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_从史记看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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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反潮流[1]思想

徐白斌

（西南财经大学 13级财务管理2班 41315082）

【摘要】在中国封建社会重本轻末的潮流之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却提出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反潮流思想，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多次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工商业者立传，并且详细的论述了农工商虞应该并重发展的观点。司马迁不仅批判重农抑商的思想潮流，同时也批判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的思想潮流，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剥去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鼓励人人发财致富。

【关键词】司马迁；货殖列传；反潮流；儒家思想

从战国以来，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就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为指导，全面地推行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马迁却首创经济史传，为工商业者立传，表现出了司马迁超前的经济史观和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不仅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也揭露了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强烈地批判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的观点。

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农工商虞并重。

《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司马迁引用《周书》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要想使社会长久地发展下去，使人民富足，使国家兴旺，就必须要有虞人开发山泽，有农业、商业、手工业同时发展，四业并重缺一不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虞人各司其职，做好社会分工，才能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所需，促进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政治稳定和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社会分工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分工论不谋而合，这也体现出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超前之处。[3] 司马迁把商业作为“民所衣食之原”之一，可以看出重农抑商的观点与统治者想要国泰民安的传统思想是相矛盾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业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则经济不兴；经济不兴，则人民不富裕；人民不富裕，则国家不强；国家不强，则会受到外来民族的侵扰。总之，四业兴旺，则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则国家贫弱［4］。反对封建正统“灭人欲”观点，主张人欲动力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在这里，司马迁指出了人欲“终不能化”，只能“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认为只有适当地满足人的欲望，并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人们才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用这样的方式，来促进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对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的经济政策的批判。

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子教育学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也认为要“防范人欲”。在这样一个提倡礼义以提防遏制人欲的时代，司马迁一反潮流，宣扬欲望动力说，明确地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提出了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利益而遏制人欲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其遏制人欲，不如利用人性逐利的本质来发展经济，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促使国家富强，政治稳固。

反对封建纲常，提出“素封论”。

秦汉以来，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秦朝商鞅变法，汉朝不准商人“衣丝乘车”。统治者为巩固政治，通过禁止商人入朝为官的做法，企图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的抑商之法，恰好为司马迁揭露封建纲常提倡的仁义提供了反证，揭露了仁义道德的虚伪。司马迁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同时他也写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社会等级是在封建社会这样的背景之下必定存在的，人们如果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经商来获得社会财富，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司马迁为我们描写到“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乌氏倮和寡妇清都是通过经商致富，后获得了秦始皇的封赏，司马迁意在鼓励人人都去经商，发财致富。

司马迁最后在《货殖列传》中总结道：“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再一次表明，通过经商致富，人们可以由下至上，提高自己的等级地位，获得“素封”之名。这一观点，在《汉书》中得到佐证，即“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可见，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是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并且为后世人所赞同。在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司马迁的人欲动力说都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5]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儒家封建纲常正统思想作为背景的前提下，还能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当政者的经济政策，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敢于揭露封建仁义道德的虚伪，这些首创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反潮流，并不意味着反叛，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需要有这种敢于反潮流的精神，才能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被后来的班固和金代的王若虚[6]等人强烈批判，说明司马迁的反潮流观点的确是击中了封建正统思想的要害，才会让文人志士发出“迁之罪不容诛矣”的愤怒之音。因此，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虽然是反当时儒家正统思想的潮流，但是却是顺应了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潮流。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像一朵绚丽的烟火一闪而逝，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同，但是在那样一个专制的时代里，司马迁有着这样超前的经济思想，这确实在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今天我们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1]韩兆琦《史记精讲》，第433页。

[2]《论语·里仁》

[3]本文凡引《货殖列传》均不加注。[4]张大可《实际研究》，第423页。[5]《孟子》卷一三《尽心下》

[6]王若虚：金代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长沙：岳麓书局，2002.[2]韩兆琦译注.史记【九】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3]韩兆琦.史记精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4]张大可.史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