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公共关系人员能力问题_论述性格与能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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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公共关系人员能力问题

21世纪是一个日新月异、社会资源丰富的时代，在这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整合社会资源使它发挥最大效应，这需要一个杆杠，那就是公共关系。借用公共关系这一杆杠为某一项目寻找最好的资源，使它发挥“杆杠效应”，这也需要优秀的公共关系人员，从中巧妙的穿插。

一位公共关系人员要想证明其能力，我想他应该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出色的语言公关能力；

二、自身应有恒心，对此事业不弃不离；

三、巧用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环境;

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公共关系的功能需要搜集信息，咨询决策，传播沟通，协调关系，而这些首要工具就是良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语言不需要生动，只需他人信服即可。战国时，有一个“悲从坑说”的典故，鬼谷子为了训练其弟子苏秦、张仪的口才，将他俩放在一个大坑里，爬不出来，除非他俩谁说得能让他真正感到伤心而痛哭，才拉他上来，于是这师兄弟在大坑里尽情的表演，最后说得这位智者陶陶大哭。正基于此，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苏秦的雄辩与张仪的舌享誉诸侯。

对公共事业永不放弃的恒心和毅力，是从业人员必备的条件。苏秦为求得功名，变卖家产，游说各诸侯国，叙说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结果无一诸侯赏识。他只好回到老家洛阳，他的家人见他如此落魄都不给他好脸色。苏秦并没放弃他对游说之术的追求，而是振作精神，发奋读书，把头发束住吊在房梁上，用锥子刺自己的腿，“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由此而来。从此苏秦闻达于诸侯。

《孙膑兵法.月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当外部环境对自己有利时，优秀的公共关系人员应该借用有利外部条件为自身创造最大的利益，此乃天时。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国际地位如日中生，世界各国迫切想了解这个东方大国，尤其处于第三世界的亚非兄弟以中国为榜样。周总理借着1955年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主张，得到广泛共识，这不仅消除各国对中国的疑惑，更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西方大国对中国外交垄断。

如果你是一个大师级的公共关系人员，那就应该到一个大环境中去接受更大的挑战，不要受地域的限制。中国台湾民选的台中市长胡志强，可谓公共关系高手，在台湾政坛一直有“马英九没有朋友，胡志强没有敌人”的传言。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时任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胡志强当面向印尼提出“严重抗议”，并联络台湾地区政府紧急派出客机疏散受难者，而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仅表示“不干涉印尼内政”，正是胡志强这一果断措施，坚定为华人同胞着想的义举，赢得了全球华人的赞赏。但是英雄苦楚，台湾只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他的外交才能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施展。

天时、地利都具备后，人和的重要性就更明显了。滑卢铁一役，拿破仑战败，高卢鸡从此衰败，欧洲大国势力重新洗牌。1815年的维也纳，大国为争夺欧洲霸主地位，英法与俄普各属一方，互不相让，奥地利外相梅特涅在两大阵营之间穿针引线，为本国寻求最大利益，大力推行欧洲大国势均力衡政策，调和俄、英、普、奥列强瓜分领土和殖民地的矛盾，在巩固欧洲旧秩序上取得各方一致的意见。同时，又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与英、法代表签订反对俄、普的秘密协定，确保奥地利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联邦中的优势地位。梅特涅的出奇之处，在战胜国丧失人和、心不齐的条件下，为弱国奥地利需求最大的利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告诫公共关系人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二战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但他在纳粹德国助纣为虐，他把所有精力放在如何帮

助希特勒统治全世界，在此，他欺骗英法签订了《慕尼黑》条约，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又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签订德意军事同盟条约，随后他们肆意践踏他国主权，屠杀犹太人，摧毁其他文明。而他给与人类巨大的灾难是无法补偿的，以至遗臭万年。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堪称是一位具有良好素养的外交家。在他的努力下，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摆脱越战泥潭。可是在他的上司尼克松总统让他掩盖“水门丑闻”，他果断拒绝了，他认为这不仅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还否定了美国的精神道义。正是他站在职业道德的高点上，才让他避免成为里宾特洛甫第二，而成为全球赞誉的外交家和学者。

《管子》有云：所谓同者，已先后智渝者也，均则同争，倍则说，十则从服，万则化。我们身处一个多元化时代，有着不同的言论和文明，当公共关系人员无法调和社会资源时，不要用过激的手段去达到非法目的，而是求同存异，讲究融合，这才是公共关系人员能力实践的最高体现。

李双08050302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