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_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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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 [原创 2006-06-14 00:25:25 ] 发表者: evenorange
一．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提出
1858年，经济学家H.D马克洛倚德（H.D.Macleod）首次提到这个规律，并以托马斯·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的名字命名：良币和劣币不能一起流通。
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是普遍适用的，但是这个规律产生的基础是西方的货币体系，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历史货币都是以金银为主体的，由于金银本身的价值量很大,所以以货币进行的交换基本是等价的交换，只有辅币是用贱金属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也就成了必然。
而此劣币驱逐良币的背后则体现了人们都受经济规律得支配：“支付同样得成本，必然选择最有用得物品；或者，给定相同得利益，则必然选择最便宜得物品。”这个经济规律可以直接应用于货币：给定两种支付手段，必然使用损失最少得那种。如果一种货币是“良币”，另一种是“劣币”，则用劣币支付而保留良币。
但是，著名经济学家“欧元之父”蒙代尔在《蒙代尔经济学文集 第六卷》中提到“我们今天称之为“格雷欣法则”的思想，并不是格雷欣第一个明确提出的”。这在我们下面的论述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祖先们在马克洛倚德之前1100多年就已经意识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并提出了有效解决这一规律带来的混乱的方法。
二．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在我国历史上的表现
1． 货币不足值与西方主辅币制的区别
正如刚刚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产生的基础是西方的主辅币货币体系。而该规律在中国的表现情况有些特别，由于金银的缺乏，在中国历史上的货币体系中，它们从来就没有成为流通货币的主体。中国一直是以铜质货币为基础的，也没有主辅币体制。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主要表现在铜质货币的不足值。
从王莽四次货币改制，到董卓进京，毁五铢钱，更铸小钱；从北魏孝明帝广开铜矿铸钱以收“治利”，到唐肃宗铸造大钱“乾元重宝” 在同样面值的货币大小和轻重不同的时候，这个规律还是会起作用的。人们一定用掉差的钱而把好的保留下来。正如蒙代尔所说的“只有当良币和劣币按同一价格交换时，格雷欣法则才起作用。”而在一般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竞争和效率的规律保证‘良币驱逐劣币’。伟大的国际货币总是‘良币’而非‘劣币’。如英镑、美元等”
我国在历史上曾成功解决过铜币不足值而引起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安吏之乱期间，唐王朝财政危机严重，根据第五琦的建议发行虚价大钱，推行铸币膨胀政策，以致大钱购买力跌落，物价上涨，私铸繁兴，劣钱泛滥，足值“开元通宝”被人们收藏、销熔。刘晏于上元元年(760)兼任铸钱使后，不仅改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决制止铸币贬损、膨胀，并且还将虚价大钱的法定价值贬低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利用西汉贾谊已经发觉的“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现象，即劣钱驱逐良钱的教训，较快地把虚价大钱驱逐出了流通领域，改变了货币流通的混乱状态。刘晏在货币政策上的这一创举，比英国马克洛倚德1858年提出“劣币驱逐良币”定律早了1100多年。
2． 中国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成因分析。
蒙代尔提出“只有当货币供求的变化创造出货币过度供给时，劣币才驱逐良币”。事实确实如此，不足值的铜质的贱金属货币必然的带有了信用货币的性质。它的币值和稳定性取决于这种信用保证程度的大小，同一种面值的货币是越铸越小的。而为了保住它的购买力也是靠政权和信用才能维持。
在政权和信用都已经无法维持的时候，商品的交换就会回归到等价交换上来，货币不论面值而是论斤称量了。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候货币就丧失了它的功能，而用谷帛等实物等价物来进行交换。
（1）在中国历史上，导致货币过度供给的原因一般来说都和朝廷为增加收入密切相关。
公元1041年，为了筹措抵御西夏入侵的军费，宋王朝铸“庆历重宝”，曾在山西铸造当十的大钱30万缗调陕西补充军用。就连中国历史铸造最精、号称铁画银钩、徽宗御笔的“崇宁重宝”，“大观通玉”当
五、当十钱，也是这样的产物。当今人们都在欣赏它的书体和制作工艺，岂知此钱曾是蔡京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钱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收进了蔡京的腰包。清代咸丰皇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铸造了咸丰大钱以飨军费。其中有当
四、当
五、当
八、当
十、当
二十、当三
十、当四
十、当五
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大钱，最后的当千大钱不及最初当五十大钱重。民国初年，阎锡山也曾用制钱改铸铜元，熔3枚制钱改铸1枚当十铜元，后又铸当二十铜元，强迫民间以10个制钱兑换l枚当十铜元，仅此一举，盈利360万银元。（2）个案：为变而变的王莽改制。
除了这一般的原因，还有些特殊的个案值得我们关注，其中不得不谈的是著名的王莽改制。
王莽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了一套希奇古怪的钱币体制。从小泉直一,大泉五十,契刀五百,大布黄千。直到一刀平五千。用数字表示出来甚至有些滑稽可笑。1，10，20，30，40，5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5000。在夺取皇位前后短短的六年间（公元8年—公元13年），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币制变更。仅此，已令人大为惊异。至于谈到变制的理由，有的近似胡闹，有的干脆为变而变，似乎“变”就是理由。
西汉自武帝以来的流通主币是五铢钱。王莽于公元8年登基前进行了第一次币制变更，即在当时的五铢钱之外增铸三种货币，使四种货币同时流通。新增货币的情况是：（１）大钱，重十二铢，面值五十；（２）契刀，面值五百；（３）错刀，“以黄金错其文”，“身形如刀，长二寸”，面值五千。由于契刀和金错刀的重量没有记载，而且币材不同，无法加以评论。但大钱重十二铢，面值五十，而五铢钱的面值只为一，两者的重量相差2.5倍，面值差却达50倍，可见是多么的不公平。
公元9年，王莽以“新”皇帝的身份进行了第二次改币。这次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心里话，那就是“废刘而兴王”，在货币上也必须充分体现出来。由于“劉”字中有“金”和“刀”二字，所以契刀和金错刀两种货币就不能再用了；又因为五铢钱是汉武帝时所铸且为西汉中后期的通用货币，自然也在废除之列。这样只剩下了“大钱”，由于携带太不方便，于是又铸重一铢的小钱，“小钱值一”，与大钱并行流通。王莽想把西汉的影响从人们头脑中迅速抹去，是可以理解的，但采用上述办法实属愚蠢。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王莽的第三次币制改革。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十二月，也就是在废除五铢、契刀、错刀币一年余后，他出台了即使在世界货币史上也不曾有过的大规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币制——“宝货制”。“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也就是说，新币由金、银、铜、龟（壳）、贝（壳）五种材料，黄金、白银、铜钱、龟币、贝币、布六种名称，二十八种面值，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货币系统。在王莽看来，他的第三次货币改制是一次最合理、最便民的行为，即所谓“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而在百姓眼里，这简直就是一部天书，不仅携带十分困难，而且很难记清楚货币的名称及其相互间错综复杂的交换关系。宝货制推行了四年，结果是人心大乱，经济秩序大乱，以至“农桑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事实上，由于人们连货币换算标准都记不清楚，所以一开始便纷纷偷铸五铢钱使用，那毕竟是自己习惯使用并交易方便的通货。就连各级官僚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这种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大批人蒙罪入狱，“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我们并不怀疑王莽这次改币的良好初衷，但他的平庸无知加上性格躁扰，必然搞出啼笑皆非的局面来。应当说，王莽的第三次币改既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加速了其政权的覆灭进程。
天凤元年（公元13年）王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了“宝货制”的废弃，推出了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货币制度。此次币改的核心内容是废除大小泉，改名货布和货泉。货泉重五铢，面值为一；货布重二十五铢，面值为二十五。此次币改的突出特点是事实上恢复了五铢钱，这标志着王莽已少了些一厢情愿的幻想，向现实靠近了一步。此外，所改两种货币在面值和含金量关系上也趋向合理。唯其如此，这种二品货币制流行了十几年，直至王莽王朝灭亡才废止。
总结以上总体及个案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统治阶级由于追求荒淫腐朽的生活，连年的战争以及货币铸造权的泛滥，出现了在货币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的供给增加过多、过猛。
3． 临界点理论中国历史上的表现
临界点理论与通货膨胀有关。约翰·司徒亚特·穆勒的分析，当劣币驱逐所有的良币之时，纸币或加之高估货币取代“内在加之十足”货币的过程就达到勒“临界点”。假定M是给定价格和收入条件下的货币需求量，货币有两种形式：黄金R国内货币D，那么M=R+D.根据穆勒的假设，最初两通的货币全市金属货币，于是D=0,R=M。现在D增加，F就会等量减少。当R＝0，D=M时，替代过程就达到勒理论上的终点。终点之后，D的任何增加都将增加M，并依照货币数量论法则，导致通货膨胀。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铜钱不是足值的货币,不具备黄金白银一样的储藏手段的功能。即使好钱保留下来也不能避免损失。人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快把手里的钱换成有用的物资。这样的结果是物价的上涨，和币值在动态上实现一种新的平衡。我们从隋代时期的通货膨胀现象中也可以看出临界点理论的原理。隋炀帝时期政治腐败，统一的五铢钱制度遭到破坏。由私铸引起货币严重贬值。“大业（605～618年）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注：《隋书》卷24《食货志》。）。私铸者除豪门大族，也有为对付日益加重负担的百姓。到最后甚至“剪铁碟，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唐初李渊入长安时，民间“行线环钱，甚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经济走向了绝境，不久，隋也走向灭亡。这当中可以看出，在经济没有大发展，货币需求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民间不断增加的私铸增加了国内货币供给D，当到达穆勒理论上的终点后，依照货币数量论法则，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三．结论
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表现的分析，我们可看出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早在西汉，贾谊就已经发觉的“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现象；在唐朝时我们祖先就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我们也可通过那么多案例看出支配格雷欣法则的背后动机是经济行为：我们当然都想用最便宜的支付手段来完成交易或偿付债务！所以百姓才会收藏足值货币而把不足值的货币拿出来流通。蒙代尔提出“在金本位制世界里，结清债务的媒介不是小麦、母牛或鱼，而是黄金，因为黄金是最便宜的交换媒介。黄金是被‘筛选’出来的‘劣币’，因为他们作为支付手段的成本越来越低。”因此，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格雷欣法则给我们认识货币理论的核心以新的创见和启发。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 第六卷 国际货币：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10月
[2]《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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