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现代化进程差异_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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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现代化进程差异的比较

一，内外因

外因：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840年和1853年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两国都是在武力胁迫下，渐开国门，进而被纳入由西方列强所主宰、以主权为标识的世界体系中。但外压对中国较强，对日本较弱。

内因：社会内部革新运动，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洋务运动。

（1）腐朽的领导主体

中日两国法制近代化的直接原因是来自于西方的冲击,两国政府都希望通过法制改革使西方列强兑现诺言,收回治外法权。这种背景使两国的法制改革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这样,领导的主体势必成为法制近代化成败的最直接的原因。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陷入了灾难性的不幸。掌握国家权力的满清皇族,是当时中国社会腐朽、保守势力的代表。直至19世纪末,他们还顽固地恪守“宁肯亡国,不肯变法”的立场,对外割地赔款,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扼杀变法革新,阻挠社会进步。义和团运动以后,他们眼看统治难以维持,才被迫下诏变法。然而,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对法制改革怀有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希望改革,以此恢复清帝国的元气,摆脱备受西方列强欺压和宰割的局面,在全国人民面前重新树立威信。另一方面,出于自身狭隘利益的考虑,他们又为变法设置了前提。这一前提便是“君权至上”。有了这种前提,法律的真正进步和近代化断然没有畅通之路。1868年明治政府建立后,面对沦为半殖民地化的严峻形势,断然决定把推翻幕府统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认识到,如果殖民主义势力与腐朽的幕府紧密勾结,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革就会遇到更严重的阻碍。在德川幕府已经屈从于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希望它领导全民族来克服深重的民族危机。相反,幕府的统治是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惟一正确的选择是推翻幕府的统治,进而实行社会改革,富国强兵。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至1869年5月戊辰战争结束,幕府统治即被迅速推翻,从而扫清了社会改革(包括法制改革)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这无疑是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2）稳定的权力体制和统治阶级内部结构,我们来比较一下清末的皇权与德川幕府的将军权力。清末的皇室和幕府的将军是当时两国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然而他们在各自社会中的稳固性是很不相同的。这种不同首先是由当时两国不同的行政体制造成的。清朝实行的是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军队、立法、司法、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任命、赋税的征收都由中央政府控制,任何与朝廷对抗甚或不同的声音和行为,都会被立即制止,甚至以“谋反”、“谋叛”等罪名予以镇压。幕府统治实行的是分封制。幕府将军对各藩并不拥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各藩大名组成自己的藩政府管理全藩,并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还有独自的军队。所以,幕府政权的基础是脆弱的。

科举这种选官方式对清朝统治阶层乃至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由于科举向全社会开放,是一种布衣政策,它使官员队伍的成分和结构多样化、动

态化,也使官员与士庶、贵族和平民处于动荡变化之中,官员“贵”而非“族”,〔17〕社会现实中的各个等级的成员在一种较为合理的基础上不断变化。这种体制能有效地将“社会精英”吸纳到统治阶层内,能使全社会的精英们大多迷恋现存体制,因而在统治阶层以外不太容易形成反对现存体制的社会力量,法制改革也就缺乏广大的社会基础。第二,它使统治阶层的内部等级也难以固定,下级升到上级的道路是畅开的。正因为没有固定的等级,尤其是没有固定的“下级”,因而容易使整个统治阶层迷恋和依附现存体制,不容易分化出反对现存体制的革新力量。,幕府体制自身造成了统治阶层的分裂,逼迫下级武士转化,而这正是倒幕和维新改革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3）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清朝兴办了一些民族企业,然而它们并没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些企业有的属于官办,有的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主要是军用工厂。它们属于政府所有,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征收得来的赋税,使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业的扩大与否不是根据生产上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情况,所以离资本主义企业相距甚远17、18世纪的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比中国要普遍一些。19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更为发展。与中国不同,日本国土较为狭小,又四面临海,在交通工具不很发达的条件下,市场的发展也较容易。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商品需求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商品流通网络。同时,幕末日本社会中广泛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工场手工业也开始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中普遍发展起来,在某些先进地区的主要工业生产部门———棉纺织业中甚至已占有统治地位。明治政府成立后,全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商会、贸易、税收、银行、保险等领域或进行改革,或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在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二，对待现代化的态度不同：

中国：被动融合，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中国（当时还是清朝）在被迫情况下不情愿地、犹豫不决地、局部地引进外部因素，即现代化因素。然而不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中国进行的现代化变革都是被动的，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发起的局部的不彻底的变革。这样的变革没有从根本改变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必然在逆世界潮流下要走向失败的，是为现代社会所必然要抛弃的。

日本：主动融合与中国不同，日本对待西方文化，采取了主动融合的态度。早在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日本各界人士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和冲击。鉴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历史教训，当时的日本幕府领导集团在国内各种声音中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前，用武力威胁日本幕府停止“闭关锁国”的政策。经过建交谈判，日本同意开国。从1854年至1856年，日本同美国、英国、俄国、荷兰结成了条约关系，以日本为中心的一个“条约体系”大体成型。不同于中国，这些签订的条约保全了日本国家和民族之独立，而且加速促进日本走向世界现代化的步伐。日本在开国之后就积极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促使国家适应时代潮流。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融合的典型路径。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说明主动融合型的特点首先是迅速地、主动地、大量地引进现代性因素，包括制度的、文化观念的、物资技术的等不同的层面；其次,政府控制着内因与外因的融合过程，使其不至于发生激烈的冲撞而破坏了社会稳定。在融合中，一些有价值的局部内因得以保留，而引进的外因得以在本土扎根并转化为内因。但总体看来，明治维新的这种主动融合型现代化难免保留了许多旧的内部因素：立宪政体只有民主制的外壳，理性化的国家管理与军事风格结合在一起，自由的发展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所以，在受到激烈的内部矛盾的压力时，日本政府日益专制化并走向军国主义，对内进行残酷的镇压，对外进行野蛮的战争掠夺，这又进一步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使日本进入强制性融合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