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笔记_关于菊与刀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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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菊与刀》成书于二战期间，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名著。鲁思·本尼迪克特

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作者从未去过日本，完全依据二手材料写成，包括与日军战俘、与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本移民谈话。著《文化的类型》《种族：科学与政治》《菊与刀》（成就最大）

译者序言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

战争中的日本人（疯狂）

战争中天皇的精神作用。重视非物质资源。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为了让“陛下放心”。不投降主义。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是1比120。投降后180度大转变，模范战俘。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使受难者获救，是英雄行为。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日本军队中没有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拥有姓氏。上层社会才有族谱。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中国以族谱和宗祠为纽带，而日本，一个人与宗族的联系纽带是他所属的藩。辈分和年龄上不同，就应该“各安其位”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只有一个皇室流传，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不同阶层的日本人可以通过通婚来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

明治维新

“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让日本免遭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世代。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这些政治家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只是觉得制度上有缺陷，需要改进。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日本人希望这种自己创造出的制度能得以普及，当他们要把这种“安全”的公式向外输出时，遭到了惩罚。等级制与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为等级制孕育了那种思想。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日常行为和意志时常会有报恩的感觉。西方人轻视社会对他们的恩情，美国人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在日本则不同。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

各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日本人在战争中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日本人看似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都与这有关联。背负恩很容易使人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总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的责任。

“恩”这个词包含着无数微妙的意思，最明确的就是承担的债务、重负。一个人接受长辈、上级的恩，会产生不愉快的自卑感。“恩”这个词汇不单纯指他对某人的爱，还指他对这人亏欠的一切记忆。

“皇恩”的意思就是无限忠诚。

伴随着等级制，一切习惯被认真遵守，使日本人高度重视道德上的报恩。在日本，受人之恩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情。他们不喜欢背上情债。

日本人对“恩”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想让别人感受重恩，只能牺牲自己。美国人眼里，爱、仁慈、慷慨，无法衡量，是无条件的事物，越是不含定价，就越可贵。但日本人，无论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日本老话“只有慷慨非凡的人，才能受人之恩。”

报恩于万一

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几乎包揽了一切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歹人彼此之间会互道“仁义”。在日本，似乎仁义与违法行为关联。日本对中国儒家的“仁义”进行了改良吗，践踏了中国伦理中最高价值的“仁”，使在其下的“义”成为伦理体系的制高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忠诚这一概念，日本来自中国，但他们走的更远。日本政治家轻而易举的就将全国忠诚的对象转移到天皇身上。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那种最后的力量：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保住了最珍视的东西。情义最难接受

情义”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情义”是日本人的伟大传统，是武士与主君、武士与其他武士之间的关系。这种感情超过了“忠”，超过了义务。在某些层次上与“恩”重叠，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恩”。因为“情义”的产生可能完全没有施与；而且“情义”必然发生在彼此熟悉的人之间。“情义”与“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份内的情义”，意思是份内理所当为，这个词代表日本传统的荣誉感，意味着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

名分

日本人认为，只要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没有雪耻，“世界就不平稳”，报复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中国人把听到的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者看作是“小人”。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份内的情义”的一部分。

日本教师说：“教师的名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也必须装作知道。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而，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物中，中间人都起着作用。“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今天，更多的是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

一种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对自己最极端的攻击就是自杀。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

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成这一目的。要知道除了猛烈攻击以外，日本人还喜欢靠消除竞争来保持面子。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苟合条款。日本人的战争理由是，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

人情的世界

睡眠是日本人的一大乐趣，恢复精力是一回事，睡眠是另一回事。在日本人的哲学里，肉体不是罪恶。享受肉体快感不是罪恶。日本人都似乎缺乏这种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理睬这个问题。日本人始终明确否认道德行为还包含跟恶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绝对标准“仁”，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据此发现其所不足。他们说，日本人天性善良，可资信赖，没有必要跟自己的恶进行斗争，只需要净洁心灵，让举止适合各种场合。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自己的领悟和洁净的心灵。美国人认为，日本的人生哲学似乎必将导致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责任。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对他们来说，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要目的这种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幸福只是一种消遣。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时，常常会经受苦难，但纵使人生艰苦，他们也早有充分准备。他们经常随时准备放弃享乐，这需要坚强的意志，这种坚强意志正是日本人最为称颂的美德。

道德的困境

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它许多世界组成的。“人的义务”可以像杂地图上切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日本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不会使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在哪个特定领域里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一个得到赞许的行为总是跟该行为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绝不会感到心理痛苦。在他们的生活中，矛盾已深深扎根在其人生观中。需特别引起西方人注意的是，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的。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观点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认为那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日本观点认为，人必须像磨刀一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下悄悄发光，只需加以磨砺，就能使之重新生辉。

自我修养

日本人认为，无论贵族平民都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须的内容外，进行“自我修养”。他们的自我修养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不仅培养能力，还有更高要求。

第一类，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理论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人生大事，不管健康是否允许，不管肉体本身是否受过训练，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自我修养”，来发扬日本精神。日本

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是为了改善他驾御生活的的能力。第二类，“圆熟”，是比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更高的境界

日本文化的特征：一个人，就像一个小孩，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根据别人的评论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到伤害，一旦进入到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认为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可以跟剑术师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却毫无所惧一样。

儿童学习

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允许儿童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幼年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随着幼儿期的逝去，约束逐渐增件，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日本人则在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的约束。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修养），能够得到自由不能达到的效果。

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他们在幼儿期过着娇纵的特权生活，在接受各类训练的过程中，始终留存着“不知耻”的年代的快乐记忆。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是父母固执的训练其便溺的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势、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抛弃他。这些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幼年时代的经验决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在童年的后期，他要逐渐放弃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接纳，否则会遭到“世人”的讥笑。

日本男子的行为矛盾性，是由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的。日本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日本人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爱情，也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

日本人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遗弃和讥笑等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务上他们必须抑制这种冲动，极少数违背这点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藏在群体的“期望”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家乡和国家增光。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本的自由。

投降后的日本人

日本文化中 尊重父亲是“为了学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是日本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神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日本人一直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

抱有更加绝对的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争议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一次获胜。日本人则不这样。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成目的，就认为是犯了“错误”，失败的话，就把失败的方针予以抛弃。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

世界尊敬的手段。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如实的观察事物

日本人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过错所产生的自然记过会使他确认不再这样去做。日本人如果感到受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也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如果不允许，他们还是可以把自己再变成一个大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