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艺术_艺术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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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艺术
自从佛教诞生，佛教艺术就成为了佛教教义的传播的有力媒体。菩提树下静思的佛陀、唯美无上的佛国净土、洁净的白莲花都成为了佛教徒心目中最崇高的形象。佛典记载，印度佛教造像艺术起源于佛陀时代，《增一阿含经》曾描述优填王以牛头旃檀作如来形象高五尺、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五尺，“尔时阎浮提内始有此二如来像。”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十五说：“摩揭陀国影胜王曾画佛像一铺，酬赠邻国胜音城仙道王令申供养。”佛灭百年迄龙树时代以前则是“在昔，人之工匠，具不善巧，所作工艺，最为希有，绘像逼真，于毗奈耶经等中，曾明言之，释尊灭后，百年之间，如彼等者，亦多有焉。”
但是，自原始佛教至部派佛教时期，或许是由于“根本佛法，淳朴而质实，是相对的“非乐”论者。不许以诗颂表达佛说；于大众中歌舞戏笑的妓儿，释尊也不以为正常的职业；出家的佛弟子，也不许过往观听。所以没能建立起佛教艺术发展的基础，而仅限于佛足、金刚座、菩提树等，以为佛陀之象征。大约到了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之时，雕刻、建筑、绘画、工艺等艺术活动才随着印度城镇的工商业与部分进步派僧侣的改革创新精神而兴起，打破了以往小乘时代狭隘佛像观念的桎梏，而普遍塑造佛像供养礼拜，佛教艺术伴随着造像的兴盛而得以全面的发展。
中国的佛教艺术的传入时代应该是汉代，几乎和佛教同时传入。“汉代佛像近几十年来发现多处，著名的如四川乐山麻浩享堂横梁上所刻一尊手施无畏印的佛像，从其厚重的通肩大衣和施无畏印的大手看，无疑是从犍陀罗佛像引入的图样而制作的。” 到了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但佛教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河西地区，佛教更为流行，并对南北朝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桥梁作用。正如《魏书·释老志》所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具东，像教弥增矣。” 从此以后，中国的石窟艺术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南北朝时期“美术首先是宗教美术，其中主要是佛教美术，正如佛教的兴盛一样，形成了空前的高峰。如：新疆一带的佛教遗迹，敦煌莫高窟以及河西一带的石窟壁画、雕塑，云岗、龙门、华北一带的石窟造像，陕甘一带如永靖炳灵寺及天水麦积山的壁画和雕塑等，类皆规模宏伟，制作精妙。”
北魏时代的云岗石窟造像 洛阳龙门的宾阳洞造像。
古代文化的普及率低，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文盲，所以给宗教教义的文字传播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为了给广大民众普及教理，也就不得不以图解的形式把宗教创立、发展中的事迹、善举、因缘及真理性质的结论描绘出来，用以辅助传教。使概念性的理论活生生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感觉到，极乐世界并不遥远，是触手可及的，只要你能够依照佛陀的教诲去修行。《净土往生传》曾对善导大师（善导大师（613-681），净宗二祖。著述有五部九卷，乃中国净宗教理集大成者。世传为阿弥陀佛化身。）有这样的记载：“诸有布施用写《阿弥陀经》十万余卷，画净土变相三百余堵。”或许正是大师的慈悲用心之处，知道佛教艺术无论是对于佛教教义的传播，还是对自己的修持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善导大师的这一行为无论如何，都给佛教艺术之重要性做了一个极好的注脚。
另外，在隋唐时期，无论是佛教义理还是佛教艺术均已与我国人民性情精神相结合，并融汇了我国特有的情操与气度，使佛教艺术衍变为纯中国的艺术形态。例如著名画家吴道子的所绘的佛像，相貌秀美俏丽，设色勾勒已经与中国绘画技法和风格相结合，并且形成了“画的佛像衣服飘举，人物如沐风中”的“吴带当风” 的艺术风格。
及至宋代，佛画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罗汉画像风靡一时，画者多，要求珍藏者更多。寺庙殿堂中有佛画，文人、学士及豪门富室中珍藏者更多。画家李公麟不愧为当时佛画技法的佼佼者，他作的华严六卷变相图，可谓一时的绝笔。这时的佛画风格，已完全迥异于印度了。明清时代，佛画在中华民族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和不断创新，幅幅佛画皆精妙无比，特别是罗聘的鬼趣图，极为世人赞赏。这时，擅绘佛画的人才也层出不穷，除罗聘外，如张仙童、戴进、仇英、吴伟、金农等，都是著称的佛画名家。
我们可以看到，到了后来佛教艺术作品的功能已经从原来固有的佛教意义得到了延伸，极大的满足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各式需求。如果说佛教从“神间”走向了“人间”，佛教艺术作
品应该是一座极其美妙的沟通的桥梁。“在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几乎所有人都着眼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事实上，改善物质所能给予的帮助，远非我们以为的那么见效。所以，更为内省的人开始转向精神追求，讲究生活品味的提升，即艺术的生活、宗教的生活。可以这么说，精神生活基于对自身的超越，是人类区别于自然界其它生物所特有的现象。”宗教的生活，佛教的生活对于一般群体而言是有隔阂的，但是没有人会反对艺术的生活，佛教艺术作为接引社会大众的方便法，在今天犹有特别的意义和内涵。
敦煌在佛教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由于敦煌处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位置，使得它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创作历时最长、艺术水准最高、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公元366年，当乐僔和尚募集钱财请工匠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洞窟，“远远近近的人都哄传着这件事，不断有虔诚的善男信女到这里来瞻礼朝拜。” 后来又有法良禅师来朝拜，开凿了另外一个洞窟。到唐朝时候就已经有了一千多个佛教石窟，一直到后来敦煌石窟的开凿共计千余年，也就使得这荒漠中的小绿洲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地。敦煌石窟除了莫高窟，还包括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真的可以算是举世无双了。
单就莫高窟而言，莫高窟“现编号的492个洞窟共有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唐宋木构窟檐5座。最大彩塑高33米（武周证圣元年建第96窟的“北大像”），最大壁画约47平方米（五代第61窟“五台山图”）。石窟以彩塑为主体，四壁及顶均彩绘壁画，地面墁铺花砖，窟外有窟檐（或殿堂）、栈道，窟窟相通相连，是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其规模的庞大，艺术形制的完全，艺术水准的高超皆是有目共睹的。
佛绘画主要是壁画。现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艺术和历史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替。正如文学中有变文一样，佛画中的“经变”，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如敦煌石窟中的演绘《维摩经》的“维摩变”，演绘净土经的“净土变”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动的伟大作品。经变画的兴起，使壁画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因而唐代佛寺壁画之盛，达到极点。当时名画家辈出，在姓名有记载的数十人中，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
对当时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在台湾出版的《美学的极致——从敦煌手姿看美的丰富演变》，星云法师为其作推荐序言：“佛手婆心，一向被人喻为不但是美，也是慈悲，也是智慧。在世界上，表现佛手之美的地方，最多的就是敦煌宝地，那里的石刻，绘画，浮雕，足堪称世间的瑰宝。本书以佛手为题，要将人间“万能的双手”发挥作用，为人间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佛教的绘画，佛教的艺术真的能够“为人间创造美好的世界”么？凭借的是什么呢？
就一般图画而言，“匪直兹也，图画家将绘某物，注意其外形姑勿论，甚至构成之原理，部分之分解，纵极纤屑，靡不加意。故图画者可以养成绵密之注意，锐敏之观察，确实之知识，强健之记忆，着实之想象，健全之判断，高尚之审美心。（今严冷之实力主义、主张审美教育，即美其情操，启其兴味，高尚其人品之谓也。）此图画之效力关系于智育者也。若夫发撝审美之情操，图画有最大之伟力。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性必高洁。凡卑污陋劣之欲望，靡不扫除而淘汰之，其利用于宗教教育道德上为尤著，此图画之效力关系于德育者也。”
可见艺术作品在很多方面会有其独特的功效，高尚的艺术作品带给社会的贡献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广大和深远。倘若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真正的认识佛教。
佛教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单独的、狭隘的个体，而是多方面的有机的综合。如果离开了佛教的艺术，佛教则是有缺憾，则是不完美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了佛教艺术的传播、忽视了佛教艺术作品的价值。“佛家从不倡导单纯的审美享受，也不倡导单纯的审美教育。他们将一切文学艺术的样式都用为教化，即借用文学艺术形式弘扬佛法，传播佛理，化育众生，这就是艺教的美育。如象教，以雕塑绘画弘扬佛法令信徒观想入佛。”
事钞云“恐后生造像无所表彰。故目连躬将匠工、上天图取。如是三反、方乃近真。至于下天、此像垂地来迎。世尊命曰、汝于来世广作佛事。因垂敕云。我灭度后、造立形像一一似佛。使见者得法身仪则。乃至幡华供养、皆于来世得念佛三昧、具诸相好。如是造立是佛像体。” 如法的造像、供养竟然也可以蒙佛授记而直趣佛道了！藕益大师对《论语·颜渊第十二》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有过这样的解释：“为莲故华，„以文会友‟也。华开莲现，„以友辅仁‟也。”因为佛教而艺术，因为艺术才佛教，其相续相辅，以至于圆满无碍，自能全彰佛教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