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与反腐败的必要1_反腐败形势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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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与反腐败的必要性
摘要：纵观华夏数千年历史，政权更迭，风起云涌，虽然朝代兴亡的原因各异，但究其根源都符合一条规律：励精图治则兴，贪图奢华则亡。腐败与否是其中的关键点。腐败的本质就是公权的滥用，公共权力的私有化。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古有之，大清王朝经历了几代人的连续奋斗，迎来了康乾盛世，然随着奢糜贪腐之风的兴起，盛世如过眼云烟，迅速衰落。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自视功高，逐渐腐败堕落，但最终逃脱不了人民对他们的审判，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只有大力、彻底反腐，才能保证社会健康发展、和谐发展。
关键词：腐败行为犯罪稳定监督必要性
目录：
一、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
二、现阶段腐败的原因分析
三、现阶段反腐败的必要性
腐败已无孔不入，并且从基层部门一直到高层行政机关，国家大力反腐已刻不容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但怎样才能严格执纪执法，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认清当前腐败的特点，从深层挖掘腐败，才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当前腐败行为的特点
（一）涉案区域及其官员的级别较高，贪腐数额越来越大。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受贿826万被判死缓，原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嫌挪用32亿社保资金案，一审以两罪判18年 没收财产30万。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 1
院9日对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华元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尤其是一向被视为规范、清廉的津、沪二地出现高级干部腐败案，暴露出长期以来对党内干部行为监督乏力的体制缺陷。
（二）腐败主体向基层渗透，腐败面扩大。基层干部大部分是科级层面，然而手中握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力，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因贪污受贿6000余万元一审被判死刑，许昌市灞陵公园主任赵国良是一名普通的科级干部，但却拥有豪华汽车一部及别墅一套。这位被网友戏称为“许昌最牛科级干部”遭到了查处。扬州公路建设处财务材料科原科长王勇伙同副手陈清池、吴春球，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共计一亿多元，另王勇和陈清池贪污受贿金额均超过五百万。一个科级干部，可以说级别“低微”，但只要放到“一把手”的位置，监督就很难凑效，只能说现有的监督体制存在某些缺陷，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长期未受到根本触动。
（三）腐败分子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在一些领导干部周围，总是簇拥着一些“大款”朋友。领导傍“大款”，不法“大款”找靠山，二者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刘涌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头目，他通过收买党政官员，成为沈阳市人大代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领导干部长期与不法“大款”在一起吃吃喝喝，久而久之就模糊了公与私、正义与邪恶的道德界限，最终成为不法分子的保护伞。
（四）集体腐败比例增加，比个人腐败更具破坏性。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门，甚至于一个系统内，多人参与腐败，有主动腐败的，也有被动的、不得已的腐败。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因集体贪腐曝光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肥科级单位”。在这个小小的科级事业单位里，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有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以及下属各站点的站长、班长，各层级干部几乎“全军覆没”。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
级干部；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厅级干部；其余5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集体腐败案特别是“前腐后继”现象时有发生，不仅表明该领域权力制约机制的严重缺失，而且还意味着该领域内腐败机制的形成。
（五）腐败行为更加隐蔽，智能相对较高。江苏建设系统的一个官员，在位期间，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谋取了很多利益。退休之后，该公司以各种名义给了这名官员很多好处，事情被发现之后，一审法院判决他有罪。这名官员不服，觉得自己在位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不属犯罪，因而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他无罪。两次判决闹起了一场**，最后，江苏省高院维持了一审判决。这就是典型的领导干部“期权腐败。腐败者绞尽脑汁就是怕腐败行为暴露，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即使是再隐蔽的腐败，最终都会有暴露的一天。
二、现阶段腐败原因分析
（一）随着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一些同志在严峻考验面前，放松学习和道德修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消极腐朽思想恶性膨胀，是导致腐败分子走上严重违纪违法道路的根本原因。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原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等人放松学习和世界观改造，是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总根源。他们的沉痛教训值得每个党员和群众深思，每个人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忘本，不能忘记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不能成为人民的罪人。
（二）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搞腐败带来的危害性更大。“一把手”腐败容易导致“带病提拔”“带病在岗”“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给“群蛀”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在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上，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同级监督机关难以监督，上级监督机关又无法监督。可见，怎样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三）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同时又成为派生其他腐败的源头。被称作“一身是假”的王亚丽，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女子，一步步升迁至团市委副书记？当地相关部门在王亚丽升迁中是如何审核把关的，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其身份及档案
造假？这不得不值得人们深思，全国范围内可能有多少“王亚丽”现象呢？所以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根本的原因是干部选拔制度存在“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人治的因素多，而公开、民主、竞争的因素少。
（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沈阳群体性腐败案件说明，由于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就为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撮而就”，经济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而行。
（五）惩治力度不足，违法成本偏低。对待违法腐败分子执纪量刑尺度难把握，“自由裁量”的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司法腐败频出。许多贪官认为经济犯罪处以重刑的比例并不高，被抓出来的也不过是“少数”，未必禁得住，未必抓得完，不贪白不贪，贪了也未必会“犯案”，“大不了坐几年牢”，尽敢以身试法。假若对经济犯罪多处以重刑，可能会起到“震慑”的作用，让那些想犯事的党员干部害怕牢狱之苦或者杀头之罪，不敢去犯事。
（六）不正之风难治，中央制度得不到落实。党员干部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清官”难当、“好人”难做。贪者不足为奇，两袖清风倒成了“另类”。
三、现阶段反腐败的必要性
（一）只有大力反腐败，社会才能大发展。腐败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实惠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腐败不仅侵占（或先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而且奖励钻营、鼓励欺骗因而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腐败是不公平竞争的帮凶，若放任腐败现象的发展，必然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产生严重的破坏，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就不能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据胡鞍钢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后半期，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而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其实以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难于揭露来说，腐败所涉及的财富规模，是很难进行精确计算的，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损失。最为可怕的是，腐败给我们这个社会造成的更大损失，在于无形的“内伤”
（二）只有大力反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腐败现象是社会的毒瘤，如若不及时切除，让其滋生漫延，社会就可能出现崩溃。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覆灭无不是因为统治者及其幕僚的昏庸腐败而导致灭亡的。前车之鉴，后者之师。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搞好反腐倡建设，纯洁自身组织，树立良好的形象，让人民群众信得过。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自身建设极其重要的任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二）只有大力反腐，社会才能和谐。腐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毒瘤，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巨大破坏作用，严惩腐败是当前社会的客观要求，社会和谐是民众的共同愿望，是民心工程。和谐社会首先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稳定，是和谐社会的保障，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稳定从根本上讲，是民心的稳定。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实施了许多民心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其目的正在于此。如通过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帮助农村困难家庭脱贫；加大投入，解决行路难、饮水难问题等。这些民心工程的贯彻和实施，都是为了迎民心、顺民意，确保稳定，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创建和发展。然而腐败无孔不入，在各个民心工程中都时有腐败现象发生，在近几年的民意调查中发现，反腐败成为民众最
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极大动摇了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反腐败是民众的共同呼声，腐败不遏制，社会无和谐。
反腐败斗争要取得实效，关键要抓住权力运行的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这
个源头，建章立制，强化监督。
加强监督，一要提高监督意识，提高依靠监督反腐败的能力。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提高接受监督的自觉性，把自觉接受监督，作为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途径，当作党内生活必备的素质。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党员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放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放弃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放纵。二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切实落实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三是突出监督重点。着重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腐败多发易发部位和领域的监督，要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重点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市场化、权力“寻租”的机会。四是监督关口前移。发现党员、干部有犯错误的苗头，要及时通过打招呼、诫勉谈话、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早作提醒、严肃批评、责令改正，做到防微杜渐。五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等有效结合起来，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力量，提高监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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