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_中国大学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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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摘要

目前，中国大学的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而不用、用而不学和教书不育人。

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数学分数这么高，却没有数学家？为什么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高考状元，却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为什么知识越来越不能改变命运了？为什么在世界上我们的大学和大学生数量第一，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所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学？等等。

其结果，违背了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所以需要改革，以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服务。

本文从目前大学教育现状、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社会的需求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导出相应的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

关键词：学而不用，用而不学，服务社会，改革创新。

一：目前大学教育的现状 学而不用

在学校里学的课程和内容，到了社会（主要由企业组成，我们暂且用企业来代替），基本上能用上5－10％左右，那么大部分时间学习的知识是无用的，无用也罢，就像家里放置着好多东西，有很多是无用的，无用就无用了，只不过多占一些地方而已。

可问题是学习无用的知识，学生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这就导致了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最后到了社会才去学和练，直接导致了学而不用。

就其原因：企业中所有的技术（know－how）绝大部分人很快都能学会，如果只有少部分人能学会的，这家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为企业中大部分是实用性技术。由于大学课程理论化太强，太教条，难度高，没有考虑社会的实用需求，而大部分企业不是科研机构，就此导致了闭门造车的现象。用而不学

那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当他们给了员工工资后，需要他们为其服务，为其工作，并创造价值，它不像慈善机构，是不考虑回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首先，是需要敬业的态度。

就是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作为家庭的成员，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是精神和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和社会教育有关。

比如：70后大学生以前的职业人他们的责任感要高于80后，然而70大学生在他们的大学里同样也没有教育学生如何以厂为家，以事业为重的内容。显然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社会教育严重缺失和不理想，这件事，就自然需要落到大学教育的份上，因为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这个重任势必由大学来承担，否者就会产生会脱节。

也就是说，随着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实质的变化。

其次：它需要有能力的人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能力分为硬能力和软能力，就像一个民族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和一台电脑的配置可分为软件和硬件等一样。

那么人的能力可分为软硬能力吗？答案是可以的。

硬能力：学习文凭、资格证书、分数成绩、书本知识和体力体魄等；

软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思考能力、策划能力、写作能力、亲和力、动手能力、洞察力、执行力、号召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说服能力等等。

在企业里，为了达致其经营理念和方向，企业在正常运作过程中需要的是职业人的各种软能力，也就是说到了企业，文凭和证书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软能力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才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

那么，我们的大学有没有考虑企业的需求，为其企业提供合格的产品（产品就是我们的学生）？显然，答案不能让人满意。

导致此问题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改革和创新，没有与时俱进，墨守成规，缺乏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教书不育人

其实前面已经谈到的一些，目前的大学教育，除了教书不会去教育学生如何有敬业意识，如何去做人做事，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如何建立自己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何去提高他们的各种软能力，即：生存能力。原因是：

第一：大学教育大纲没有这个要求；

第二：我们的教授自己也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学里教授没有一个在企业里呆过；

第三：我们的教授同样也不知道用如何方法去教导学生去如何做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体会，显然，底气不足。

二： 目前大学学生的特点

2.1 缺乏创新意识，大部分学生只会读书和背书，缺乏创造力。

我们的“鸭子教育模式”（小学赶鸭子、初中填鸭子、高中烤鸭子和大学板鸭子）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像工厂中流水线加工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没有自己的个性。

笔者在一所大学里讲课时，曾经问过课堂上的同学们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大部分学生说：勤劳、勇敢、聪明和重礼仪等，几乎和书本上讲到一字不差，没有自己的一点儿想法和观点。那么，如此的“鸭子教育”，我们国家如何从制造时代进入创造时代？

那么，我们如何达到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所倡导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原因：学校教育环境中灌输和填鸭式模型所致，当然，从大的方面讲，也和社会的单一化体制很有关系。2.2 个人思想单一

他们所有讲的话和发表的观点几乎都能从媒体和过去的历史上找到，而其相似度极高，缺乏独特的见解。

另外，还喜欢找标准答案。其实很多没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不过是合理性和准确度高低而已。

原因：应试教育模式习惯于找标准答案。2.3 知识面点狭窄

目前的学生，只知道游戏、玩乐、聊天和死读书等，对历史、文学、经济、政治、哲学（哲学不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只占世界哲学领域的一小部分）和教育等知识匮乏。

同时，也不知道现在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知道如何按主次之分来安排时间。久而久之，把宝贵的时间悄悄地送走。2.4 自我意识强烈

凡事老是以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作为对事情判断的依据，缺乏换位思考能力和服务意识。总认为自己是很行很好很对，要错就错在家长、同学、老师和社会等，接下来就怨天尤人。2.5 个人心态浮躁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社会心态也浮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趋向世俗。大学生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免不了存在这种心态。

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急功近利（付出了立刻想得到回报，恨不得还没有付出先得到）、目光短浅（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只顾得到不顾付出；只顾结果不顾过程等等）。

可问题是，大学生在同龄人中算佼佼者，也算少数群体。那么他们也世俗，也浮躁，也随大流，那还称得上佼佼者？ 2.6 缺乏合理信仰

说他们没有信仰是不正确的，信钱也是信，信物也是信，拜金主义也是信仰。可问题是钱物是一个哲学概念，你越信它，结果越远离它，将来会更痛苦。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整天想着钱，不想他（她）的职业和事业过程，结果哪，他（她）没有钱；还有一种他（她）不想钱的，他（她）只关注自己的过程，结果哪，他（她）不缺钱。

钱或物是人生过程或职业过程的结果，结果是由过程决定，所以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放在过程中，或者没有精彩的人生或职业过程是不会有钱的。就是再信钱，那么目标是达不到的。

这里讲的信仰是以精神为导向的，不仅仅是信教信佛，也可以是信真、信善、信美、自由和民主，也可以是信自己的爱好、职业和事业等。

有精神信仰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可以说即对得起生活又对得起生命。只有物质信仰的人生，最多只能对得起生活。

有信仰的人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于不怕死；没有信仰的人既怕苦，又怕累，更怕死。

虽然这个教育责任不是大学教育能承担得了，牵涉到社会教育问题，但是前面讲过，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还是需要努力引导学生有合理的信仰。

最近，有媒体报到，在美国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博士毕业后，到了地铁公司当售票员。人家问他，为什么读了博士还要当售票员？他说这个工作，收入高，待遇好，有休假，又稳定，尽管不太喜欢，但是还是去做了。可想而知，他的信仰或理想是什么？美国的博士生会不会这样做？

其他的一些特点，如：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过分自卑和过度自负等不再赘述。

三：社会的需求以敬业为导向

其实前面已经有所描述，企业所做的事情是需要支付员工的报酬，然后由员工付出他们的劳动，并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的价值积累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也势必会导致员工的职业发展，两者应该是双赢局面。

所以对员工的首要条件是敬业。不敬业的员工就是能力再强也不是企业所欢迎的。那么对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大学生而言，敬业教育，甚至于敬业培训，是尤为重要的。就业前的准备是需要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以能力为基础

在敬业的基础上，员工的各方面软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员工在企业做事过程中需要合作，需要严格实施，需要发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没有问题的，只不过问题的形式不

一、内容不一和时机不一而已。

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职业人各方面的能力来解决的，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软能力。如果大学能做到一点对学生这方面能力教育和培养，做好职业准备，是相当必要的。

四：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弱化政治因素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换一只灯泡需要多少名学生？

答案是76名。其中，1名学生换灯泡；50名举行集会，争取不换灯泡的权利；另外25名则举行反要求的集会。

这是一则在美国流传甚广的笑话。笑话背后，调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太过自由”的学术气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素有“激进主义的温床”之称。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眼中，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一直都崇尚辩论和言论自由。”

2009年9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不顾美国政界的反对，做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举动，邀请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美国的敌人”艾哈迈迪·内贾德到学校发表演讲。此前，纽约市议会议长克里斯蒂娜·奎因曾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要求校方取消对内贾德的邀请，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发表声明反对哥伦比亚大学对内贾德发出邀请。

哥伦比亚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与宽容的言论场。在这样自由与宽容、崇尚辩论的学术氛围中，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无数世界级的人才,这其中包括3名美国总统、88名诺贝尔奖得主。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人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下过求学的脚印，如胡适、闻一多、徐志摩和李政道等（摘自网络信息）。

在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朝代也就在春秋战国。

那时诸子百家，文人墨客，各怀绝技，发挥及至。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等。这是因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才流动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开放的结果。

如果在那个时期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恐怕国人早已光顾。

然而，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坟书抗儒后，产生了文字狱，形成了专制体制，完成了单一的政治思想体系，最后导致了今后的几千年，中华民族就再也没有了像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也就是说，政治尽可能和大学教育脱钩，减少行政干预，让他们独立，让社会办学和监督，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自由思想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才有可能把我们国家从制造时代推向创造时代，才有可能达致江泽民总书记所讲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弱化政治因素的目的：开放学生们的多元化思想，提高创新能力。2 降低毕业门槛

众所周知，我们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其实宽出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大学里的专业课程难度系数是不低的，而且越来越高。

那么，要毕业，要读好这些书是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因为我们大部分考试都是闭卷的，也就是说毕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目前大学教育是严进，但不宽出。那么，如何去减少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啃哪些书？首先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对这些专业课的考试采用开卷方式。学习是目的理解，不是背书。只要理解了，就可以认为是通过了。大学生是成人，成人教育以理解为主，死背为次。

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他不会去学已经知道的知识，因为到用时很快能查到。如果老是去学旧的和已有的知识，哪还有时间学和研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和开发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还有时间去独立思考问题？

要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研究目前不知道的知识。

降低毕业门槛的目的是弱化分数为导向的机制，加强能力导向的氛围。导入能力机制

我们大学的毕业证书只能证明该学生考试通过了，或者说硬能力过了关，不能说明其其他能力高低如何，道德水准如何。

我们可以导入能力考核机制，其中之一是对学校讲师和教授的课程进行考核，包括启发式教育，教育大师潘光旦说言：教育是启发不是灌输，灌输是宣传。

另外，对学生各方面能力进行考核，并可在证书上体现他们的一些特出能力和道德的亮点。比如：该学生创新能力强、该学生执行能力高和该学生思考能力强等等。

最后也包括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导向和启发，现成合理的信仰和理想，以免世俗。

导入能力机制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的软能力开放，弱化硬能力的培养。4 导入社会资源

根据前面所言，要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单靠大学里讲师和教授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在企业中呆过，没有素质教育这方面的经历，而要完成这项难度非常高的能力和意识教育，确实有点勉为其难，所以还有需要利用社会资源。

社会上的一些能人和高人也可以输入到大学教育体现中，开门造车，为教育体制改革服务。

五：小结

2010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在中南海先后五次召开座谈会，就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在座谈时强调，要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通过改革使教育发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摘自网络信息）。

这份纲要已经明确了学校改革的方向。

“开放，或者被抛弃。”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教授多次建议人们关注大规模在线课程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在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和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大学必须加快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有沦为世界一流大学教学实验室和辅导教室的风险。”

“慕课(MOOC)的出现，使得任何学习资源，不论国内外的，都可以立刻出现在眼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黄钢教授看来，慕课对国内高校带来了很大冲击。

为了应对慕课对高校课堂的冲击，目前国内高校开始投入更多资源用以提升教学质量，并且将优质课程上线。

据悉，上海市高校课程共享平台正在研究一项规定，对于在共享平台上的课程，每增加一个选修的学生，教师的教学团队就增加一笔经费。选的学生多了，每个教学团队每年有百万元以上的经费将成为常态，希望以此为教师提升教学质量提供更多的激励。

事实上，在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成为慕课的“受体”，在教学中渐渐引入更多在线课程。

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披露，该校在引入桑德尔的“正义课”前，曾把电子工程系的一门导论课让位给edX(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建的在线课堂平台)上的一门课程。结果一个学期下来，学生的课程通过率远远高过传统课堂。慕课的冲击下是否会使大学的围墙瓦解?未来全世界是否会只剩下几所超级大学?过去两年，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全美的几次大讨论，但至今未有定论。

与大学管理者关注学校是否会被淘汰一样，教师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在慕课风潮中是否还能“存活”。按照慕课的理想轨迹，一门课程只需要一位会讲课的老师就够了，学生们可以在线互动，作业也可以在线上递交、机器打分。这样，一个好老师可以突破教室的场地局限和教育资源限制，同时教数以万计的学生——教学如此高效率，几乎同时宣布了他的很多同行要“下岗”。

某高校一位副校长称，现在上至教育部，下至地方政府，都要求推行慕课，教育部甚至有专门的经费来推动慕课发展。但是与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管理者们对于慕课的满怀热情相比，教师们的热情并不高。因为，如果有明星教授的课程受到学生欢迎，那么大部分其他的教授只能改行当助教。

不过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几位教授断言，慕课在大学教学中的过度运用，将是“大学对教育质量的妥协”。

随着很多大学纷纷加入慕课实验，失败的案例也接踵而至。不少接受慕课的美国大学发现，无论是课程完成率还是考试通过率，慕课的表现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好。

比起校园课堂上这些看得见的冲击，慕课对人脑认知层面的冲击其实更大。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在课上教授知识点，学生们回家做作业、复习。但是，慕课的教学方式是通过网络来传递，然后再组织一个团队来实施讨论。有不少学者提出，在教育中放在第一位的，并非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或者可说是中国传统的“言传身教”中的身教。但是在慕课这种形式的教学中，如何实现或者保持教育的功能，这实在值得思考。

白彤东

笔者在美国求学、教书十三年，对美国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笔者所学专业又是哲学，而如何进行教育是历代哲学家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很多对美国有着浮光掠影的了解的国人和很多对中国有着浮光掠影的了解的美国人，常常鼓吹美国教育应为中国的榜样。笔者对这种未经批评的对美国的崇拜深为担忧，担心我们在超英赶美的冲动下画虎不成反类犬。笔者已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写成文字，在许多专门的学术研究期刊上做过探讨。在这里，笔者会将这些文字里与大学教育相关的观点与笔者的一些新的思考总结一下。

大学教育自有其等级

大学教育，从入门的高考，就常为人诟病，被人指责为“应试教育”、“高分低能”的一大病症。考试取材确实不是最公平有效的制度。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有更好的制度吗？美国曾经也是一考定终生。但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本来为纯种白人的豪门望族垄断的哈佛大学发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挤进来了。

为了遏制这种势头，但又要保留“富二代”、“贵二代”的面子，哈佛大学引入了考察学生全面发展、要求学生找有影响（权势）的人写推荐信的录取方式，结果有效地抑制了那些穷犹太人在哈佛、耶鲁等名校的增长。如果我们中国也采取类似的制度，只会让日益为有钱、有权的人垄断的大学更加为他们垄断（现在由于日渐昂贵的学费与生活费，好大学已经出现了“无寒门”的倾向）。

一个农村里连书本都买不起的穷孩子当然不太可能全面发展他的“素质”，而高考更有可能给他一个翻身的机会。并且，考试真的就不能选出人才吗？有人常常埋怨说，高考考的东西不实用。诚然，我们考的东西确实有很大问题（经常是些现代二流文人放的一流马屁与一流政客写的二流文章等）。

但是，有些东西，注定是不实用的。除了少数人，恐怕没有哪个大学生再用过平面几何的证明。

那么，为什么考这些内容？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学生如果有能力、并且能够抵御各种诱惑来掌握任给的一套概念系统，那不正说明他既有学习能力又有很多必要的素质吗？我们说高分低能，真的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吗？也许，是我们想象高分应该高能，结果有了一个低能的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如果我们好好想想身边大多数人的例子，也许我们会意识到高分与高能在统计上讲是相关的，美国也有研究支持这项假设。

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的高考没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像上面提到的，考试（学习）内容需要改革。并且，供美国各大学作参考的SAT考试是一年多次的，这样也许能够避免我们一考定终生的不公平。另外，让学生在不知道自己的分数的情况下填志愿也亟待改变。

我们国家现在有一种大、中专院校升级成普通高校的热潮，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堆没有（合格）教师的大学、没有一技之长因而也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以及专业技工的缺乏。美国高等教育普及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把大学教育的总体水平拉下来，使得被普及的是掺了水的“高等”教育。并且，昂贵的学费，使得学生急功近利，无法安心学习一些从短期经济利益上来讲“无用”的课程。

我们（包括美国人）的教育理想，是让平民能受到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受到的教育。这种理想诚然可敬，但是，我们也许忘记，贵族教育，也许是与其经济、社会条件无法分开的。我们现在无法让平民教育拥有那些条件，“赶鸭子上架”的结果是把“架子”降下来。因此，我们的教育改革，不但不应当大肆地改专为本，反而是应该把不合格的普通高校降格为大专。

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工匠，而不是大师。非要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制造大师，其结果，只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然，在加强大、中专教育的同时，我们也要改变招生办法。比如城里人不愿意读专科，我们可以努力在招农村和偏远城市的学生上下工夫。我们也应该消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鸿沟，让那些通过职业教育得以安身的学生，如果有志向，可以转回普通高等教育中来。这样也许会帮助消除中国人对专科、职业教育的偏见。

博雅教育要少而精

与上述想法相应，我们搞所谓通识教育或专科学校“博雅”教育，即所谓“liberal arts”的教育，也应该采取少而精的态度。并且，我们应该尽量给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减负，让他们不要有太多经济上的顾虑，比如彻底免除学费。这一点，也要求通识教育要少而精，因为我们的国家负担不起那么多免费的普通高等教育。没有少而精的前提，奢谈通识教育是非常危险的。

至于通识教育本身，首先，我们应该要求文科的同学学习一些真正的理科课程。我们高中文理分科时，选择文科的经常不是想学文科的学生，而是理科学习不好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如果在大学期间依然没有对科学的真正了解，最终很容易对科学盲目敌视或盲目崇拜，打着文人气质、诗化哲学的旗号，来掩盖他们头脑不清的事实。通识教育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应该让学生学习中西历史上真正的经典。人类两千年文明史，大浪淘沙剩下来的、叫做“经典”的东西自有它们被叫做经典的道理。其一，就是它们所处理的，往往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永不过时。其二，就是它们的处理非常深邃，因此它们才能够经历住时间的考验。美国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但是，尊重经典的权威，发掘自己思维的浅陋，可能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考。这就要求我们的经典教育应是仔细阅读经典，发现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但同时试图理解它们而不是“批判性”地把它们扔到一边，觉得古人没有想清楚。这种对经典的尊重，也是训练我们的天之骄子—精英大学的学生去除年幼无知的骄气的最好的素质教育的方法之一。对经典的阅读，即使学生现在不能理解，也许也能为他们在经历中年危机时，在养二奶、养二爷之外找到另外一个精神归宿。

与此相关，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对中国的经典有所了解。我们的大学、专科乃至中学，也应该把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心调整到中国经典教育上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经典的重要，而“国学”似乎日渐成为显学。但是，如果国学教育不能融入各级教育体制，办国学院、开国学班等来促进国学只能是一厢情愿。只有我们在各级教育中有国学教育的需要，国学班、国学院乃至中国哲学的学生才能有出路，这样才能维持这些教育改革的可持续发展，让我们中国的崛起真正地成为中国人的崛起。

改革应重在制度建设

这些改革，都是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撑。我们现有制度对这些改革的羁绊，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很多，但它们不只这些。比如，现在的大学课程往往都近乎一律地减成了两学分、一周一个半小时的样子，这是教学“微博”化的结果。连博客都显得太长、太严肃，而只有微博才能适应现代人匆忙而肤浅的生活。这么短的时间，是不足以仔细读完任何一部经典的。另外，如果我们重视经典教育，而经典又那么多，这就意味着教师开课应该有足够的自由。但是，我们不但有学科内部割据的问题（教研室的设置），更糟糕的是，在很多学校教师无法随时申报新的本科课程，而必须在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培养计划里，找到一个“羊头”，去卖我们想卖的“狗肉”。当然，培养要有计划。但是，如果一个学校是为了教学，而不是为了官僚治理的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规范下尽量允许灵活性？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官僚办教育、工程与自然科学模式办人文。官僚办教育的弊病，已经深为人知。而笔者说的后一点是指，人文学科，能把祖宗传下来的经典教好就不错了，用不着写那么多的原创的垃圾。人文学科与近代自然科学成熟后的积累式发展方式不同，因此就应该被不同地对待。

笔者本文中所述，可能有笔者自己的偏见。但是笔者希望，我们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潮中，静下来，为书香门第，慢慢地续上书香。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教授

百年来中国大学的三次转型发展的历史回顾

2009年10月14日21:29[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是由西方引进的。在百余年的大学发展历史中，虽然我们时时力图有所超越，但总体上还是处于不断向西方先进大学制度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学习对象的转变，可以认为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发展过程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20世纪20年代，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主要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系进行的变革；第二次转型是新中国成立后，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对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全盘照搬；第三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以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中国大学以欧美高等教育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道路。

一、第一次转型：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的转型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移植于外国。鸦片战争后的洋务学堂高级学堂在学习科目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已经具有了一些高等专门学校的特点。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洋务学堂并不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所以远不能称之为“大学”，只能算中国近代高等专门学校的雏形。

以1895年盛宣怀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为标志，中国近代大学开始萌芽。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由于科举仍是当时读书人尊崇的教育正途，且这些新的教育机构在专业设置、办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所以19世纪末，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且屡有停办的厄运。

直到20世纪初，以清末“新政”改革为起点，许多有识之士希望改变从前用“西艺”、“西文”学习来对封建教育进行修补的做法，力图对中国的教育作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兴学堂、废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确立了中国近代的学校制度。它主要以日本教育制度为参照，来制定学校系统。从此，中国大学在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诸方面基本形成以日本模式为参照的教育体系。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及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直接刺激了该教育体系的广泛实施。新式高等学堂大量兴起，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基本建成。1911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虽然对封建旧教育体制有所改革，但是1912年《壬子学制》及1913年的《癸丑学制》依然延续了这种“取法日本甚多”[1]的大学体制。

1915年前后，由于日本教育所包含的封建性和较多的军国主义色彩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取法日本的高教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议改学制的活动在教育界逐渐展开。当时的教育界人士大都提出应采取各国学制之长，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学制。

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发展历史中第一次重要的转型。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最终主要参照美国教育体系来完成构建。这主要是因为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大量留美学生的学成归国，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正逐步超过其他国家。而且1919年杜威受邀来华讲学和蔡元培等人对英美教育的考察也说明教育界对美国教育制度的青睐。

百年中国大学第一次转型发展主要形成了以美国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制度。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形成了单一制的高等教育结构，单科大学出现。第二，微观层面，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形成校长负责制下的“三会制”和董事会制相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从经费筹措到大学行政管理制度形成社会化趋势；废除学监制，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实行男女同校；教学改革的重点在改革课程体系，实施主辅修选科制度以及学分制，实行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第三，思想观念层面，接受了美国大学社会化、民主化的办学理念，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观也被广泛接受。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在制度层面上，形成了美国大学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体制；在理念层面上，接受了大学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全新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在当时中国混乱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家，特别是留美知识分子是这次大学转型的直接动力源泉。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由于高等教育内部力量推动，进而导致政府政策改变的、自下而上的大学转型。

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大学转型的这段历史多有论述。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批评、否定的意见在新学制颁布伊始就纷至沓来，认为对美国高教模式盲目照搬，背离了中国文化及现实国情的需要，摧毁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其二，赞同、肯定的意见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仿美改革，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本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需要。

本文认为，从世界大学的历史来看，向先进的大学办学模式学习，改进自身高等教育系统的事例在各国屡见不鲜。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仿照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型，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强调高等教育办学的民主性，与“五四”前后要求科学、民主的思想潮流相适应。因此，总体上积极意义偏多。

二、第二次转型：对前苏联模式的全面照搬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中国的大学模式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型。转型前的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大学，其一是国民党政府遗留的、主要以美国高教模式为参照的旧中国高教体系，包括124所公立大学(随各城市的解放被直接接管)，21所教会大学(1951年被接管)和60所私立大学(1952年改造改制成公立大学)。其二是延安时期解放区的大学。

1949年12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确立了教育改革的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3]但在其后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却走上了一条对前苏联教育模式完全照搬的道路。

高等教育领域，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为标志，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开始了对前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和机械照搬。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颁布，标志着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主要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形成国家集权管理，条块分割的大学体制结构；建立由单科院校和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且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第二，微观层面，改变原有的“大学—学院—系”的内部组织体系，建立“大学—系”的组织体系，系内设专业、教研组(室)的组织结构；建立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4]第三，思想观念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念占据主流，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大学对前苏联模式的照搬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性质的完全改变，必须要建立与之适应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于是无论是在教育制度层面还是教育理念层面上，前苏联的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就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经过6年改革，我国大学基本建成了适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管理和条块分割的高教模式。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政府的决策对这次转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决策推动新高等教育体制形成的大学转型。

总之，我国在建立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实践过程中，摒弃了解放区高等教育以及旧中国高等教育的有益经验，对前苏联高教模式极度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在过分提倡政治的年代，也形成了高等教育单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高等教育的经济、文化功能被弱化。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新大学模式的建立与当时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是相符合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大学培养的人才对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次大学转型的功过是非，还需要我们客观认真地分析对待。

三、第三次转型：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照各国大学发展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数年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观念调整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来的第三次重要转型发展，即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道路。

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旧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思想观念解放后，教育界对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作用的讨论和研究使人们重新认识了高等教育的价值。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属性和满足人的身心发展的功能受到重视。以教育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先导，中国大学开始融入社会改革发展的潮流，开始放眼世界，对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进行研究和学习，从而探寻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

在对世界各国先进大学发展经验研究的过程中，欧美大学成为主要对象。这是因为20世纪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另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使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成为必然趋势。借鉴和学习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大学教育模式也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在经历了全面学苏以及由此带来的经验教训之后，在新的转型期，我国对欧美大学制度的学习和借鉴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体现在：第一，改变了以某一国的大学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做法，学习的对象扩大为欧美各国，甚至是世界各国的大学办学先进经验。第二，高等教育研究，特别是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空前兴盛，通过研究，增强了对大学转型的理论指导。第三，具体行动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高等教育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1992年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始全面推进。时至今日，中国大学第三次转型仍处于进行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方向，大学教育规模空前扩大；办学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包揽办学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样化办学；管理体制由集权管理转向高校自主权的增强；投资体制由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其他社会团体、个人等多渠道筹资。第二，微观层面，大学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院系调整、课程调整、教学改革、后勤改革等都在持续深入进行中。第三，思想观念方面，确立了大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大学的课程观、教学观、质量观、人才观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第一，这是一次全方位的大学转型过程，其内容包括了高等教育的主要领域及各个方面。第二，自主探索能力和理性选择能力的增强是这次大学转型与前两次转型的主要区别。第三，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精英高等教育模式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众高等教育模式转型是主要发展方向。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构成了这次大学转型的深刻背景，同时也是推动转型的潜在动力。而政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包括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是这次大学转型的直接动力来源。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的百年转型发展一直处于向西方大学模式学习的过程中，并时有起伏转折，对西方大学模式的依附和超越形成了中国大学转型发展过程的总体脉络。目前，自主探索、理性选择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教育模式终将形成。

(责任编辑：李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