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和理论创新_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和理论创新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和理论创新

作者：Dr.li 发布时间：09-12-03 阅读：295 所属分类：中国外交战略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科学发展观，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外交理论体系，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完善了国际合作观、国家利益观、国际体系观、内外统筹观和外交价值观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今后几十年的中国外交，我们更需要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完整的理论体系，把握全局的总体外交，从而使内外战略共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服务。

一、改革开放30年外交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正是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国际体系进行转型的时期，也是中国大发展的30年。中国外交根据国内外发展的需要及时转变观念，顺应历史潮流乘势而上，抓住了内外机遇，实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大转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服务改革开放大局。中国外交这30年最大的贡献就是因势利导，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治上，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外交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又积极推动了多极化的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保证了改革开放不受外部干扰。经济上，中国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全面发展经贸关系，引进了大量外国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同时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安全上，中国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促进国家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与“台独”、“藏独”以及“疆独”等分裂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灵活运用多种平台，在发展与各有关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营造了全球打击分离势力的态势，稳定了台海两岸形势，反击了“藏独”势力的进攻，阻遏了“疆独”的发展势头。

(二)完善外交的战略布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改变了先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积极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价值传统国家的关系。自1979年以来，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当时的120个上升到2008年的171个。中国不断提升对外交往，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全面开放的基础上，中国还注重合理配置宝贵的外交资源，形成了层次分明、相互补充的外交战略布局。在过去30年中，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依托又相互影响。多边机制则将三者联系起来，将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合为整体。30年来，在这一战略布局下，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和战略对话关系，推动建立了一批多边对话机制，促进了次地区、地区和跨地区组织的发展，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合作。

(三)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中国在过去30年中经历了从被国际体系排斥到接纳、承认乃至尊重的历程，逐步转变了关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外交理念，提高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对参与国际体系，尤其是多边外交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的建设。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体系中承担起自己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信守诺言，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获得世界的一致好评。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机制建设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积极参与“10+3”和“10+1”的地区合作，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力求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而且，在许多全球热点问题上，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达尔富尔问题、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等，中国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开始尝试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提出具有深厚中华文明底蕴的理念、观念和发展模式。2005年，中国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阐明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前途的构想和主张，为国际秩序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四)实现外交现代化，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在过去30年中，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进行，中国外交在理念、机制和手段等诸方面也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朝着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和机制化方向发展。首先，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将认识世界形势、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联系起来，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任务提上日程。其次，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外交决策机制，特别是危机管理机制。过去30年中，中国外交决策实现了从单一决策向多层次综合性决策的转变，部门间加强协调构成了中国在新阶段外交决策的重要特色之一。再次，总体外交的框架基本成形，一是外交领域扩大，包括政府、政党、议会、民间等各方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领域；二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布局和外交部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发展需求，在配合和落实国家外交全局的前提下，推进了形式多样、务实有效的地方外事工作。最后，中国外交正实现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过程。外交决策的社会参与度增大，外交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企业、智库、民间团体乃至网民群体与外交部门的互动增加。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公众外交、民间外交组成了中国的总体外交。

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在理论方面也实现了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正逐步形成和日益完善。相较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理论改变了自身身份认同，强调全方位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相较于西方，中国外交理论强调利益与道德的平衡，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道路。

(一)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观。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加快，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合作也成了时代的重要主题。新形势要求中国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在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逐步把“斗争、战争和竞争”的传统观念转变为“和解、和平与和谐”的国际合作观。根据形势的变化，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站在战略的高度对国际格局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后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十三大以后被中国共产党概括为“时代主题”。以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跨国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强调：“人类和平与发展面临许多挑战，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只有携起手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走多边的道路，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妥善应对。”正是源于这一认识，中国外交将求和平、谋发展、讲合作作为根本出发点，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应共同携手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议题。

(二)利义均衡的国家利益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观朝着利义均衡的方向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尤其是在对待物质方面和精神价值方面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待自身国家利益与他国国家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等问题上。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界定了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邓小平多次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这种对国家利益的重新发现是对以前极“左”思潮的一种纠偏。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日趋全面和均衡。一方面，中国注重通过改革开放提高自身的物质能力，并将其当作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为基础的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相当重视国家利益的价值层面，或者说国际正义问题。中国在政治上坚定地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而且，中国努力同世界各国共同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新的共同价值观初见成效。“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发展”等理念正在平衡和纠正“利益至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等观念和做法。

(三)积极主动的国际体系观。中国的国际体系观总体上从相互对立趋向共同合作，从相互排斥向相互兼容发展，为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奠定了基础。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基本上是挑战当时的国际体系，此后进入了逐步参与和调整观念的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启动了自觉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特别白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换旧的斗争。中国需要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体系，争取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协调、调节和制约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关系，争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共赢。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中国还同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共同努力提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体系观。中国主张“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印度“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考虑到所有国家利益并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共同创造有利于第三世界发展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巴西“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提倡各国应在遵循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新兴大国群体在战略思维上的磨合可以上升为前进方向的共识，成为国际思想公共产品，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发展方向方面的思想主导权。

(四)全局视野的内外统筹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这主要有两个发展阶段。在进入21世纪前，鉴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综合国力相对较弱，因此中国的重心在于国内小康社会的建设，外交任务主要是在外部环境的保障方面。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利益的扩展，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实践探索，中国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水平与质量均有明显提高，在世界经济中排序上升，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在迅速增加，国内和国际因素日益交织在一起。这样，强调内外互动势必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和出发点。国际因素和国内发展密切互动，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或外交为内政服务”注入新内涵。在此背景下，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确立内外统筹观标志着中国“世界观”质的转变，正在推动中国外交朝着更加全面和复合型方向发展。

(五)以人为本的外交价值观。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大量走出国门，依法维护中国海外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已经变得日益迫切。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外事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按照外事为民的要求，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外事工作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依法维护华侨华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平等友好地对待各国人民。要尊重和顾及别国人民的合理利益和关切，随着国家实力增长适当增加对外援助，尤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国以人为本外交观的提出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对中国的不实攻击，有效地以普世性语言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价值观，务实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达成共识。中国的以人为本和联合国及部分国家所主张的人类安全观基本相符。中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价值观，不仅有助于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的探索，还有利于打破西方在外交价值观方面的主导权和解说权。

三、中国外交未来的基本矛盾和挑战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随着传统大国关系的变化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原有的国际体系架构已不足以容纳当前多极化发展的需要，除了表现为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之外，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层面新一轮深刻的文化变革和对国际主流规范的争夺，而它是支撑传统权力结构的西方理念和规范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的互动不断深化，双向的影响日趋明显。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体系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力也更加深刻，世界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而这又反过来对中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多元并存的国际文化环境。”经过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外交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起点上，其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中国有形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利益边界扩大，与现存的外部结构——特别是制度、规范和文化等“软”环境——容量不足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外交还面临以下主要挑战：

首先，随着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大，中国面临着如何将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转化为现实的挑战，即如何实现从亦步亦趋到创造、从模仿和追随到创新的飞跃。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变观念，主动融入国际体系，但这种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更多是一种单向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是一种比较低层次和被动的行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和节奏尚不够统一和协调，融入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的速度存在差异。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传统的主权和安全观念受到严重冲击。这样，需要与时俱进地从新的角度对传统理念加以认识和阐释，才能更好地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边际效益呈下降趋势，约束和不利因素在上升。为了维护国家发展大局，中国外交理念必须实现向创造性地利用国际机制转变的过程。

其次，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图景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大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在转型的国际体系中明确自身身份和定位的挑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和规划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大国对中国的借重和防范同时上升，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作用有了新的期待。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各力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多边与双边相互交织的态势。在全球性问题上，中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合作在增强，协调在增多，但结构性矛盾也同时上升；在亚洲，中国正在成为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需要深化与制度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面临加强群体性和机制性合作的历史机遇，也存在协调差异和整合关系的艰巨任务；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传统基础有所弱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的内涵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深化。

再次，中国在向全球性和成熟大国发展的历程中必须在外交上有效地确立和应对各种议题。今后中国外交面临的任务具有多重性和复合性，能否有效地应对重大议题将决定中国外交的成败。其一，中国首先要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关系，全力维护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核心利益，促进国内的稳定与和谐，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其二，中国还要处理好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地区)时常发生政局动荡、乃至冲突和战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一些非邻近国家(地区)的冲突和战争也对中国的安全形成直接和间接威胁。其三，全球性问题在中国外交议程中将会日益重要。中国不仅需要处理传统的国际安全和经济议题，而且还要应对诸如环境保护、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但是，国际社会仍缺少与全球治理宏大目标相适应的机制，形势发展需要在国际体系的范围内完善包括全球性和全球治理问题的机制。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第四，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外交和内政问题之间的界线日趋重合，中国外交面临整合内外资源、理清和整合国内机制的挑战。随着全球化深入与中国日益开放，国际因素对国内问题的影响有逐步加大的趋势，中国外交的驱动力正从由内而外转向内外并举。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内问题将成为外交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斗争形势更为复杂，斗争手段更为多样。与此同时，随着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内协调必要性进一步加强，但难度也同步加大。

第五，在全球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中国外交在行为主体、服务对象及突发议题等方面都面临着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地位有所下降，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各国内部的公民社会的发展速度惊人，并且两者之间的联动态势日趋明显，对各国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外交越来越具有全球和民间色彩。尤其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国际多边场合面临国外非政府组织网络越来越大的压力。以环境、防疫、救灾等问题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外交挑战增加，这些问题原属国家主权内部问题，但现在日益受到国际关注，特别是受到国际公民社会的关注，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改革开放的瓶颈口。

最后，中国在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念重塑过程中面临发扬文化传统、顺应历史潮流及占居道德高地的挑战。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各国都试图为新的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念注入自身的理念。当前西方国家正大力倡导所谓“民主价值观外交”，强调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人权观念，使道义和价值观成为新的竞争重点。虽然中国的硬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国际体系中的组织资源不够，软实力比较落后，在价值观的争夺和国际舆论环境中处于相对的劣势。如何总结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赋予国际体系以一定的中国元素，增强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等，都是中国外交未来需要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