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论文 中医与军事理论的关系_关于军事理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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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临床用药与中国古代兵学的关系

10中医乙班 沈俊宏 3100102113 医学界有句行话“用药如用兵”.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御医徐大椿在他自己撰写的《医学源流论》中专辟《用药如用兵论》一章，全面、详尽、准确地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医理。文中提出了治病用药的10种方法，其中“以寡胜众”之法就典型地运用了孙子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观点，主张“一病而分治之，则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如痢疾这种病，症状甚多：便脓血，里急后重、腹痛等。治疗时，以行气、活血两种方法分而治之。行气则后里自除，腹痛亦止，活血则使脓自愈。一种病按气、血分治，从而达到以寡胜众的目的，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不过徐大椿并非体察到用药之法如同用兵的第一人。早在被尊为医经的《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中就谈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说：“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以与“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灵枢·刺法》）相对应。可见中医用药之道与用兵之法渊源颇深。

中医遣方用药与用兵之道看似毫无联系，但在中医临床用药上，可以看到许多军事理论的具体运用。将中医同中国古代用兵之法联系起来是非常科学，同时，这一理论也是非常严谨的。

首先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兵学与中国医学一样，形成了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施治是中医著名的诊断治疗方法。从哲学上说，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法。中医把天地人视为一个大系统，“人”又分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各个于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症下药。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法邪，治病救人的目的。古代兵法也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关于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孙于兵法）讲求“道、天、地、将、法”之类“五事七计”，对战争各方面进行总体把握，系统分析；关于行军布阵之类战术问题，兵家也无不讲求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各种条件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的有序变化，奇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后达到因敌制胜的目的。

再次，从指导思想上看，兵学与医学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一是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也才能被称为良将。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徽杜渐，加强防范。

二是择医如用将。明朝椿澄说得好：“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诸氏遗书》）打仗要委派良将指挥，治病要选求良医诊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所谓良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只有将才而无武德的将领只能称为“名将”而不能称为“良将”。同样，只有医术而乏医德的医生只能称为“名医”而不能称为“良医”。“良医”必须做到“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怖。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如能选择这样优秀的医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三是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都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用哪些药，每种药用多少”直接关系着药效的好坏，也体现着医生水平的高低。用兵亦是如此。编组用兵是用兵的基本方法。编组无非是挑选军兵种并确定其比例关系，挑选是否得当、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决定战斗力生成的质量。但是，如何选兵、如何确定比例，虽从根本上取决于作战需求，但不同的指挥员往往有不同的取舍，作战效果也是大相径庭。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白豪子兵 》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认为的同源，但也的确是相通相用的。对症用药对药效的影响同样非常大。对症用药是用药的基本依据。“对症”首先要“知症”，即摸透病情。“知症”无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中医望、闻、问、切的“经验法”，一种是西医仪器检查的“技术法”，但最科学的方法还是中西医结合，既重仪器检查，又靠经验判断。用兵亦是如此。因敌是用兵的基本依据。“因敌”首先要“知敌”，即摸透敌情。“知敌”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技术侦察，一种是经验判断，但在信息化条件下，“眼见不一定为实”，“知敌”最科学的方法是技术侦察与经验判断有机结合。同时，遵循适量用药的基本原则也是重要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药量不足，药效达不到，病就治不好；而药剂过量，可能此病治愈，却引起其他不适。因此，用药特别强调“度”，其最高境界是既达到了治病目的，又使副作用降至最低。用兵亦是如此。适量用兵是用兵的基本原则。兵力不足，达不成作战目的；而用兵过度，则会增大损耗，带来战场上的被动。因此，用兵也特别强调“度”，其最高境界是“恰到好处”，即根据作战需要适量用兵、精确用兵，确保既能达成作战目的，又尽量减少附带损耗，有效提升作战效益。

以上虽然仅略举数端，却足以说明把兵学原理移植到中医学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启发人们的意智，开阔人们的视野，近年来，人们重新重视军事理论尤其是中国古代兵法在医学领域的运用问题。相信经过充分的发掘研究和补充，军事理论将在中医临床方面，尤其是指导用方用药方面会有更为深刻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