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回报链案例_贷款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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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回报链
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贷款先以保证金的形式存入银行，银行再向企业开具承兑汇票，银行可将贷款业务转至表外，形成利益链条
回报，是指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要求企业把贷款先以保证金的形式存入银行，银行再向企业开具承兑汇票，到期再兑付。
“这种现象多得很。”一位长三角地区银监局局长明确表示，银行业的“回报”现象由来已久、非常普遍，成为以贷揽存的重要手段。
通过承兑汇票，银行可将贷款业务转至表外，从而不受贷存比限制，为腾挪贷款额度、吸纳存款、增加中间收入，开辟了渠道。
回报市场繁荣的背后，不仅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以及银行为冲规模而扭曲的业绩考核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实际上的利率双轨制，催生了各种套利和寻租行为——银行表外资产负债的扩张、社会“资金”生意的野蛮生长，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回报业务是助力之一。
5月，天津银行成都分行青羊支行的一二把手被当地检察机关带走，暴露出了利率双轨制下、“回报”现象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据了解，这是因该银行人员将回报资金私用放高利贷，客户不满银行愈演愈烈的要求而“反目成仇”，转向当地检察院实名举报。
“四川的资金市场很热闹。”一位某股份制银行成都分行人士介绍，不仅四川银行业的回报市场“可排全国前列”，四川的民间借贷市场也很活跃，但今年以来，大型小贷或担保公司频频出事，金额巨大，牵涉更多企业，也危及银行。
“每个地方都有游戏规则，现在四川的旧规则被打破了，新的还未建立，银行就采取了保守态度。”一位某成都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说，现在银行对信贷业务更为谨慎，涉及民企、官员的宁愿不做，“止损就是盈利”。
如何做“回报”
业内人士介绍，一般做回报的流程为：企业A向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企业A存100万元的保证金到银行，开立存单；企业A再用存单作质押，银行给企业A开一张200万元的承兑汇票，这时银行敞口为100万元。企业A可用承兑汇票向上游企业B付款。企业A与企业B之间签有一份200万元的贸易合同，不用等承兑汇票到期，B再找任何一家银行均可贴现。
承兑汇票最长期限为六个月。假设银行开的是六月期的承兑汇票，对于企业A，就有100万元的存款收益，其中大行一般是计活期息，而其他银行往往计定期息；对于企业B，相当于六个月后得到款项，不过上游企业一般较大，进出账频繁，并不在意；对于银行，获得贴现息收入、手续费，还有一笔较为稳定的存款。
一位大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具体操作中，手续费一般为0.05%，比较少；银行人员还可以在贴现利息收入上动脑筋。有的企业难以找到正规有效的贴现渠道，银行会在开完承兑汇票之后，让其在本行继续贴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一些支行，行长等就在贴现利率上给客户“加点”，以赚取更高的利润。一般贴现利率能加2%-3%。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四大行这样的业务做得少，但是股份制银行等其他中小银行，囿于贷款规模的限制，以及考核存款的业绩压力，往往会让企业将承兑汇票贴现后再存入银行，银行反复开几道票，以获得更大规模的存款。这样，企业也不得不承担多次的贴现利息。“有跟小银行合作过的客户，其应付票据金额硕大无比，跟企业本身规模不符。”一位大行人士说。
在四川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以至于上海、香港等地做转口贸易的企业，通过资金掮客到成都的银行来开立存单，再质押拿承兑汇票。类似的业务还有信用证。
“上海这些地方的资金是绿色存款，做的都是全额保证金承兑汇票，可以获得跨境套利收益。”一位股份制银行成都分行人士说，成都地区的银行成为委托方，资金方将承兑汇票带至转口贸易较多的地区进行兑付，以做境外套利业务，由此催生的资金掮客也不少。
央行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全国承兑汇票余额为10.2万亿元，较年初增加了1.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据中国票据网数据，其中股份制银行的承兑汇票余额为4.54万亿元，约占市场总量的44.5%；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承兑汇票余额是2.1万亿元，约占21%。截至6月末，承兑保证金的平均比例为42%左右，这意味着，10.2万亿元的承兑汇票余额，给银行带来保证金存款逾4万亿元。
8月1日，银监会和发改委联合出台《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其中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手续费改为“市场调节价”。
行长的灰色交易
6月，天津银行成都分行青羊支行行长李蓉、副行长刘宇被带走。据接近天津银行的知情人士表示，这是因为7天酒店集团四川总代理商杜锐国将两人实名举报。目前，成都市青羊区检察院已立案，认为李蓉与刘宇分别涉嫌职务侵占与受贿，但尚未向法院提起公诉。
知情人士表示，杜锐国本为该支行的客户，且一直有业务往来。为了申请4000万元贷款，杜锐国曾向刘宇行贿20万元。银行本要求将4000万元做“回报”，以企业存款名义存回天津银行；但李蓉要求将4000万元转存至一个员工的个人账户。该员工将钱又转至李蓉在其他银行的个人账户。李蓉再将资金转至小贷公司，进行短期拆借。
李蓉最早出身工行四川分行，后到平安银行工作，于2011年进入天津银行成都分行。
“肯定是利益没谈拢。”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本来客户与银行关系很好，但反目成仇还是很意外。当李蓉及刘宇被抓之后，天津银行成都分行还在内部总结，称要与客户维持好关系，“不要让客户说翻脸就翻脸”。
业内闻此不无哗然。“完全破坏了游戏规则，”一位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说，“本来回报是为了银行的利润，现在直接变成了为自己牟利。”其实，在过高的民间利率诱惑下，银行行长因利用自身职务进行牟利而落马的事情屡见不鲜。
2012年，农行江苏省江阴市要塞支行行长孙峰携巨款出逃。据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孙峰利用其基层银行行长的身份从事高利贷活动，以月息2%左右借入，以月息6%到10%放出，以个人名义诈骗涉资1.26亿元。孙峰出国时手续齐全，有各级领导签字。
2013年，苏州市三位支行行长同时被抓，时任中信银行盛泽支行行长孙志荣、浦发银行吴江支行行长顾健、招商银行吴江支行行长张兴洪以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罪被批捕。当时，举报人一口气举报八家银行行长，当地多位金融人士表示“不觉得意外”，因为这种民企和行长的交易，早已成为当地金融市场的潜规则。
“在多年贷存比考核和银行存款立行策略下，业已形成了一条庞大的存款产业链和巨大的存款寻租空间。”国金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马鲲鹏说。
监管排雷
一般来说，承兑业务与贷款业务的风险资产权重一样，银行在风险控制上也将承兑汇票与流动贷款同样管理。比如，为防范开票企业不兑付的情况，则要求开承兑汇票的企业提供担保，提供抵押物或者担保公司等增信措施。同时，警惕企业的虚假贸易背景，要求严核企业贸易真实性。
对于贴现行来说，往往只查承兑汇票是否属实，就予以贴现，较为忽视真实贸易背景，这也给了做“倒票”套利的企业可乘之机。承兑汇票要求有真实的交易，必须开增值税发票。而资金掮客们通过注册公司虚构贸易合同，等汇票转让之后再将公司注销；或者两家认识的或关联的公司，直接虚构贸易合同，相互“倒票”。
对此，监管层自2010年以来屡屡发出警示。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在会议上，指出票据业务的三大风险：部分企业从银行开立无真实贸易背景票据，背书给票据中介进行“包装”后套取银行资金，而一些银行受派生存款、中间业务收益以及调控贷款规模等因素影响，盲目草率开票；部分已由银行贴现的票据通过跨业合作等渠道从银行表内转出，实质由银行理财资金购买；少数银行业金融机构仍在违规通过不规范的会计核算方式，隐藏票据等信贷资产规模，并规避资本监管。
2012年2月，银监会出台《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即“七不准、四公开”原则，其中要求银行不准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
2014年9月，银监会、财政部及央行三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更是明确要求银行不得“以贷开票吸存”，即将贷款资金作为保证金循环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虚增存贷款。国金证券研报认为，该规定从表面上看，抑制了银行的存款吸收能力，实质上是从根源上扼杀存款寻租的空间：提高银行滋养存款寻租行为的成本，才是真正消除寻租空间的最有效手段，银行出于对存款偏离度指标超标的顾虑，将主动降低对存款寻租行为的需求。
同时，“改进绩效考核制度、银行不得设立时点性存款规模考评指标”的规定，亦从制度上缓解了银行、尤其是基层业务人员对存款的渴求。据财新记者了解，银行颇为重视此次规定，中行、建行等多家银行也根据监管政策，调整了内部考核指标，“现在考核权重都是日均存款占大头”，将时点数控制在一定幅度内。
6月，四川银监局上线了“四川银行业贸易背景查询与监管系统”，由辖内5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开发和使用。四川银监局要求，自系统正式上线起，各银行新增的相关银行业务及增值税发票信息务必全部录入系统。业务包括：票据承兑、国内信用证、票据贴现、票据质押融资、国内信用证（代付）、保理等；其中对100%保证金（或100%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和国内信用证业务，暂不录入对应增值税发票。
失控的民间借贷
中西部地区相对贷款资源紧缺，资金价格较高，同时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不减、成本较高，这也给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带来了机会。
截至2013年12月末，四川省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数量已上升至5000家，其中还不包括未在工商局获批的民间理财公司，较同年6月末增长了近4000家。截至2013年12月末，四川拥有融资性担保公司509家，全年累计融资性担保余额已达2338.4亿元，居全国第二。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四川省共有326家小贷公司，数量居全国第九；贷款余额为597.30亿元，居全国第四。
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且政商关系动荡，民营担保公司、小贷公司跑路现象频频，加剧了信用风险。2014年6月，四川省金融办召开了“2014四川省小贷公司监管工作会”，要求省内金融机构严控风险。
7月，汇通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高管集体失联，上万投资者兑付无门，至今还在集体维权。汇通担保是四川省担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级单位，注册资金为9亿元。截至6月末，汇通担保业务涉资近50亿元，其中银行在保金额就有45亿元。
一位大行人士对财新记者介绍，汇通担保是民企，但信誉较高，政府曾经也“鼓励多设立这类担保公司”。有个别银行还代销过汇通担保的理财产品，现在也全部变为飞单。
8月，怡和集团胶着于债务重组，债权人尚未全部同意签字。据财新记者了解，怡和集团总负债逾40亿元，其中银行的风险敞口25亿元。更严重的是，集团牵涉了16亿元的民间高利贷，其中实际使用本金约7亿元，其余9亿元为“利滚利”产生。该集团的债务危机涉及17家银行，包括重庆银行4.8亿元、攀商银行3.1亿元、恒丰银行2.7亿元；另外还涉及2家资管公司和40余家的民间高利贷借款主体。
“明面上是小贷公司，实际是高利贷。”一位当地银行业人士介绍，怡和集团实际控制人刘武聘请了建行出身的沈兵，担任职业经理人。彼时，沈兵引入了大量的民间资金，为怡和集团融资。一种普遍的做法是，小贷公司通过银行给怡和集团做委托贷款，签署“阴阳合同”，借贷合同上年息为12%-16%，“实际上抽屉协议的年息甚至高达36%”。
一位债权行人士认为，怡和集团突陷资金链断裂，主要原因是高利贷，“民间高利贷金额巨大、家数众多、利息水平超长”。一位建行人士说，去年怡和集团就出现了违约苗头，几千万元的贷款未被审批过关。通常，这类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融资。
“小微企业融资、中西部地区融资，共同反映的一个客观问题是，风险成本如何分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需要建立一个共担风险的机制，其中政府也应发挥作用，以尽力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