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考试题_月考试题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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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
从曾荫权的出访清单看差距
同是华夏血脉，廉洁水平何以竟有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制度构建没有把权力限制在应有的界限之内，为所欲为的官员大有人在。在香港，不仅仅是曾荫权，任何人坐在特首的位置上都没有任何呼风唤雨的可能。
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日前提供了一份统计文件，详细披露了特首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四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却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例如，他于2010年4月9日至10日远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除去往返机票5572元外仅支出了511元，相当于每天仅支出约255元；而他于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汪洋时，仅花费420元。能有这么一份廉洁的账单，不能排除的一个原因是，在曾荫权的40次外出安排中，有多达32次是去往内地，住宿费一般由主办单位负担，当然，即便加上合理的住宿费，仍不失其世界水准的廉洁程度。能有这么一份廉洁的账单，显然也不能归功于曾荫权个人品德的高尚，好的制度设计才能保障官员的清廉，漏洞百出的制度必然催生官员的贪腐，在很大程度上，贪污不是个人问题。无疑，高度透明的财政预算对官员，哪怕是对行政长官都起到了有效的约束作用。特首办的备注显示，在2008年6月13日，曾荫权在前往美国休假期间，顺道为香港驻旧金山经济贸易办事处主办的大型宣传活动担任主礼嘉宾，而这次活动的机票钱是曾荫权自己掏的腰包，公私分明程度让人诧异。反观内地，一些官员贪腐的程度实在令人眩晕，即使级别不过乡镇级，其公款开销一掷千金的豪爽与视金钱如粪土的慷慨，估计也足以令曾先生“大汗淋漓”、“诚惶诚恐”。
我们在反腐上没少花气力，相关机构抓个案、树典型，忙得不亦乐乎，高官也判了不少，级别更是越抓越高，可是多年来总体效果不甚显著，不仅预防未见给力，就是现有的贪官污吏，也没能收获应有的教训和震慑。同是华夏血脉，廉洁水平何以竟有如此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制度构建没有把权力限制在应有的界限之内，为所欲为的官员大有人在。在香港，政府花钱，一分一毫都要经过立法会的批准，来自各阶层各行业的议员，对政府的批评往往不留情面。日前，香港政府拨款60亿元申办2023年亚运的申请，就被立法会以14票赞成、40票反对否决。可见，不仅仅是曾荫权，任何人坐在特首的位置上都没有任何呼风唤雨的可能。
不仅如此，为了力证财政预算的透明度，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的内容详尽，表述方式浅显易懂。除文字表述外，还辅以许多图表，配有大量的漫画和插图予以形象化的说明，读来
饶有趣味。为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香港政府是千方百计要让民众看得懂预算案。相形之下，我们的财政预算案在各个阶层都“看不懂”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从以前“两会”代表、委员表示看财政预算报告如同“看天书”，到如今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在网上晒的预算执行表与预算草案，连专家都说“让人一头雾水”，到权威部门出来回应称账本本来就具有专业性，真让人纳闷，难道财政公开为的就是让人看不懂？
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叙话时就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想象当时毛泽东同志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多么自信。然而，时隔不过半个多世纪，我们的一些政府与官员在挥霍公款、奢靡巨贪的时候眼睛都不眨巴一下，而每到要财政公开、财政监管之际，就可笑地称财政预算为国家机密，就含混不清地弄本糊涂账藏头露尾，与昔日的气魄简直天壤之别。说到底，曾荫权的这份出访清单是一部鲜活的反腐教材——— 只要实现制度设计无懈可击、执行机制“无孔不入”和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充分发挥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反腐工作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人民日报体坛观澜：
别棒杀，更别捧杀
成绩好，有亮点，就捧杀，吹捧上天；成绩不好，没达预期，就棒杀，一无是处。这是当前不少体坛评论的通病。
日前，刘翔在欧洲两站室内田径赛上，均获第三名，人气依旧冲天。于是，有媒体指出刘翔已沦为“敛财工具”。其实刘翔这次比赛成绩尚可，而且自己和自己比，状态在逐渐回升。这样一笔抹杀实在没有道理。
和棒杀比，捧杀更为“阴险”，贻害更大。对一流运动员，棒杀或许更能激发斗志；而捧杀则在“温柔乡”中，让未成熟的运动员飘飘然，迷失自我。
近日，U16国青男篮夺得世界冠军，球队中最耀眼的新星周琦，场均20.9分、10.3个篮板、5.4次盖帽，数据惊艳。于是，不少报道开始发热，“姚明替身”、“姚明二代”横空出世、“姚明接班人”……开始戴高帽。一个15岁的孩子，年龄尚小，技术风格未定……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一个懵懂少年戴上这么一堆“高帽”，弄不好就成负担。U16国青主教练吴庆龙倒还清醒，希望外界对于这支青年队不要过度吹捧，“这样不利于年轻队员的成长”。年轻运动员心理不够成熟，很容易被外界舆论干扰，易在棒杀中沉沦，也易在捧杀中漂浮、迷失。想当年丁俊晖刚成名时很快一度陷入低谷。近日，重新崛起的丁俊晖谈及那段日子，“面对镜头，面对关注，不知怎么处理，有些飘。”
人人都爱喝蜜水、听好话，本能地拒苦水，远刺语。自从鲁迅先生提出“棒杀”与“捧杀”后，世人多警戒棒杀，疏于警戒捧杀。不顾实际地吹捧，多使人骄傲自满，认不清自己的实力、能力，在激烈的竞技中，停滞退步甚至失败。
拒绝棒杀，更别捧杀。网评：
旭日阳刚需力捧，也需“棒喝”
旭日阳刚凭借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走红，但不能再唱《春天里》后，关心旭日阳刚的人们或许有一个共同的疑问：离开《春天里》，旭日阳刚的未来将往何处去；走出《春天里》的旭日阳刚，能否结出“盛夏的果实”？（2月13日《成都日报》）
“禁唱”**成为近日网络热点，不唱《春天里》的旭日阳刚还能走多远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我觉得，旭日阳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代表——普通人圆梦的代言人，需要力捧，而作为会赚钱的艺人，更需善意的“棒喝”。“禁唱”**，其实对旭日阳刚也是个考验。
毋庸置疑，论唱功，旭日阳刚演唱水平并不很高，2011春晚一上场走调可见一斑。实际上旭日阳刚引起共鸣的，无非是质朴、带有嘶哑沧桑的声音，并借助《春天里》的演绎；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农民工的身份，加上央视春晚平台，旭日阳刚得以华丽转身。
应当说，旭日阳刚作为城市打工者，怀揣音乐梦想，一路打拼，成功之路蕴含艰辛，他们的歌声折射出无数普通人希望以奋斗改变人生的渴望。在这个多元化时代，他们的成功，也让那些怀有音乐梦想的草根们看到了希望，这一点，值得赞美与褒奖。
客观的说，汪峰对旭日阳刚音乐之路是有帮助的、扶持的，包括春晚让其无偿使用《春天里》，这比之于每年春晚语言类作品中的抄袭疑云，显然是种大度。如今，旭日阳刚早已不是城市打工者，而是配有经纪人的演出艺人，春晚后更是商演邀约不断，动辄3到5万，这无形中对音乐作品《春天里》著作权是种戕害，对汪峰也不公平，汪峰叫停《春天里》也是合情合理。
当然，“禁唱”**，会对汪峰、旭日阳刚今后发展造成短期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首先，汪峰对旭日阳刚的“棒喝”，是善意的提醒，也是对其知识产权的尊重与保护，汪峰博客忠告其实对所有希望在歌坛或者艺术上有长远建树的新人来说，都是肺腑之言。
其次，尽管旭日阳刚翻唱汪峰《春天里》，对汪峰及其作品推广起到了不可否认的“给力”作用，但这种“双赢”结果不能违背音乐著作权为前提，如果一旦“翻唱成风”、“引用如潮”，却又缺乏明确的协商与补偿机制，势必对原创者不公允。如果一味牵就、无视，谁还会安心去创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是成功的，他们让众多“草根”看到了向上成长的希望，然而，旭日阳刚眼前的盛名背后，隐藏着巨大危机，如果后续作品接续不上，而一味翻唱别人的作品，长此以
往，会扼杀自己的演艺之路。我觉得，“草根”欲想成为真正明星，尚需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切忌一时飘飘然、被人当成“摇钱树”。
实践证明，翻唱难有出路，成功没有捷径，追求原创才是艺术的真正魅力所在，只有奉行这一宗旨，才能赢得更多的推崇和尊敬。希望没有《春天里》，“旭日阳刚”一样能“阳刚”起来，别迷失在充满鲜花与掌声的《春天里》……几天后的央视元宵晚会，他们还会翻唱张雨生的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也相信，旭日阳刚作为积极向上的“草根明星”，他们的未来“不是梦”。
新京报：
曾荫权出访为何如此“吝啬”
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日前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出访的开支情况。几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7086港元，其中机票费用为54万元，另有44.7万元为其他支出，他于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仅花费420元。（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
曾荫权如此节约，这显然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而是应归结到制度设计，即高度透明的财政预算对官员起到有效约束作用。对此，内地有许多可学之处。
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的内容远较内地的政府预算报告详尽，表述方式浅显易懂。除文字表述外，还辅以许多图表，配有大量的漫画和插图予以形象化地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为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香港政府是千方百计要让民众看得懂预算案。
香港预算在制定过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如此反复。一般性的公众咨询会提前3—4个月，于前一年年底全面展开。其时，政府开设热线电话、宣传网站、发布广告、举办民意调查、收集市民信函；财年结束前的1个月，财政司司长会提交财政预算案，让立法会议员有足够的时间研读与辩论。预算案发布后，财政司司长又要再度奔波于电台、电视台等公众舆论平台，举办记者招待会，现身各类论坛和会场等公共场所，详解预算案方方面面，明示于公众。
就在如此这般的咨询互动过程中，民众通过政府部门的解释说明、媒体的充分报道、专业人士的解读等，对自己感兴趣的那部分才会了然于胸，然后就能有根有据地对官员行使监督之责。一位香港市民说得好，财政预算的关键不仅在于“向民众公开”，而在于“经民众同意”，因为预算的对象是纳税人的钱，花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地必须获得纳税人的认可。试想，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哪个官员还敢滥用纳税人的钱？这样说来，大可不必为曾荫权的“吝啬”大惊小怪。（转自新京报，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人民日报五洲茶亭：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他们胸怀天下脚踏实地
人民日报大型人物专栏《“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正在陆续刊出。目睹那一张张质朴刚毅的面孔，阅读一段段催人泪下的事迹，相信每个人的心灵都会为之震撼，思想为之感染，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启示我们，既要胸怀天下，又要脚踏实地，从而书写物质满足、精神富有的无愧人生。
“给力”泛滥是创造力缺失
有了新思想、新观点，语言的表达就会脱离既定范式，在新的原野上开疆拓土。即使是很平淡的语精神为之升华。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国家。“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对照的镜子、人生的坐标。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那是胸怀天下的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生如行尸走肉，有信仰的人生，才不可战胜。老虎凳、吊索、撬杠、带刺的钢鞭、电刑、竹签钉十指……这些我们想都不敢想的酷刑，却始终奈何不了一名29岁的女共产党员江竹筠。“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的意志是钢铁！”正是像江竹筠一样的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给人不畏牺牲的精神，给人崇尚光明的力量。人生缺乏信仰，就会变得浮躁。在物欲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有坚定的信仰。
那是无私奉献的精神。英模们之所以被人崇敬、让人感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具有无私奉献、为民牺牲的崇高品质。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为了人民的兵工事业无私奉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0余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还有“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都把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做贡献作为己任和担当。正是这种鞠躬尽瘁、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才造就了他们崇高的人生。比之他们，当下一些为一己私利而狗苟蝇营、为满足私欲而为所欲为的人，应当自惭形秽。
那是不怕困难的力量。苦难成就辉煌，是因为人们战胜了苦难。新中国缔造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辉煌史。在这部历史活剧中，英模人物是不怕困难、无所畏惧的“主角”。东北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在1939年秋冬“反讨伐”作战中，最后只身一人与敌周旋5昼夜，以无比坚强的毅力顽强战斗，直至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日军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净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无一粒粮食。还有被烈火烧身岿然不动的邱少云、“保持英雄本色的忠诚卫士”丁晓兵等，他们以蔑视困难、无所畏惧，顾全大局、英勇战斗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不怕困难才能战胜困难，迎接胜利。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不敢面对困难，拈轻怕重、害怕任务，不敢挑担子，缺乏的就是战胜困难的意志和力量。事实证明，只有不怕困难，才能攻坚克难，无往而不胜。
言，也会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最近几个月来，“给力”一词的兴衰际遇，堪称观照国人思想文化创造力的“微缩”标本。一个曾经让受众醒神的词汇，在时髦人士的“给力”追捧中，逐渐沦为令人反胃的词语。
如今考证“给力”一词的最早出处，已无必要。重要的是，它被“好事”网友引入网络，成网络热词。更重要的是，它又被党报编辑带进了吸引眼球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主标题。
“给力”热到这个份上，该冷水浇头降降温了。网友早就开始自我降温，一起戏谑“谁会在春晚上先说出„给力‟”。然而，善于辨风识向的文化传播者却未能“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春晚舞台上廉价贩卖“给力”，沦为笑柄。
语言在一定时段内流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客观存在，本无刻意批评的必要。但当这种流行变成文化传播者的话语方式，就令人深思了。
当然不能否定语言词汇的原创者、巧妙引用者的功绩。至少在一开始，它在海量的信息流中起到了引人注意的效果。同时这种恰到好处的创造与引用，保持了语言的生机与活力，不致那么一潭死水，把人闷死，而是通过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向受众传播所希望表达的价值与情感。
在一定意义上，普通受众对一种新的词风、话风、文风的追捧，反映的也正是这种语言新风的辐射力、影响力乃至生命力。从小沈阳当年的“pia”“pia”、赵本山的“这个可以有”引观众效仿，到电影《让子弹飞》放映后，“让……飞”句式的广泛应用，等等，至少给这个社会曾经寂寞的表达、无趣的视听“吹皱了一池春水”。
而另一方面，受众的这种追捧，并不表明这种语言新风就可以被拿来再廉价贩卖给受众——把嚼烂的馒头再还给受众，确实倒胃口。现如今，不少人习惯于创造一些新的词风、话风、文风来吸引受众，各种新词不断，可新鲜过后，在受众心底留下来的有几？思想苍白、观点老套，再新奇的表达方式、再新鲜的文字语言，也终难令受众受用与受益。
尤为值得检讨与反思的，该是文化传播者自身。他们已沦为一些流行词风、话风、文风的传声筒。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些媒体以及所谓的“知名人士”，他们常常忘记创新语言表达的责任，只是把一些已然十分流行的大众语汇、社会语言再传播N次罢了。
从“给力”一词的泛滥中，我们看到，文化传播者们已经失去了思想文化上的创造力。而这才是国人真正的悲哀。闪耀着智慧与文明之光的新思想、新观点，才是国人所欲追寻、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有了这种新思想、新观点，语言的表达就会脱离既定范式，在新的原野上开疆拓土。即使是很平淡的语言，也会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京华时报：
这些人的名字中有人生的回答
2010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一张照片让人动容：王茂华笑着，向镜头伸出手。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与岳父三入火海救出6个孩子，自己却在深度烧伤的巨大痛苦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这张照片，正像是一个普通人向无数如他一样的普通人发出邀请：来吧，让我们追寻更饱满的意义；来吧，让我们走进更丰盈的人生。或许是无意中定格下来的一瞬，展现了这一连续9年的评选所包含的意义。
我们惯于感叹，这是一个夜莺不再歌唱的年代。物质的潮流淹没了精神的追求，曼妙的精神之歌已经变成机械齿轮精确咬合的滴答作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激荡，手中握有再多，也永远渴望着货架上的那一个。这样一种面对物质的无限渴望，驱使着每个人前行。于是，从个人到社会，精神荒芜、意义萎谢、价值凋零。
正因此，这些“感动中国”的名字，足以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坐标。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将如何，而只是出乎一颗真诚之心的自发选择。无论多么让人感动，激发出精神炫目光芒的初衷，与其说是“感动中国”，不如说是出于对人生意义的基本追问：在这个世上，怎样才算是真正活过？
我们看到各不相同的回答。怀着赤子之心写下对科学、对祖国的忠诚，这是科学泰斗钱伟长；把完成每一天的工作都当成一次凯旋，这是“警界保尔”孙炎明；以微薄之力行微小之善，这是“最美洗脚妹”刘丽……正如“草原曼巴”王万青所言：是“从人生意义上”的比较，让他选择了数十年草原行医的生涯。而草原给予他的人生意义，是一种最崇高的快乐。无论是刹那光华四射的抉择，还是长期默默无闻的坚守；无论是用生命书写爱的准则，还是用时间成就仁的标准，正是这些“感动人物”的每一个行动，让普通的人生看到了另一个面向，让贫乏的时代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生命的价值得以彰显，人生的意义得以呈现。感动，是一种内心的投射。这些高尚的人生，激发出我们心中最强烈的共鸣，也正意味着我们心中有着强烈的渴望，渴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大写的人。正如感动不是这些优秀人物舍身忘我的目的，感动也不仅仅是我们激赏他们的目的，而应促成我们在感动之余的反思，在感动中校准人生的方向。
很多时候，困顿于日常的琐碎，我们忘记了意义这个神圣的词，任由对人生的终极追问在日用饮食上搁置，任由对价值的崇高追寻在日复一日间消磨。这时候，请接受王茂华的邀请。明天，就可以敲开慈善组织的大门，如刘丽一样开始人生一份微小的慈善；明天，就能以超越功利的心态，让每天下班不是溃逃而是如孙炎明一样凯旋；明天，就能在街边老人身体不适时勇敢伸出援手，面对可能的风险正如英雄翁婿面对烈焰炎炎。
让我们再次重复这些名字：钱伟长、孙水林、孙东林、才哇、郭明义、王伟、王万青、王茂华、谭良才、何祥美、刘丽、孙炎明……因为，在这些名字之间，正写着斯芬克斯之谜的回答。
闲话“慢”生活
上世纪末，意大利兴起了“慢城运动”，一个名叫奥维亚托的小城拒绝快餐店、霓虹灯、汽车等现代文明的象征，倡导返朴归真的传统生活方式，后来奥维亚托成为“慢城”的“范本”。目前，已有60多个欧洲城市加入“慢城运动”之列。2010年11月，在一位意大利“慢城”市长的牵线下，中国江苏省的高淳县亚溪镇“生态之旅”被世界慢城组织授予“国际慢城”称号，获得了其颁发的“蜗牛”标志，成了中国的第一座“慢城”。
“慢城运动”发轫于意大利，“慢餐运动”也兴起于意大利，或非偶然。南欧地区历史上受阿拉伯游牧文化影响很深，人们一直持某种随意、不大讲究效率的生活态度。
“慢城运动”是对现代文明快节奏生活的一种反动。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竞争性极强的环境中“快节奏生存”，生命被拉紧和拉长，以至生出对“慢”的高度渴望。人，是没什么想什么的动物。
仔细想来，慢，是一种生活态度。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需要慢慢地品味和体察。笔者参加过一些国内的旅游团，深感其节奏之快，近乎“景点强迫症”：去过了，看过了，照过了，全忘了。没有体味和邂逅的旅游，或许算不上真正的旅游。当然，这也可能是“初级阶段”的必然，事情总是先要有，再要好。
慢，又是一种文化。南欧有“慢”文化的传统，中国也有慢文化的传统。“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活脱脱讲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闲适向往。在历史上游牧和农耕文化发达的地区，“慢”文化比较发达，例如中国的太极拳，动作就极为悠缓。工业文明是一种“快”文化，从美国兴起的“蹦迪”，源于非洲黑人舞蹈，是一种以快制快的文化宣泄方式。慢，也是一种社会和工作哲理。“欲速则不达”，这是现实生活中屡被证实的道理。“慢工出细活”，这也是许多工作者的切身体验。科学上的许多发明发现，也需要慢慢来，急不得。
快慢是相对的，城市的发展也具有多元化、差异化的特点。人类毕竟不可避免地走进了工业文明的时代。在工业文明的时代，慢多少是一种奢侈品。在现代社会，慢的前提是有钱有闲，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此前则必须快节奏地赚钱赚闲。这是一个悖论，但有其现实合理性。发达国家或已进入所谓后工业文明时代，但中国没有。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还要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享受“慢生活”。慢，或许还只能是生活主流的调适和点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