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堂根植何处_从燕京学堂想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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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学堂” 植根何处？

北京大学英文系 苏薇星

我在北京大学执教七年，此间从未听说北大成立“燕京学堂”的计划。据了解，同事们和同学们也与我一样，直至5月初北大新闻网发布“燕京学堂”举行启动仪式的消息，方才得知此事。一件关系到教育和学术理念、且会给校园的格局和象征意义带来显著改变的大事，校方为何在不让师生知情、不同多年任教于北大的老师们交流协商的情况下规划和决定？校方致力于扩大国际化教学，本可以理解。北大各院系有着为数众多的既关心教育改革、又有海外求学或工作经验的老师，校方不向她们征求意见，体现了对本校老师的多少信任和尊重？其中不少老师多年倾心研究的，正是会给中国教育前景带来深层启发的东西方人文传统。师生是任何一所学校的主体，在未与师生充分交流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具备多少合理性和可行性呢？

前些日子读了高峰枫老师的《谁的“燕京学堂”？》一文，颇有感触，我想在此补充几点随感，涉及办学理念、教育公平和校园的象征意义，我还想就目前较少受到关注的燕京学堂师资配备这一议题提出一点疑问。下文所用有关“燕京学堂”计划的资料来自北大新闻网、燕京学堂官方网站以及媒体报道。

（一）让学生“深度领悟中国文化”的“学园”？

据官方介绍，“燕京学堂”为一年制住宿式学院，培养“中国学”硕士，课程涵盖文史哲经管法诸领域，授课语言主要为英语（学堂英文网站上无“主要”字）。如此看来，海外学生不需具备中文基础，也不需在燕京学堂修中文课程。即便学习中文，一年内能达到何种程度？而另一方面，学堂有志于让学生“广泛接触中国社会，深度领悟中国文化”。不识中文，起居上课均在“校中之校”，一年后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感悟会深至何处？

《瞭望东方周刊》近期题为《北京大学里的新“学堂”》的报道引用燕京学堂副院长王博的话：“住宿式学院在国内还是新概念。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德行生命’的共同体，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人。老师和学生在燕京学堂一起生活，能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交流，这也是我们把燕京学堂英文名定为 Yenching Academy 的原因，因为 Academy 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创立的 ‘学园’。” 王博老师将学堂的命名追溯到堪称西方历史上第一所“大学”的柏拉图学园，其心愿值得认同。可是，名为 Academy 的学校比比皆是，美国的私立中学一般都以某某 Academy 为名，国内某些私立中学的英文名称也仿效之。师生在学堂“一起生活”，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柏拉图学园再世。雅典城外的那所学园当然远非一年制，它不设年限，也不授学位。柏拉图在其书简《第七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说点明了学园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我所关心之事，即哲学，或曰爱智人生］和其他类型的学问不同，是不能付诸文字的。惟有经过长期交流，齐心奉献于这件事本身，真理才会顿时在心间诞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段名言的希腊文涵义强调“长期”交流和共处。亚里士多德据称在学园生活学习习近平二十年。为一个概念模糊、未受检验的一年制学位而在古老校区大兴土木而建成的“住宿式学院”，实为学理和情理所不容。

（二）教育公平：倒退多少年？

近年来，北大热衷于学习美国名校的办学经验，而“燕京学堂”计划看来与这些学府的宗旨

和实践背道而驰。尤其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公立和私立高校，从文理学院、州立大学到“常青藤”学府，都秉持教育公平的理念，为之不懈努力。仅举一例，在美国尽人皆知的 affirmative action这个六十年代起实行的行政法令旨在完全消除基于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等因素的歧视，要求高校和聘用单位在申请者符合要求、资历同等的情况下，把入学或就业的机会给予历史上或当前遭受歧视的群体（例如少数民族和女性）。Affirmative action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对了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复杂情形，实行了若干调整，但仍为主流，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教育公平的理想为美国社会普遍崇尚，尽管教育的现状离真正的公平尚有距离。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诸多高校都在以提供资助、与当地中学合办教育项目等各种方式促使民众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刻意设立“燕京学堂”这样养尊处优的“校中之校”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学院据我所知也并不存在。北大若不去学习西方学府为教育公平付出的努力，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既违反国际教育界潮流，又有悖于北大引以为荣的五四传统？

《瞭望东方周刊》的上述报道数次引用了多年在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任教、目前在北大中文系讲学的北大校友张旭东老师的话语。如果报道属实，看来在张老师的愿景中，宏大的“中国学”和精致的“校中校”相辅相成。令我费解的是，张老师在美就读和从教的几所大学，难道设有享受特权的“校中校”？想必谙熟美国教育体制的张老师，为何不把美国校园的民主平等之传统和实践多多介绍给北大，帮助母校在中国的国情中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反而赞成创立前所未有的特权学堂？此举难免令人困惑和失望。几年前我担任研究生班主任时，需要给申请奖学金的同学在申请表上签字，表格中的一项要求学生填写家庭收入，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有些农家学子的家庭年收入不过三四千元人民币。辛酸的同时，我也略感一丝安慰，因为这几位同学没有因为家境贫困而失去在北大学习的机。“燕京学堂”若按现行规划实现，无疑会成为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北大在追求教育公平之路上会倒退至何种地步，可以想见。

上文参照的报道《北京大学里的新“学堂”》引用张旭东老师的话说：“年轻人一起学习生活，并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后兵戎相见的机会就会少得多”（5月11日《今晚报》的版本措词稍稍不同：“以后兵戎相见的几率就会小得多”）。这话固然符合常理，可也略欠思虑。我们不会忘记，过去几十年里海内外学生的国际交流绵延不断，有增无减，诸多北大师生校友皆受益于此，花费巨资另建学堂实无必要。假如按官方英文网站的介绍，“燕京学堂”有志于培养未来世界的领军人物，假使我们希望未来的领导者们秉持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文价值观，那么与周边成千上万其他北大学子的生活环境迥异的“校中之校”如何能够培养百位“精英”学生的民主理念，除非将自己作为反面例证？顺便借题发挥一句，略有反讽色彩的是，彼此了解与“兵戎相见”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矛盾。历经一战二战的诸国，不乏文明底蕴，不缺相互了解，有的甚至共享宗教或道德传统，但未尝免于彼此杀戮，何况还存在内战。若想真正减少暴力冲突，关键还在于征服自我，在于培养征服自我所需的那份谦卑、清醒和勇气，如美国诗人 Marianne Moore 在作于二战期间的一首诗中所写： “There never was a war that was / not inward;I must / fight till I have conquered in myself what / causes war, but I would not believe it.” 即便人类无法征服人性中顽固的自私、自欺和自恋，至少可以努力克制，或至少可以努力认识自我，如古人所云。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人性的，正是经过诸世纪耕耘而开花结果的人文学，不是一蹴而就、华而不实的“中国学”。

（三）师生比率7：10？

上文探讨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公平问题已倍受关注，接着我想转向目前看来讨论尚少的燕京学堂师资这一话题。这方面公布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可是有限的信息已让我产生一丝疑问。据官方报道，该学堂将配备70位老师，其中包括现任北大教师30人，国内外“杰出学者”20人，“国际顶尖访问教授”20人。而我们知道第一年计划招收的学生为100名，从现有报道来看，计划中今后的招生规模也大致如此。这样一来，燕京学堂的师生比率是7：10。以我所在的北大英语系文学专业为例，硕士学位学制三年，指导老师约20人，现有硕士研究生约60人，师生比率为1：3。除了给硕士生开课、指导论文，老师们当然承担着本科教学任务（现有本科生约200名），不少老师还指导博士生。一年制燕京学堂7：10的师生比率是否得体？假使每位老师一年开一门课，每年不就有了70门课？或许校方已设想出某种特别“精英”的教学模式，让我的担心完全成为多余？谈及师资聘任，《瞭望东方周刊》登载的《北京大学里出现的新“学堂”》一文引用张旭东老师的话道：“这是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一次高端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的聘任，有一个集群效应，会给教学研究带来很多好处。” 为北大有史以来学制最短的学位（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学制最短的学位）启动北大有史以来最集中的高端教授聘任，着实令人费解。

据上述报道的记者所言，“长期聘任的教师采取双聘制——除了给燕京学堂的学生上课，还会进入北大其他院系的教学系统”。若此消息属实，这一举措初看倒是能够减少燕京学堂7：10的师生比率可能造成的师资“浪费”现象。然而，北大诸学科各有其自身的学科要求、学术理想和实际需要，在聘任事宜上应当享有自主权，不应由一个外在机构为其配备师资。再者，燕京学堂力推“中国学”，提倡跨学科研究，可是术业毕竟有专攻，只有在不同学科存在并繁荣的前提下，跨学科研究才有其意义。“燕京学堂”聘请的中国研究者，其中究竟会有多少人能对北大不乏底蕴的诸学科做出实质性贡献？仅举一例，对于包括英、德、法、俄语言文学系、南亚系、阿拉伯语系等诸多系所的外国语学院，燕京“中国学”专家的意义恐怕就相当有限。

以上分析若有一定道理，那么受聘于燕京学堂的70位教师似乎未必都能在教学上拥有充分的用武之地。有没有可能在校方的规划中，聘入学堂的部分师资实际上并不从教，或仅从事少量教学，而是以研究为主，可被视作“Yenching Fellows”（对应于享有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后者即学堂英文网所称的 Yenching Scholars）？谈及教师的薪酬，上述《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引用燕京学堂院长刘伟的话：“我们的预算是按照哈佛大学的标准做的。如果一位学者对中国问题有兴趣，我们又给出了足够的尊重和经济上体面的安排，还能参与体制创新，这样的教职怎么会没有吸引力呢？” 假若有相当数量的教师不从事教学，反而享有数倍于北大其他老师的薪酬，在“校中之校”拥有办公空间，这样的安排有无必要，是否得当？校方若想邀请各国优秀学者来北大治学，为之提供资助，这一愿望本身值得肯定，但在研究机构定位、学者遴选和资源分配上应当符合学理和国情。西方颇具规模的学府常设有专聘研究人员的人文研究院，例如斯坦福大学的 Humanities Center。聘期一般为一年，有着严格的遴选程序，注重的不是申请人的学术声誉，而是拟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薪资也很一般，目的只是解除在聘研究人员的经济顾虑，让她们这一年内不用教课，集中精力治学。据该校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2014－15学年应聘前往斯坦福人文研究院从事研究的26名学者中，10人是来自兄弟院校的老师，8人是斯坦福本校老师，另外8人为本校博士生。我认为上述例子具有一定代表性，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此类研究中心的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内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在于促进真正的学术交流，支持校内外学人，并扶持青年学者。北大校方改革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希望耐心学习海外优秀学府的经验。

（四）静园 － 北大的“四方院”

北大人文学科中的中文系、俄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宗教学系的家园，原先就坐落在被宣布为“燕京学堂”地址的静园。这些系科曾在的六处庭院，对称地分布在长方草坪两边，不久前上述系所陆续迁至校园北边新建的“人文学苑”。六处古朴的庭院中林木苍翠，每年春天，庭中杏花、连翘、桃花、丁香相继开放，仲春时节，门庭上缀着一簇簇紫藤花。中央的静园草坪是学校惟一开放的大草坪，大家再此晨读、休憩、聚会、“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如一位同学所说。草坪北端的松竹之下有前人的墓地，给静园的典雅注入了一分静穆和凝重。从北大实际布局来看，静园也不失为校园的中心，处于教学区、图书馆、行政区和生活区的交界处。经典的美国大学校园常以一座四方院(the Quadrangle, 简称 the Quad)为核心。譬如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就是这样，校园中心区西班牙罗曼式的建筑群以四方院(Main Quad)为核心，八处花坛分布其中，毕业典礼等隆重仪式常在此举行。庭院南边的正中央坐落着纪念教堂，除了教堂之外，环绕四方院的正是斯坦福大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各系的家园，有回廊将这些家园一一相连。我常觉得静园之于北大，好比四方院之于经典的美国校园，象征着大学所追寻的谐和的精神秩序。尽管先前在此安家的人文系所已经因为教师办公空间等考虑迁往别处，我们有责任维护静园这一核心的所在于北大、对于大学教育的象征义涵。

根据官方文字，“燕京学堂”计划“植根于北大深厚的历史文化”，真是这样吗？“燕京学堂”是新鲜事物，但并非新生事物，因为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的，她的生命力来自其古老的根脉，她的新生源自对先人精神遗产的尊重、爱护和继承。

2014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