一战线建议的合理可行。于是，少帅正式向总司令蒋介石提出了成立民族阵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蒋介石回答说，“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绝不谈此事。”于是，不顾张学良的反对，积极筹备第六次“围剿”。到11月底，陕西古老的关隘潼关附近已经集中了十多个满员师。一列车、一列车的弹药和供应品运进了西安。坦克、装甲车、摩托运输队也准备随之而来。但是对于这一切准备在大规模基础桑加强内战的计划，公众都还蒙在鼓里，只有西北是例外。关于西北的情况，报上很少透漏，官方的说法是，红军已被正式“剿灭”，少数“残部”也在被驱散之中。

与此同时，绥远（内蒙古）发生了紧张战事。日本飞机每天轰炸中国军队，南京飞机没有一架起飞迎战。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宣传是它鼓动起来的。南京遵命办事。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因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日本人在国民党合作下的暴力镇压。青岛发生其他爱国罢工时，日本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逮捕罢工工人，占领了全市。在蒋介石实际上同意取缔将来青岛日商纱厂一切罢工后，海军陆战队才撤退。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进一步在西北发生了反响。11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呼吁中说，“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

少帅并不气馁，不久之后亲自到洛阳向蒋介石提出请求，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案：“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就是革命者的行动。”少帅无功而返。

待蒋介石1936年12月7日来到西安时，东北军将领已经商量好要联合提出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将领也参与其事。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很丢人，因为这时日本正在侵略邻省绥远。杨将军的部队叫西北军，几个月前已与东北军结成紧密联盟，秘密参加了同红军休战的协议。

蒋介石拒拒绝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一起会见的要求，只是分别接见了他们，用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分裂。他的这个企图归于失败。他们都承认他是司令，但一个个都表示对“围剿”不满，都要求派他们到绥远抗日前线去。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命令：“摧毁红军。”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围剿’已到只需最后五分钟就可以实现最后胜利的阶段。”

这样，总司令不顾一切反对和警告，在12月10日召开了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动第六次“围剿”。准备对已在甘肃和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南京军队以及在潼关待命的南京军队颁发总动员令。当时宣布在12日公布动员令。并且公开声言，如果张少帅拒绝服从命令，他的部队将由南京军队予以缴械，本人将予撤职。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说明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俟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

这样，作为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张学良在12月11晚上10点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席会议。前一天已经秘密发出命令，调一师东北军和一团杨虎城的军队到西安府近郊。现在做出了决定，要用这些部队“逮捕”总司令和他的僚属。17万军队的兵变已成事实。在兵变那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名通电中央政府，各省首脑，全国人民。这封简短的电报说明“为了要促使他觉悟”，已要求总司令“暂留西安府”。

张学良少帅的行动，在历史上，已经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如果没有他的爱国热情，他的正直，抗日统一战线不会形成这么早，或者说，根本就不会形成。

在这条路上，共产党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然而，中共最大的诚意就在于西安发生事变后，部队中有不满情绪的军官和武装起来的群众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时，共产党说服他们饶蒋介石一命，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

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在蒋介石被俘以前就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建议，要求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京建立民主政体。这些口号是绝对诚实的，是符合一切客观条件迫使共产党采取的战略的内在原因。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总之，在一切方面，他们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个代议制的、多方面参加的民主政体，来实现他们当前的目标。他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民主政体，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构，可以团结整个民族，对日本进行反帝斗争，谋求独立。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看到了，西安事变对他们的中心意义就是有了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他如果获释，是会停止内战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会执行全部“统一战线”纲领的。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蒋介石的地位，必须让他在威望无损的情况下回到南京去。因此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他被杀，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大规模爆发，国共内战的十年僵局会大大延长，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希望就会变得更加渺茫。这样的前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吃亏的只是中国，得利的只是日本。共产党当时就是这样辩护的。

当然，蒋介石也绝对不是一个莽夫。在沦为“阶下囚”之后，他也认识到了，他的最大的“叛徒”也许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因为正掌南京大权的野心勃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正在阴谋争取政权，竭力主张“讨伐”。考虑到这个情况，蒋介石做了决定，不能做殉难者，白白让何应钦将军或者任何别人踏着他的尸体爬上独裁者的宝座，于是，蒋介石本人亲自保证不再打内战。在澳大利亚人端纳先生（蒋介石的非正是顾问）的帮助下，宋子文飞抵西安，到这时，“原则”上的协议似乎已经达成。蒋夫人22日亲自飞到西安，对张学良进行规劝和申斥，加速了蒋介石的获释。25日，蒋介石安全飞回了南京。

就这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

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与教训

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以后，经过双方的努力，最终达成彻底共识，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取得了民族主义战争的胜利，保证了领土完整。通过这个战线的整个形成过程，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今天的新时期建设中。

第一，一定要注重民族问题。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一直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民族之间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有些民族几乎呈现最原始的状态。是保持本民族的传统，还是将汉文化渗透进去，的确是一件难以衡量的事情。对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叛乱”，我们又将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把危害降到最低？我觉得，抗日时期共产党与回族人民的解放方式值得研究一下，也许对今天的民族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健全军队的人才选拔制度。

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有一大批优秀的将领人才。他们有智有勇，德才兼备，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时至今日，我们对他们仍然肃然起敬。军队的人才建设，关乎国防的安全与否，关乎亿万人民的生死安危。拥有优秀的军队人才，即使是在信息化的作战时代，我们也毫不惧色。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报道，部队的人才选拔，是很“不公平”的，就像斯诺在预旺堡政治课中“红军在哪些方面比其他军队好”的问题的回答，“红军军官是来自战士行列，完全靠表现得到提拔。但白军军官是靠钱买的，或者用政治影响的”，这个回答足以敲响警钟了。我们暂且不去追究这些报道是否属实，如果存在，就尽量避免，甚至是杜绝，如果不存在，则是民之大幸。

第三，关注民生。

这个话题已经是经久不衰了，足以说明了其重要性。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在旧中国，国民党丧心病狂，欺压百姓，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所以，让共产党有了扩大的机会，中国变成了“红色”的中国。人民的要求很低，很简单，吃穿住行，满足就行。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代表“民生”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已经不仅仅是对基本生存的要求了。但是，也不要忽视了这最基本的条件。关注民生，要的不是做“大”，而是做“小”做“细”，真的能从人民生存的角度，让百姓的生活“细水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