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回眸陈胡思想之再回顾_五四精神现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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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010092-周晓婷PTSS110008.05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回眸“五四”---继承与思考

---陈、胡思想引领之再回顾

摘要：

陈独秀与胡适的思想引领了无数的青年学生投入到国家的救亡道路之上，促进了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变革；陈、胡二人的共同目标促使了他们的合作，却又因不同的思想主义与政治主张走向分歧；无论功与过，五四时期是永远值得我们思考、借鉴的历史篇章。关键词：“五四”运动 思想领袖 陈独秀 胡适 合作与分歧 反思

正文：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我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苦苦挣扎，各个阶层的中国人纷纷加入保国、救国的行动中，而青年学生便是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股力量，“五四”时期便是其崭露头角的高潮时期。一个强大而优秀的群体，必定有一些少数人在队伍前方披荆斩棘、激流勇进，这一些人，我们往往称之为“领袖”。陈独秀与胡适便是五四运动时期当之无愧的青年学生思想领袖，正是他们在思想上的引领，点亮了无数青年的思想，使其成为一股锐不可当的新力量。

一、陈、胡二人合作的前期基础

五四运动是一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反封建爱国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中国历史由此掀开新的篇章，但是整个五四运动时期却不仅仅包含政治性的反抗，更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变革。它从1915年《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的创办开始，至1921年，我们将此时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便是其前期与后期的分界点。这场运动实际上主要由两大思潮催化而成，即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汇合的历史缘由在于他们对于反抗传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致力于建设民主政治有着共同的兴趣，其当时的代表人物即分别是陈独秀与胡适。1

两人在五四时期之前，其实专注的方向并不同，胡适当时的关注点并未真正地涉及政治，而是在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与西方先进的的文化体系。陈独秀则聚焦于政治，当初他之所以要创办《新青年》，便是痛感于中国当时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状况，却民心涣散，没有独当一面的群体力量。因此他在《新青年》发刊初始，即明确将该刊的工作定位在探讨青年修身治国之道，介绍世界的形式和学术，激励青年志趣与精神。因为该刊的文化内容，陈独秀向胡1 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J].中国文化研究,1997,04:40-48.适抛出了橄榄枝。因此，在五四时期的前期，胡适与陈独秀便已深交，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对文化的变革有着共同的见解与主张。从《新青年》创刊开始，两人便开始经常书信往来，相互切磋文学翻译，再到思想层面的交流与探讨，由此成为推心置腹之交。再之后，两人共同执事与北京大学，借以教学之便，将文化变革的意识进一步在青年学生中推广。他们都力求突破十九世纪末以来盘踞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体系给予“价值重估”，创造一个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系统。2他们利用《新青年》的影响力与教学工作之便向青年学生们传播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化、提倡新道德与新文化的思想观念，提倡妇女解放，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提倡白话文。

但是要进行社会的文化变革，必定会涉及到社会的政治体制问题，针对于社会制度的探索也两人的交流与工作中由此展开来。他们二人之所以能够在五四时期合作，原因在于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革新的主体认识大体一致。他们都立求突破十九世纪末以来主导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体系给予价值“重估”，真正地吸收西方的精华思想与体制，尊崇“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而在与政治变革的主张上，他们也都认为青年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而在此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并且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意见分歧，面对革命的未来路线，有人甚至陷入消极失望的情绪，当局也未重视起青年学生的力量，因此，在青年学生中，对重振革命精神的响应者也不占多数，陈、胡二人正是发现了这一点。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讴歌青年生命的活力与力量：“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而胡适亦表示；“凡能掀动全国的**，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没有合法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励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肩膀上。汉宋的太学生危言谠议,明末的东林、复社，清末的公车上书和革命运动，都是明显的例子，外国也是如此的。”3而后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与激励之下，不止青年学生，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体系改革。他们二人在五四时期前期的交流与努力之下，迎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青年学生开始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接受新文化。2 欧阳哲生.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上篇)[J].中国文化研究,1995,04:42-49.张军.对五四前后胡适思想转变的几点评析[J].求索,2006,04:223-226+220.3二、五四时期走向高潮，两人的思想与主张初现分歧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会议”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以北京大学学生为先驱的青年民主政治活动就此爆发。在运动爆发的前夕，多数研究均强调，就已经出现了大型化联合组织，如北京大学学生会的成立、各地学生救国会（爱国会）的组建、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但更有影响力的是一批小团体的组建，如新潮社、国民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成员多为几十人，至多上百人，为志趣之组合，以出版杂志和校外演讲为主要活动方式。一些更为激烈的学生试图建立“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充当爱国运动的前驱，如同言社、工学会、共学会等，一般仅有十多人，且采取组织内秘密活动的方式。4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犹如一把怒火，点燃了这股勃发的力量，原本酝酿的五七示威大会提前在五月四号那天爆发了。陈独秀在当时视其为一场国民觉醒进而参与政治的爱国民主政治运动，并积极声援这场学生运动，其在《每周评论》上称：“禁止国民集会，拿办爱国的学生，逼走大学校长，总算对得起日本人了！”观点激进而尖锐。陈独秀本是革命家出身，青年学生主导的这一场干预政治的民主运动对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这便是陈独秀由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变革走向政治革命的转折点。而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却身在上海，接待来华访问的杜威，并未亲身经历五四运动。当获知**爆发的消息时，胡适并未向陈独秀一般激昂，他表现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对“爱国”问题的回应，对政治与文化的思考。他对此场运动仍持肯定态度，但是也指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并且十分反对学生罢课，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下下策。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时一场政治斗争运动，其主导的群体是受到由陈胡二人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启发的青年学生。陈独秀的关注重心在此时逐渐由文化变革转向了政治革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胡适仍坚守着作为一个文人的立场，表现出了鲜明的自由主义者色彩，这便是二人走向分歧的起点。但是两人的分歧也并非在意料之外，在五四时期的前期，也就是新文化兴起之时，二人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便有所出入。陈独秀认为应该要打倒一切旧文化，他提出这样的口号：“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他认为要拥护“赛”“德”二位先生，就不得不推到孔教，反对国粹与旧文化。而胡适则是以“文化重估”为出发点，依据进化论的观点，整理4 刘一皋.“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J].开放时代,2009,10:36-61.国故，并认为文化转型需要一个缓冲期，并非可以一蹴而就。新文化运动中，以文化变革为主题，却也涉及对政治体制的思考，陈独秀可以说是为政治而进行文化变革，而胡适则是为文化变革而涉足政治。在改造中国的政治方案的探讨问题上，胡适视改良为中国革命的唯一之途，他把目光集中在某些具体社会问题，诸如贫困、疾病、贪污、愚昧、扰乱等。他批评五四时期流行的“根本解决”的政治主张。陈独秀则认为中国要获得真正的社会稳定和平，需要“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用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

三、五四后期，两人走向不同的道路

五四运动结束后，陈独秀与胡适的政治倾向发生的明显的分歧，直接导致了《新青年》文人群体的裂变。5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大力支持政治革命，胡适、周作人等则趋向社会改良，原本受他们影响的青年学生也开始重新划分队伍，追随两个不同的政治主张，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中国逐渐成型。文人群体的裂变与分化体现了五四思想朝着不同甚至对立的方向发展，显示五四的思想遗产中有多元性和辩证性发展的契机和挑战。

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新兴思想力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为中国新文学的出现规范了具体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中国新文学的出现则内在含蓄地呼应了五四激进主义的文化主张和文化立场。同时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政治体系改革的进程，影响了无数的青年，引领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勇于打破传统，推动自身的进步，也推动了国家的发展。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虽不是彻底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却也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了不小的力量。自由主义尊崇科学与民生，胡适就一再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在于中国改革的重要性：“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在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在高谈社会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地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他们首先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力，再到社会宏观问题，不得不说，自由主义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激进主义的缺陷。纵使自由主义无法成为中国当时政治改革的先驱，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股力量，与激进主义相并肩，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

四、个人反思

五四时期离我们已将近一个世纪，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永远不会过时褪色。在急需变革的社会中，陈独秀与胡适两位先生果敢争先，勇于质疑并反抗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做法，尤其是陈独秀先生，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5 张军.对五四前后胡适思想转变的几点评析[J].求索,2006,04:223-226+220.上还稍有欠缺。正所谓“存在即合理”，一种文化之所以能传承千年，纵然糟粕不少，但是也肯定有其精华之处，所以在处理传统文化时，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而所谓的先进文化亦是，凡事不可能十全十美，在吸收外来的先进文明时，我们要择其优而纳。而对于陈独秀与胡适的合作与分歧，我认为，只要两个人具有共同的目标---改革中国，就算在根本主张上有所出入，那么也必定能够携手共进。当道路出现分歧时，也依然能够相互影响，促使对方向好的方面发展。

而作为一个处于风华正茂时期的青年学生，我认为我自身，还有不少的同学都缺乏着当初青年领袖们的勇气与创新。领袖之所以能成为领袖，是在于其能敢为人之先，敢于打破世俗与常规。陈独秀与胡适二人在“尊孔复儒”的文化复辟中果断地质疑、反抗，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精华，全身心致力于社会文化的变革运动之中，并明智地认识到青年的力量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由此不留余力的鼓励并激发中国青年的思想，为中国新生代的力量注入活力。同时，他们也是在学术界“不谈政治”的氛围下敢于第一个站出来，积极思考政治的变革之路，投身到政治救国的运动之中。如今的我们作为中国高速发展时期的新生力量，更是需要这样的思想领袖，需要这样的勇气、胆识与智慧。前人生于忧患而为之奋起，我们处于安逸更不能懈怠。

结语：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五四时期已成为历史卷册中的一页，但仍需要我们不断地翻阅、体会、思考，我们要学习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们的热血与激情，更要学习那时的青年领袖们的勇气与智慧。

引用及参考书目：

[1]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J].中国文化研究,1997,04:40-48.[2]欧阳哲生.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上篇)[J].中国文化研究,1995,04:42-49.[3]张军.对五四前后胡适思想转变的几点评析[J].求索,2006,04:223-226+220.[4]刘一皋.“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J].开放时代,2009,10:36-61.[5]张军.对五四前后胡适思想转变的几点评析[J].求索,2006,04:223-226+220.[6]唐宝林.陈独秀与五四运动[J].教学与研究,1999,08:53-60.[7]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

思想分化的追踪[J].近代史研究,2004,06:122-160+1-0.[8]欧阳哲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J].中国文化研究,1997,04:40-48.[9]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J].文学评论,1989,03:5-16+159.[10]尤小立.“公意”与五四前后《新青年》左翼同人的思想转向[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01:55-72+159.[11]张家康.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的精神引领[J].党史纵横,2009,05:11-13.[12]卢付林.现代的召唤:走出传统伦理的困境——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五四激进文人为中心[J].中国文学研究,2009,(1):93-96

[13]潘晓嫚.五四时期知识界的“不谈政治”倾向及其转变[D].湖南大学,2013.[14]彭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观[J].历史教学,1989,05:2-7.[15]叶青.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嬗变[J].东南学术,2004,03:158-168.[16]黄楠森.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自由主义[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03:40-44

[17]谢昌逵.五四与中国青年的诞生[J].青年探索，2010，（1）：2-10.[18]刘志光.两种选择:“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J].中共党史研究,2007,01:84-91.[19]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1999,03:20-35.[20]李新宇.新文化运动为何“覆孔孟”——以陈独秀为例[J].东岳论丛,2007,28(1):102-107.[21]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J].近代史研究,2007,01:21-4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