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学研究资料_商业资料东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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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货殖列传》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货殖列传》则是其中很具特色的篇章。这篇列传从历史上和西汉当代大量的经济活动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以及经济规律，贯串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思想即使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无启发。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无论从经济思想还是史学角度看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司马迁以前的先秦史书都不重视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司马迁创立专记经济史的篇章，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的经济生活的范例，为后代史书注意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开了先河。同时，这本身也说明司马迁已经注意到社会经济生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反映的全部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在于他以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点去观察社会经济活动。司马迁继承了先秦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传统，并受到了当时最流行的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的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烈的发展观点，使他观察事物有素朴的辩证法的方法，同时反对神学天道观。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加上他丰富的生活实践以及对客观事实的尊重，这又使他的经济思想具有较高的人民性，使他在社会观方面走向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寻求历史发展线索的道路。

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 安贫”；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司马迁则不然，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他在《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持能之荣，使欲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乘之候，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是司马迁看出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提高，是人们所普遍要求的，是客观必然的，对待这样的问题，莫善于“因之”、“利道之”，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因循为用”，反其道而行之是不会发生好结果的。这是司马迁在记述和研究社会和经济形态的问题上探索出客观规律即自然法则的道理来，印证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在这里司马迁所指出，违反经济条件的客观支配作用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有什么效力，必须顺应这种客观条件的发展趋势。因此，他反对将人们的经济生活拉回到当时有些人所幻想的古代经济生活的所谓黄金时代的道路上去。在《货殖列传》第一句话，开章明义就提出了《老子》中的一段议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认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一定要勉强实行，则等于是要把人民的眼睛、耳朵闭塞起来，不让接触外界事物。老子把古时代政治上小国寡民，经济上互相隔绝、完全自给自足，没有流通和交换的状态，视为“至治之极”的理想时代，这是倒退的历史观。司马迁批评这种观点，反映了他主张进化的历史观。

司马迁意识到物质生活对社会活动的重要作用方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认为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的所谓“礼”，是以人类的情与性作基础的，它的内容仍然是以具体的物质生活资料来体现，这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地位与道德观念都是与财富占有状况相联系的。司马迁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注：《史记•货殖列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说明财富占有情况决定奴役别人或受人奴役，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恩格斯说：“„„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朦胧地感到这一点，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以上我们分析了《货殖列传》中有关经济生活与社会活动和道德规范之间关系的论述。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观点呢？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科学和宗教的。”（注：《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598页。）又说：“„„一个十分明显而先前一直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取得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终于被承认了。”（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162页。）恩格斯阐述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两千多年前封建阶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认识当然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但是，他重视社会生产活动，承认“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一基本事实，并且把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经济情况联系起来叙述，认为经济生产有自己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显然是进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生活准则，把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认为各地区不 同的物产和人类对于物资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的分工、生产的发展和流通交换的出现，从而说明社会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趋势，并企图从中寻求历史发展的线索。司马迁有一段出色的论述：夫山西饶材，竹、ｇǔ＠①、＠②、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 ③、梓、＠④、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在这里，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素。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指出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相比较，自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在提法上，司马迁也只重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认为这个源大就富足，小就贫乏。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个观点虽然不科学，但在两千多年前，能够在全 面指出形成财富的两要素之后，进一步强调劳动的源泉作用，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由于地主经济体系的确立，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广阔的发展场所。农业生产的发展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展。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取得支配地位初期所常有的那种活跃的生命力。人们生气勃勃地为着财利而熙来攘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司马迁有可能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独立地分析社会经济活动问题。他把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是符合“自然之验”的客观规律。他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符自然规律的社会生活准则，认为它的发展和自然现象一样地受一种规律的支配，而不是决定于政教之类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人民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本来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活动，本来是无须乎后来才强加于其上的“政教”之类的压迫势力的干扰的。在这里，司马迁受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既没有意识到私有制本身只有历史的暂时性；也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在他的论述中有混同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倾向。不过，在二千多年前能够提出这样的看法，已经颇为值得珍视。

（三）由于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主张发展工商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这与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批评司马迁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我们认为，班固这段话是十分偏颇的。司马迁的这种“此其所蔽”，非但不为过错，而且正是他不受传统观念束缚、敢于去旧立新的创作精神的表现，正是他十分可贵之处。别的且不说，我们仍然以《货殖列传》为例，货殖是指包含着一部分手工业活动的商业活动说的。前人把商业活动分为两种，行者曰商，居者曰贾，行者是贩运货物到各地做买卖的商人，居者是在各都市或村镇开设铺店做买卖的商人。无论行者或居者，都是想靠做买卖来发财致富，换句话说就是以求利为主。求利是不合于孔孟之道的。《论语》记载“子（指孔子）罕言利”的话，又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话。《孟子•梁惠王》篇载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孟子要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要谈利。可见孔孟之道是反对言利的。反对言利就必须要反对专以言利为宗旨的商人。战国时的法家，讲耕战，也反对商人活动。这个传统，到汉初几十年内，就把商人的社会地位降下来，并从法律上肯定下来。“崇本抑末”成了战国至西汉的传统思想，封建统治阶级都视工商业为“末业”，加以抑制。汉初并明文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田。这就严格限制了商人在政治上的出路和在农业上的出路。司马迁对于商人是怎样看待的呢？《货殖列传》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司马迁这是说工商业活动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必然的，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应该因势利导而提倡，不应该强行压抑。必须指出，司马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分工。相反地，抑制商品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会使社会发展缓慢。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司马迁就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不能不说有独到的见地，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性。

要发展工商业，扩大商品经济的范围，增加商品的生产、交换，自然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主要是减少对商品生产、流通、交换的限制，采取以经济放任为主的政策。因此司马迁对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措施表示赞同，以为这样能使“富商大贾，同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他看来，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最好是顺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司马迁这些思想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第60页。）的封建主义社会早期提出，却和近代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相差不远，真是卓有见地，令人钦佩。

上面，我们以《史记》的《货殖列传》为依据，分析了司马迁对历史发展道路及道德规范、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主张采取经济放纵政策发展工商业等诸方面的论述，对其中的进步的经济思想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诚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中也有唯心主义的成分，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考虑到这不是论题的范围，恕不赘述。不过，我们始终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中的落后因素远非主流。司马迁由于其思想的进步性，并且具有渊博的知识，踏实的学风，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加以司马迁所处的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生机勃勃的气象对他思想意识的影响，使他有条件摆脱（虽然不是完全摆脱）传统的思想局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客观的认识，因而使他在许多经济问题上，能够提出接近正确的见解。他的这些进步的经济思想，我们认为，直到今天可能仍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而继承他经济思想的合理部分，则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谷”的繁体；＠②原字左纟右卢；＠③原字左木右丹；＠④原字上“共”去八中田下亘。

分析李白《长干行》的商业内容和艺术特色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坐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唐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诗人李白写过许多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长于行》就是其中杰出的一篇。长干是地名，在今江苏南京。李白《长干行》的篇幅加长了，内容也比较丰富。它以一位居住在长干里的商妇自述的口气，叙述了她的爱情生活，倾吐了对于远方丈夫的殷切思念。它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深挚的情感的少妇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我们知道，李白青年时代出三峡之后，曾有相当长时期漫游于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下游一带。这些地区自六朝以来，就是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商人们来往频繁之处。六朝乐府中的“吴声”、“西曲”即产生于这一地区，其中不少篇章就是表现商妇与丈夫离别的悲思的。李白是一位非常重视学习优秀文学遗产的作家，对于“吴声”“西曲”非常熟悉；他的生活经历又使他对商妇们的思想感情有相当的了解：这些正是他写作《长干行》的基础。

《长干行》从女子的童年写起。“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古代小孩不束发，“妾发初覆额”表明年纪还很小。“剧”是玩耍的意思。这几句是说商妇和她的丈夫在童年时代就有着亲密无间的友谊。以下从“十四为君妇”到“十六君远行”，用年龄序数法写女子婚后的生活历程。“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虽然是竹马之交，但从一起游戏的伙伴而结为夫妻，新婚期内毕竟也还是使她羞答答地难以为情。诗人以真实而细腻的笔法，为我们描画出一个羞涩、天真的少妇形象。“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即使化为灰烬，也生生死死，永不离分！这里是化用《吴声歌曲•欢闻变歌》中“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的意思。我们仿佛听到了少男少女海誓山盟的赤诚心声。这位女子的热情、坚贞的性格，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抱柱信”“望夫台”二都是古代的传说。“抱柱”是说一位名叫尾生的男子，与他的爱人约定在桥下见面；尾生先到，忽然河水暴涨，他不肯失信，便紧抱桥柱，结果淹死。关于望夫台、望夫山、望夫石的传说很多，都是说妻子如何望眼欲穿地盼着丈夫的归来。两句意思说：丈夫象尾生那样忠诚地爱着她，而她又哪里会登上望夫台，去尝受离别的痛苦呢？这四句诗让我们体会到一对少年夫妇沉浸在热烈、坚贞、专一的爱伍中的幸福。然而好景不常，他们不久就尝到了离别的痛苦。而诗情也就在这里顿起波澜，产生了明显的转折。“十六君远行，瞿唐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瞿唐峡是长江三峡之一，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峡口有巨大的礁石，名滟滪堆。农历五月夏水涨时，滟滪堆淹没水中，仅露出顶部一小块，舟船来往，极易触礁遇祸。所以舟人谚曰：“滟滪大如襥，瞿唐不可触。”古代三峡山上多猿，它们的叫声凄厉，常常牵动旅人的乡愁。歌谣唱道：“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诗人巧妙地把这两首谣谚熔铸为精炼的诗句。我们读到这里，好象听到了咆哮的江声和哀切的猿鸣，也感到了商妇对丈夫安危的深切关怀。

从“五月不可触”到“八月胡蝶黄”一段，描写节序变换，烘托出女子对丈夫深长的思念。“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迟”字一作“旧”，有的本子又作“送”。“迟”是等待之意。这两句大约是说，在门前等待（或送别）行人所留下的足迹，也已都生长了青苔。“苔深不能扫，落时秋风早。”夏天过去了，初秋来临了，她还在默默地盼望、等待。“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已经到了仲秋时节，她依然在不断地盼望、等待。看着双飞双舞的胡蝶，心中翻动着孤栖的苦味；想到时光在不停地流驶，又悄悄地为青春逝去而忧伤。我们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地在相思中忍受着煎熬。“早晚”是“何时”之意。“三巴”即巴郡、巴东、巴西，都在今四川东部。长风沙在今安徽安庆市东长江边上，离开今天的南京已经有数百里之遥。商妇实际上不可能真到那么远去迎接丈夫，但这样的夸张对于表现她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十分有力的。诗人写出了女子对于会面的渴望，对于丈夫热烈的爱，写出了蕴蓄在她心底的奔放的热情。全诗到这儿结束了，而这位满怀热烈而深沉的爱情的妇女形象，却久久地留在我们心上。李白的这首《长于行》在艺术上是非常成功的。它对商妇的各个生活阶段，通过生动具体的生活侧面的描绘，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副副鲜明动在的画面。它的不少细节描写是很突出而富于艺术效果的。如“妾发初覆额”以下几句，写男女儿童天真无邪的游戏动作，活泼可爱。“青梅竹马”成为至今仍在使用的成语。又如“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写女子初结婚时的羞怯，非常细腻真切。诗人注意到表现女子不同阶段心理状态的变化，而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再如“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通过具体的景物描写，展示了思妇内心世界深邃的感情活动，深刻动人。

《长干行》的风格缠绵婉转，具有柔和深沉的美。商妇的爱情有热烈奔放的特点，同时又是那样地坚贞、持久、专

一、深沉。她的丈夫是外出经商，并非奔赴疆场，吉凶难卜；因此，她虽也为丈夫的安危担心，但并不是摧塌心肺的悲恸。她的相思之情正如春蚕吐丝，绵绵不绝。这些内在的因素，决定了作品风格的深沉柔婉。《长干行》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致入微，语言含蓄精炼。“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这些诗句包孕着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又具有柔和流丽的音乐美。朗读时自然能感受到一种声情摇曳的艺术力量，体会到那种柔婉的艺术风格。

《长干行》还很好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比如写新婚的羞怯，便说“千唤不一回”；写爱情的坚贞，便说“愿同尘与灰”；写离别的长久，便说“苔深不能扫”；写盼望的殷切，便说“直至长风沙”。这些语句有力地表现了思妇热烈而深沉的感情，给人深刻的印象。全诗都用女子自述的口吻，这些夸张语句都符合她的感情和性格。例如“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既充分表现了思妇此时此刻的急切心情，也与她商人妇的身份相合；如果这话出于一个从来足不出户的妇女之口，就会显得不够真实了。

《长干行》在艺术上明显地受到古乐府诗歌的影响。前面按年龄序数写少妇的生活历程，《长干行》有具体生活场景，有血有肉，构成了全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后面通过描写节序变换来刻划女子怀人的深长愁思，则是学习南朝乐府《西洲曲》。在风格的柔婉、音节的流美方面，《长干行》后半篇与《西洲曲》很相象。然而《长干行》并不是机械地模仿。它描绘的生活图景是崭新的；商妇的情感写得较为丰富而有变化，也不同于《西洲曲》的单纯。它们各擅胜场，都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艺术珍品。

我国古典诗歌，从《诗经》以来，一向有反映妇女生活的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受着沉重的压迫。在爱情和婚姻方面，她们往往遭到被玩弄、被欺凌的痛苦。因此，她们特别，强烈地企求着纯真专一的爱。汉乐府古辞《白头吟》中“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感叹，《孔雀东南飞》和南朝乐府《华山畿》中青年男女在死后终于结合的浪漫主义描写，都体现了这种理想和追求。封建社会中男子常因服役、宦游、经商等缘故离乡背井，妻子只得独守空闺，受着离别之苦，这也是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反映妇女生活的诗篇中，表现思妇之情的相当地多。封建社会的诗人们，若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深切的同情给予被欺凌、被卑视的妇女，反映她们的正当的善良的愿望，那就该得到应有的肯定。李白诗歌中有关妇女的篇什，大多数都表现了这种进步的倾向。《长干行》塑造了具有美好情操的青年妇女形象，体现了妇女们对于纯真爱情的追求和渴望，艺术上又极完美，是比较突出的一篇，它无疑地也应该受到我们的珍视。

谈谈蒲松龄的商业思想

商业题材的作品在《聊斋志异》中所占份量不大，但其内涵颇有值得关注的地方。本文选取两个侧面加以分析，以期有助于对蒲松龄商业精神的了解。

一、“去读而贾”与投笔从戎

《聊斋志异》中写到商人或以商人为主角的有数十篇，粗略划分，其成份约有三类：小负贩、一般商人和“文学士”出身的商人。而特别引人注目、作家也着力雕琢过的则是“文学士”出身的商人。蒲松龄赋予他们的，完全是书生意气，而无丝毫带有“贱业”烙印的卑俗。比如卷三《雷曹》中的乐云鹤。乐云鹤忠于友情，风骨秀拔。他与夏平子“少同里，长同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岁知识。乐虚心事之，夏亦相规不倦，乐文思日进，由是名并重。而潦倒场屋，战辄北。”夏平子不幸病故，乐为之精心料理丧事，并“以时恤诸其家”。后因家计日蹙，乃叹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没，而况于我！人生富贵须及时，戚戚终岁，恐先狗马填沟壑，负此生矣，不如早自图也。”于是去读而贾。蒲松龄对乐云鹤的这一重大人生决定欣赏备至，喝彩道：“乐子文章名一世，忽觉苍苍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弃毛锥如脱屣，此与燕颔投笔者，何以少异？”

所谓“燕颔投笔”，指班超投笔从戎。投笔从戎，这是古代读书人抒写壮怀时常用的典故。如陈子昂《为金吾将军陈令英请免官表》：“始年十八，投笔从戎，西逾流沙，东绝沧海，南征北伐，无所不至。”蒲松龄以之比喻弃文从商，这不是对“从贾”的泛泛颂扬（泛泛颂扬在“三言”“二拍”等作品中也是存在的），而是从特定的书生意气的角度来称道，确乎更多一些豪放的士大夫气概。将“从贾”视为建功立业的途径，体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价值观念。

二、“贾又不忘文业”

与“去读而贾”相辅相成的另一侧面是“贾又不忘文业”。乐云鹤是如此，卷四《罗刹海市》中的马骥也是如此。《罗刹海市》的中心情节是：马骥在经商后仍不放弃他引以自豪的文业，并因才华横溢大得龙君赏识。“马骥字龙媒，贾人子，美丰姿。少倜傥，喜歌舞。„„十四岁，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罢贾而居。谓生曰：‘数卷书，饥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儿可仍继父贾。’马由是稍稍权子母。”马骥虽“权子母”，但依然钟情于文业。小说写他在海市龙宫的际遇，即着眼于其卓越的才情：龙君乃言：“先生文学士，必能衙官屈、宋。欲烦椽笔，赋‘海市’，幸无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砚，龙鬣之毫，纸光似雪，墨气如兰。生立成千馀言，献殿上。龙君击节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国多矣！”遂集诸龙族，宴集采霞宫。

中国古代文人常以欣羡的口吻提到李白在沉香亭畔的际遇。李白在沉香亭畔的际遇是唐以降文人所向慕和津津乐道的，在他们眼中，这一掌故足以为才人吐气。而《罗刹海市》写马骥在海市作赋的风采，用意亦在为才人吐气。与李白的不同之处在于，马骥是才人，同时也是一位商人。

卷十一《白秋练》中的慕蟾宫，“商人慕小寰之子”，“聪慧喜读。年十六，翁以文业迂，使去而学贾，从父至楚”，而他“每舟中无事，辄便吟诵”。有趣的是，他的恋人白秋练也是一位爱诗成癖的女孩，他们常以诗作为恋爱的媒介。一次，白秋练病得很重，“至绝眠餐”，见到慕生后，（秋练）乃曰：“君为妾三吟王建‘罗衣叶叶’之作，病当愈。”生从其言。甫两过，女揽衣起曰：“妾愈矣！”再读，则娇颤相和。这里，我们发现一个事实：以诗治病，秋练确实韵清彻骨。而同时也不难看出，慕蟾宫对古典诗词相当熟悉，连王建的这首宫词也能随口吟诵。小说中的另一细节更加有趣：女一夜早起挑灯，忽开卷，凄然泪莹，生起急问之。女曰：“阿翁行且至。我两人事，妾适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词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贾’，即已大吉，何不祥之有！”女乃少欢，起身作别曰：“暂请分手，天明则千人指视矣。”白秋练以诗问卜，展卷得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以为这预示着她与慕生行将分别，不禁“凄然泪莹”，而经慕生一解释，又觉稍可安慰。在对诗意的把握方面，慕生比白秋练更具发言权。蒲松龄以此表明，商人慕蟾宫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人。

三、从“去读而贾”“贾又不忘文业”看蒲松龄的商业精神 去读而贾，贾又不忘文业，这样的安排也许与蒲松龄的家世有些关系。据《蒲氏世系表》，他的父亲蒲槃便有此种经历：“公少力学而家苦贫。操童子业，至二十馀不得售，遂去而贾。数年间，乡中称为素封。然权子母之馀，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及也。”但这种生活原型只是原因之一。站在本文的角度看，这种安排乃是蒲松龄商业精神的一种表现。

蒲松龄将“去读而贾”与投笔从戎相提并论，表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人文立场，即，在蒲松龄看来，商业领域也可以是读书人的建功立业之地。《鹔鹴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则著名佳话。西汉社会盛行任侠的风气。侠的特征之一，是感情热烈，追求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司马相如正是如此。“居贫忧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这都是极具个性的行动。而我们关注的是佳话中的这一叙述：“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何以相如亲自经营酒店会使卓王孙感到耻辱呢？我想其中的原因是，以司马相如这样一个才情卓越的文人而经营酒店，这是一桩极为反常的事情；商业领域不是文化人尤其是卓越文化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以这种传统社会心理作为背景，再来看蒲松龄对“去读而贾”的定位，我们对其中的内涵就会有更深的体会了。

蒲松龄强调“贾又不忘文业”，旨在对商人的人生格调作进一步的升华，或者说，赋予商人生活以浓郁的诗意。蒲松龄的这一旨趣是近代人文观念的体现。阅读中国古代诗词，我们有一个强烈印象，即，商人通常被排斥在诗意之外。“在传统文学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四类形象：诗人、官人、农人、商人。一般人看来，官人注重权势，商人炫耀金钱。在这四者中，一般最鄙薄的是商人，最推崇的是诗人。优秀的诗人能把自己全部人生融入作品，让读者无形中受到其人格的感召，而商人形象则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在‘过尽千帆皆不是’中，虽有半成以上的商舟行驶在**里，而那‘是’之舟，在传统释象中绝对不会是商船，否则，诗意就全然没有了。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呀！”与古代诗词中的这种描写成为对照，《罗刹海市》写商人马骥的思乡之情，可谓诗意盎然：宫中有玉树一株，围可合抱；本莹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黄色；稍细于臂；叶类碧玉，厚一钱许，细碎有浓阴。常与女啸咏其下。花开满树，状类薝蔔。每一瓣落，铿然作响。拾视之，如赤瑙雕镂，光明可爱。时有异鸟来鸣，——毛金碧色，尾长于身，——声等哀玉，恻人肺腑。生每闻辄念乡土。

在这段充满诗意的描写中，其核心人物是马骥。可以试问一句，假如马骥不是一个兼精“文业”的“贾”，他能成为这段描写的主角吗？诗意是与“文业”联在一起的。

赋予商业生活以诗意，这是蒲松龄的一个执着信念，《黄英》则是表达这种信念的名篇。在《黄英》中，蒲松龄设置了两类人物，一类是有着良好文化素养而视经商为贱业的名士，即马子才；另一类是同样具有良好文化素养而堂堂正正参与商业竞争的黄英、陶三郎姊弟。马子才与黄英、陶三郎姊弟的矛盾即是本篇的主体内容。黄英姊弟住进马子才家以后，因见马子才“家清贫”，为了生活得宽裕一些，不久就由陶三郎提出了卖菊以谋生的计划：陶一日谓马曰：“君家固不丰，仆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为常。为今计，卖菊亦足谋生。”马素介，闻陶言，甚鄙之，曰：“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马子才的“介”当然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但将自食其力也看作“贪”、“俗”，却不免矫情、拘迂。比较而言，黄英姊弟真率旷达，不拘外在形迹，其人生情调反而更多一些诗意。双方的矛盾还在发展。在卖菊致富后，黄氏姊弟又做出了令马子才更为不安的举动：“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渐而旧日花畦，尽为廊舍。”马子才责备黄英卖菊置产有损“清德”，黄英意味深长地答道：“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彭泽令，躬耕隐居，安贫乐道，令后世景仰。作为陶渊明的后代，黄英特意要为祖上翻贫穷的旧案。经她这么一解释，她的卖菊致富、广置产业的行为也就别具诗意：一个家庭的谱系可以直溯“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一个家庭的生活可以与“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的情调联系在一起，还有比这更富诗意的吗？

视商业领域为读书人的建功立业之地，致力于赋予商人生活以浓郁的诗意，这里蒲松龄商业精神的两个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