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与胡适的国学思想_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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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与胡适的国学思想
作者:陈卫星来源:拙风文化网
摘要:胡适是一位在哲学、文学和史学等多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其发表于1923年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阐明了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传统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等多个基本问题的思考。这些富有前瞻性的思考和有极强针对性的论断,为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奠定了理论根基,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路。在今天重新回顾《〈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仍可以获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许多启示。
关键词:《〈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整理国故;疑古
胡适是颇有建树的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的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两部重要著作虽并未全部完成,但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了学术范式,奠定了现代学科的根基。同时,胡适还是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自由主义斗士和文化名流。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理论倡导的同时,他还创作和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新文化运动全过程中,胡适努力输入新思想,引导舆论,开启民智。其《文学改良刍议》、《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难能可贵的是,胡适的一生,坚决保持一位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争自由的宣言》,到《人权与约法》,再到主办《独立评论》,都曾在思想界掀起巨大波澜,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间曾因言论激烈受到国民政府的警告,但他不改本色。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原载《国学季刊》第一期,该刊1923年1月在北京创刊,主要刊载国内外学者的国学研究成果。这虽为一篇发刊词,但胡适在文中涉及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传统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等多个基本问题。这些观点,与正统思想相左之处甚多,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应,并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广泛而
热烈的争论,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富有前瞻性的思考和有极强针对性的论断,为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奠定了理论根基,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路。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批判了“国粹保存主义”,公开表明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所以,他认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再次强调:“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胡适自己身体力行,不遗余力。他投入巨大精力进行国学研究,写下多篇扎实深入的学术文章,创办国学刊物,推动古史讨论,拟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向青年学人推荐„„在“整理国故”口号的感召下,从二十年代起,“整理国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颇成风潮。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青年后学踊跃投考;以国学为主题的刊物大量涌现,一些报刊则开辟国学专栏,大量国学著作出版面世;国学社团大量出现,参与人数也由少到多。自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南大学等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还有不少的大学成立了国学系和国学专修科,还有的地方开办了专门的国学专修馆或国学专修学校。从名教授到普通学生,无不以研究、谈论国故为时髦,“整理国故”运动在大江南北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胡适坚持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种态度是中性的,不带有褒贬意义,但在另一方面,胡适因自己的西方文化教育背景,看到了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不足。他认为:“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整理国故”的目的是,“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象,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
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这种思想作为“反传统主义”的代表,给了五四学人和激进的青年们打倒旧文化的最好理由,也成了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旗帜。这当然可以说明,胡适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影响。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到的是,胡适的所谓“反传统”思想,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观察的基础上,而且,所指也是通过“整理”来“改造”,而非全面打倒。其实,胡适明确意识到,“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还专门撰文《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来阐述他的这一观点,并重点申述他的本意并非“全盘西化”。从历史事件上来讲,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从学理上来说,这并非胡适的初衷。
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还总结了清代三百年学术的成就,认为这三百年的成绩表现在“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等三个方面。事实上,胡适对于清儒的朴学方法是相当推崇的,他说:“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点科学的精神。”他将清儒的方法概括为“(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就是说,胡适对清儒的推崇,是因为其符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与其说是推崇清儒,不如说是对“科学方法”的推崇。他还多次表示,自己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种种考证的目的是“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虽然胡适认为源自清儒,但也是胡适的发掘和总结。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整理国故”运动在短期内就取得了许多丰硕而重要的成果。胡适本人的古典小说考证、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水经注》的研究,都可看作这种研究方法的注脚。
这一方法,虽然在具体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因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大胆假设”或
许在一开始就将研究者带入歧途,这一点也常为学人所诟病。但是,应该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将科学精神引入传统学科,为传统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使传统学术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为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推进和学术规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山之功,实不可没。曹聚仁于1925年曾将国学研究分作三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是“赛先生的国学”,无锡国学专修馆为“冬烘先生之国学”,上海国学专修馆为“神怪先生之国学”。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赛先生的国学”研究方法仍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此外,胡适也指出清代学术的不足:“研究的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基于这种判断,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具体步骤。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突破传统朴学仅把义理之辨的儒学经典作为研究对像的狭窄范围,拓宽视野,丰富研究对象;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具体提出“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三种具体操作方法;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即借鉴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按步骤来说,则整理国故有四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新思潮的意义》)。
其实,1921年7月胡适在东南大学(南京)及南京高师暑期学校作了题为《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也对其学术方法扼要地进行过概括,概言之,即要有“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疑古态度”,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中国近代史学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古代哲学史,截断众流,“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在北大引起震动。因为从科学的态度来看,这些上古史存在很多问题,许多地方都是不可证实的,因此值得怀疑,不能全信。1923年,胡适在其所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学生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住。接着便有钱玄同表示赞成的答书,而柳诒徵、张荫麟、胡堇人则提出疑问和反对,彼此驳难答辩,还有王国维、梁启超、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人参与发表意见,展开关于古史的大讨论,历时九个月。胡适最后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支持顾颉刚,提倡怀疑精神。这场学术讨论,引起了对中国上古史持久不衰的争论和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深化。经胡适的总结和提倡,疑古精神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占了主导地位,对古史、古书的怀疑和考辨,竟形成了一种风气。钱玄同甚至从1925年8月起,不再姓钱,而改以“疑古玄同”为名了,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从1926年第一册《古史辨》出版,到1941年第七册出版之后,古史辨动动才暂告一段落,在“疑古”为主导思想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中,涌现出了大量至今仍大放异彩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这种疑古精神,是五四时代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对于打破人们对古书、古史的迷信与盲从,勇于拨正束缚思想的传统观念与偏见,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当我们回顾疑古思潮的批判精神,惊讶于古史辨运动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叹疑古精神对中国学术发展深远的内在影响时,不能不追溯至胡适近乎偏执的“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疑古态度”。
以胡适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引入科学精神,开创了传统学术研究的新天地。正是研究路径和方法上的根本性变化,使中国学术研究走上了新的道路,出现了新的面貌。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史,这样的巨变,影响已经持续近百年,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之深远,可能是前贤们也未曾料到的。
参考文献:
[1]洪治纲编:《胡适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耿云志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
[3]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
[4](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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