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_北魏孝文帝改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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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二)班历史研究性学习《孝文帝改革》报告
本学期，我们围绕“孝文帝改革”这一课题，通过查阅相关典籍展开了研究。并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孝文帝改革的负面影响这一方面。
一、孝文帝改革概述
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整顿吏治。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迁都洛阳。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495 年正式迁都洛阳。第四，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二、孝文帝改革的正面作用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其正面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1.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粮食产量增多，畜牧业得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
2.政权封建化加速：迁都洛阳以后，鲜卑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更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孝文帝改革的负面影响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全面，影响较大的一次改革。然而，经过改革国力达到鼎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分崩离析。对此，历来论者甚众，其说纷纭。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孝文帝在改革中迁都洛阳，移植门阀制度以及定姓族等措施所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与北魏政权的瓦解乃至灭亡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迁都洛阳的负面影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就已显现出其危害性，并在以后的年代中不断予以显现，最终导致了北魏国势的衰危。
1、迁都导致了统制集团的分裂
南迁洛阳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前奏。孝文帝为了实现“华夏正统”的至尊地位，不顾鲜卑旧贵的强烈反对，借南征的名义想法设法完成了迁都洛阳的政治宏愿。但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于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求改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恰恰这种阻力来自拓跋内部，这就意味着其民族凝聚力的丧失。早在迁都之前，于烈就有“乐迁之与恋旧，惟中半耳”的估计。虽然仅仅是一种估计，但也反映了有相当多的反对者。“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就连孝文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因此，迁都只能以托名“南征”掩人耳目的方式进行。即使这样，当消息传到平城后，拓跋贵族仍“莫不惊骇”。太和十九年（495），“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了北方”的元恂，借孝文帝出游嵩山之机，召集牧马，轻骑奔代，意欲“跨距恒朔”，公开反对迁都。为绝后患，孝文帝将太子元恂废为庶人，旋即毒死。然而紧接着又爆发了以穆泰，陆睿为首的保守贵族的叛乱。正所谓“代乡旧族，同恶者多”。代乡旧族历来是北魏政府的领导核心，北魏前期之所以取得“文治武功”的成就，关键在于有一个“团结，积极进取”的代乡旧族。到迁都后二十年，反对者依然存在，迫使孝明帝元诩不得不做出让步：“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不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任停，安堵永业”。这样拓跋族明显的分裂为迁洛和留居两大集团。
再加之在迁都后，孝文帝随即推行汉化政策，给南迁鲜卑贵族种种特权，抬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而代北贵族则被排斥于门阀姓族之外，成为庶姓，受到贬抑。如史所载：“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从而引起了留居的代北集团的极大不满，导致南北两大集团隔阂加深，为北魏的统治埋下隐患。
2、忽视了迁都的巨大经济负担，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孝文帝迁都洛阳，对鲜卑各阶层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对下层民众破坏尤烈，“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撵运”，“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才有数间之屋”。因此，代迁之民刚到洛阳之初，绝大多数民众，“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生活十分贫困。
而迁都洛阳后，随着拓拔鲜卑封建化的加深，进入北魏上层的汉族大姓和逐渐汉化的鲜卑贵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他们进一步加快聚敛财富的速度，生活日趋奢靡腐化。有史料记载，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臵玉井金罐，以五色襘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足以可见当时元琛的生活极为奢华。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当上流社会“竞相矜夸，逐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富贵之家，童妾核服；工伤之族，玉食锦衣”之时，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则是“农夫食糟糠，蚕妇乏短褐”。在北魏上流社会普遍纵欲的所谓“繁荣”的假象之下则是广大民众的极度贫困。
就洛阳时代北魏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言，仅在宣武帝元恪太和二十三年、景明元年、三年、始平五年、永平三年、四年、延昌元年、二年、三年等就因水旱等自然灾害导致“百姓饥弊”，“民饥饿死者数万口”，“频年饥俭，百姓窘弊”。当到孝明帝元诩孝昌初年(公元525年)出现“北镇饥民二十余万”之时,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六镇饥乱”就会像暴风雨一样来临。此时，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拉大到再也无法调控的地步，北魏政权面临的只有*与分裂。
（二）、移植门阀制度，引发社会矛盾。
北魏前期的用人路线是“任人唯贤”，但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下诏确定了门阀序列后，孝文帝的用人便基本上变为“先尽门第”了。从此，北魏上至中央，下至郡县都严格按照门第高低作为选官标准。北魏官场，清浊分流。凡入鲜卑八姓（即穆、陆、贺、刘、楼、于、稽、尉），汉族四姓（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者，只能做正员郎以上的清官，均不得授以低官和浊官。而寒门士人、鲜卑武人和代迁之人只能充任低官和浊官。官分清流，不得逾越。如史所载，显宗上言曰：“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韩显宗的上言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前代取士”，把士的才能，德行放在首位；第二，今之取士，首先看重的是其门第，郡望。由此可见，孝文帝所实行的这种门阀制度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确认汉族士族地主和鲜卑贵族在北魏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赋予他们种种特权，并使之制度化。此项改革是在“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本没有触及胡汉贵族的政治特权，相反使汉人与代迁之人的社会地位受到贬抑和压制，从而激化统治矛盾。
1、门阀制引起了北魏寒人的不满 当时寒人的地位已经上升，而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颁布门阀序列后，将寒人排除在门阀之外，势必引起寒人与门阀的矛盾。如“家世寒微，少孤贫”的李彪，以其才学与梗直深为孝文帝信重，但由于他出身寒门，而被士族出身的饿官吏所看轻。大中正宋牟“与高祖私议，优以寒地殊不欲微相优假”。在如士族出身的李冲，虽然曾将李彪“荐于魏主”，但当孝文帝“车驾南征”，命“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合事”时，李冲上表奏道：“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已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己凌上……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行，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尽管孝文帝曾称赞李彪“吾之有李彪生，犹有之汉汲黯”，但出于维护统治，缓和双方矛盾的需要，孝文帝不得已将李彪革职归乡。
李彪曾为其子李志求官于吏部郭祚“祚仍以旧策处之”。这引起了李彪对门阀制的不满。“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李彪为御史中尉时，“性又刚直，遂多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豪右屏气”既说明李彪为官刚直，又说明豪右痛恨李彪。这些屏气的豪右不一定都是违法乱纪者，其中必然隐含着门阀制与事实上寒人地位提高的矛盾。寒人地位提高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孝文帝定姓族前后曾有许多寒人提任大中正。王仲兴“起自细微，至殿中书……为雍洲大中正”寇猛“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洲大中正。” “虽起细微”的茹皓为肆洲大中正，赵怡为荆洲大中正，“本出寒微”的侯刚为恒洲大中正。这些说明孝文帝定姓族前后，寒人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门阀制的推行，使当时社会地位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寒人受到贬抑与排斥，引起寒人的不满与积怨，激化了统治集团的矛盾。
2、门阀制造成了新鲜卑门阀与代北贵族及“代来之人”的矛盾 门阀制实行后北魏南部形成了一批新鲜卑门阀贵族，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为提高。而代北鲜卑贵族则不同，在定姓族之后，他们成为门阀之外的庶姓，如史料所载： “正始二年（公元505年）秋……（于）忠与吏部尚书元晕，度之尚书元匡，河南尹元长等推定代方姓族。” “世宗世，代人犹以姓族辞讼，又使尚书于忠，尚书元匡，侍中穆绍，尚书元长等量定之。”从“犹以姓族辞讼”可看出孝文帝定姓族之始便引起了代人的“姓族辞讼”，而延续到世宗宣武帝乃至肃宗孝明帝世。那么“代来之人”的境况有如何内容？肃宗孝明帝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为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者百余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传诏，来安抚“起逆”之人，却遭致“牧守子孙”强烈反对。这些门阀士族不允许代来之人挤进他们的行列，千方百计压制他们，可见双方矛盾斗争相当激烈。
3、门阀制度造成北镇军人与新鲜卑门阀的矛盾。
门阀制实行后，北镇军人的社会地位大为降低，这是孝文帝定姓族时始料不及的。如史料所言：“边竖沟逆，以成纷便，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煎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乃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士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也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径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成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入浮游之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这里讲的“房分”并不是孝文帝迁洛后军队分为两部分，是指原本为一个姓的人，有的边镇为军人，有的在京城为官。由此可看出，北镇军人在孝文帝实行门阀制之前带有贵族性，地位很高，他们“不但不废仁宦”，还享受“复除”待遇。但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以后，北镇军人被冷落，终于导致严重后果，士兵待遇低下，“士兵役苦，心部忘乱。”由于北镇军人不甘沦落，起而造反，引发了魏末六镇之乱，促使北魏发生分裂，走向衰亡。
（三）、定姓族，造成贵族的腐化。
孝文帝大定姓族，使得这些新士族分子从根本上并不能一时适应。让这些迅速汉化，士族化的，缺乏文化积淀的鲜卑贵族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环境面前，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臵。他们并没有用一些积极的，健康的东西去充实自己，精神上的空虚使他们在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面前迷失了自我。他们缺乏“居安思危”的政治修养，最高统治者也没有进行道德方面的训诫。于是，整个贵族阶层迅速堕落下去，附庸风雅，模仿汉族名士的生活作风，但由于缺乏辨别力，他们只能模仿那些外在的形式。所有这些，不仅消磨了他们的进取心，更是给了他们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孝文帝在位时，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声势和威望，尚能控制整个局面。但到了他的继任者手里，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奢斗富，贪污腐化之风愈演愈烈。
1、生活上的腐化
到了北魏后期，迅速汉化，士族化的鲜卑权贵们飞速的腐化，王公贵族竞奢比富，极力聚敛。史载：“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童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值钱数万。”而河南王元琛曾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稚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他总想跟元雍竞富，他的十余匹骏马，食槽用银子打造窗户上装饰着玉风铃，金龙旗。宴会用的酒器由水晶钟，玛瑙碗，赤玉卮，他向诸王展示自己的府库，金钱，绢布不可胜计。还跟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元融一向以富贵自负，见元琛珍宝多余自己，“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臣人，三日不起，”对人说“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元融的心态很具有代表性。他们把生活的奢靡程度，拥有宝货的多少看作是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些鲜卑贵族已忘记一切社会责任与使命，惟一记挂的是毫无廉耻的积聚财富。胡太后把他们带到绢库“任意自取”，富贵之极的尚书令李崇和章武王元融竟因“负绢过重，颠仆于地，崇伤腰，融损足”。太后看着生气，夺下绢，让他们空手而出，成为时人的笑柄。
2、贪污成风，吏治腐败。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生活，北魏后期的各族官吏无不凭借手中的权利想方设法捞钱，大肆贪污。当然此前也有贪官，但北魏政权 尚能制裁，有时甚至十分严厉，特别是太和八年普给百官俸禄后，严惩贪官，这一年就处死40人。但此后皇权中衰，幸臣茹皓和外戚高肇等先后用事，宗室内难不已，吏治渐坏。失踪之后朝廷竟公开卖官，如元晖为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此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受职各有差”。由于吏部以卖官为务，故被人称为“市曹”，像官吏市场做买卖一样。而卖官是政治腐败中后果最恶略的一项，那些花钱卖官的人，当官之后巧取豪夺，想法设法的聚敛财富，根本不会考虑如何治国安邦。卖官成风必然贪污成风，形成官场的普遍腐败。如郑云贿赂大宦官刘腾得为安州刺史时，立刻向前任封回打听行情。史载：“除书但出，暮往诣回，坐未定，谓回日：“我为安州，卿知之否？彼上治生，何事为便？””，所谓“治生”就是经营生财的产业。但是官吏贪污成风，如元琛为定州刺史“多所受纳，贪婪之极”。后又贿赂宦官刘腾，得为秦州刺史，“在州聚敛”，“求语无厌，百姓患害，有甚虎狼”。又如宗室元诞为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牛马骡驴，无不逼夺。有人议其贪污，他却说：“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贪污竟有指标和理由，可见当时吏治腐败到何种程度！
3、道德沦丧，能力下降。
北魏的贵族官僚既用心聚敛，耽于享乐，普遍道德沦丧，鄙薄世务，他们从来不想什么经天纬地之业，安邦治国之举，逐渐丧失了治国领军的能力。北魏后期既无明主，有却贤臣当权的多是昏愦，贪吝之徒，世宗无恪“从容不断”，“政纲不张”，幸臣茹浩和外戚高肇先后用事。其后女主掌权，奸佞得势，“政治颇亏”。执政的宗室王也多贪残不法，软弱无能。如孝文帝的六弟咸阳王元禧“受遗辅政，为宰辅之首，从容推委，无所是非，而潜受贿赂，阳为威惠者，禧特甚 ”元雍“识怀短浅，有无学业，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既无尊亲，地当宰辅，自熙平以后，朝政褫落，不能守匡弼，唯唯而已”。元叉“才术空浅，终无远致”。执政后，“政事怠惰，纲纪不举，时镇守宰，多非其人，于是天下遂乱矣”。在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怂恿下，在优越的物质生活的腐蚀下，他们从精神状态到身体素质都衰退了，沉浸在奢侈纵欲的小天地里，丧失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加上迁都洛阳以后，鲜卑上层渐染中原风土，轻视武人尤其是孝文帝定姓族，移植门阀制度，板官命爵，这些只顾及南迁的那一部分，没有考虑到边镇人士，他们背着军籍，就不能当官，“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涂所隔。”留镇兵将以望生怨，由怨生愤。社会不公的问题不能解决，在公元523年激发起一场有许多镇将参加的六镇起兵，这把火丢在北魏末年普遍贪污致使百姓贫困，民怨沸腾的干柴上，骤然全国大乱，在为经济利益上一味向贪官倾斜的改革的失误，北魏付出了加速崩溃的代价。
通过研究，我们了解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是一场规模浩大，比较全面的改革运动。然而，后来的历史却表明孝文帝改革遗留下了许多历史问题。作为当时一个较为落后民族的统治者孝文帝为了统治政权，抛却狭隘的民族偏见，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和民族大融合，其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也为北魏的统治埋下了无穷的隐患，特别是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移植门阀制度和定姓族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造成北魏社会矛盾激化、政治集团分裂、官僚贵族腐化奢靡、统治危机日益加剧、勇武善战，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不断削弱，最终导致了北魏政权的瓦解和灭亡。由此，我们得出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历史上任何一个落后民族向先进民族学习的过程中，切忌全盘照搬，不加扬弃，一定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摄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加强精神引导与道德训诫，惟其如此，方可国富民强，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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