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科举制看中国人的“状元情结”_古代科举考试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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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科举制看中国人的“状元情结”
摘要：科举制自出现以来，经历了隋、唐、宋、元、明、清六代的发展，历经1300多年，而状元则是中国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为炫耀的一个，时至今日，“状元”一词仍是中国人心目中是成功的象征，在中国人心中更是有着根深蒂固的“状元情结”。
关键词 ： 科举制
状元情结
科举制在我国历经沉浮，状元作为科举制的“本土产物”并没有随着科举制的终结而消亡，于此同时它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着形式，在现今的考试制度下，仍然存有一席之地，并且深入人心，成为“状元情结”，这和中国千年科举制是分不开的。
一、科举制的产生、发展
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士制度。根据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的科举制，不同于以德取人的两汉察举制，也不同于魏晋南北
［1］ 朝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
（一）科举制的开篇——隋唐时期
隋文帝是科举制的正式开创者，隋文帝掌权后，为了压制原北周贵族集团，阻止江南门阀士族势力再度扩张的同时获得寒门士族的拥护，废除九品中正制，于公元587年设立“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两科，开科举士。从此，我国实行了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开始了。隋炀帝执政后规定：用定期统一考试的方法选取进士。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科举制的产生既是隋文帝实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又有其必然性。它把用人大权从士族“中正”手中夺回来，直接由中央掌握，利于中央集权。有计划地按国家需要开科取士，有统一的考查检验标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平等地公开竞争，科举制显示出其选拔人才的优越性。唐代的科举制比隋代有较大改进。比如，考试科目由隋代的两门增加到八九门。公元702年，武则天又设立了测试检验考生武艺的武举科。可以看出，唐朝
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需要比隋代增加了。然而在唐朝后期，科举制的弊端开始显露，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科举制造成的拉帮结派现象，形成了新的官僚贵族集团彼此 争夺控制各级政权。
（二）宋元时期科举制的完善与变革
宋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起，就十分重视通过科举制笼络人才。他通过科举制等措施重用文官，加强中央集权，以重屋叠架的文职机构层层控制各级政权，因此宋代也是中国官僚体制急剧膨胀、官僚集团臃肿庞大的时代。宋代科举基本沿袭唐代，但也做了些改革，如英宗后科举考试由一年一次变为三年一次。针对唐代科举之中的弊病，宋代在原来考生要经过乡试、省试之外，把武则天采用过的殿试正式确定为制度。另外，为了制止不正之风，宋太祖取消了唐代的举荐制，同时实行了更为严谨的糊名制度，还加上誊录法。宋代采取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科举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取士不问家世，只看个人才学”的比较完善的选任制度。尽管科举制自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但中央政权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结成了强大的政治联盟。辽金元都是北方游牧民族起家，或建立北部地方政权或入主中原，与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既有民族矛盾又忙于攻占杀伐，加之社会尚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总的说来都不如唐宋重视科举制，致使科举制一度中落。
（三）明清科举制的强化
明继承了元代科举与学校结合、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主要考试内容的做法，有利于协调育才和选才的关系。但在实践中，明清时的学校培养是手段，考试取人才是目的。士人入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博取功名利禄，所以学校只能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清朝取得天下后，为治理国家，顺治二年开始科举取士，清代科举制大体延续明朝旧制变化不大，清代修纂了一部《钦定科场条例》，对科举作了详尽的规定。清代科举考试公分为四个等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此外，在清代，出上述四级科举考试外，为招揽“经邦治国”、“经世致用”的特殊人才，在常科外还设特科即博学鸿词科和经济特科，皇帝随时根据需要进行考试录取。明清的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以八股文为主。八股文这种文体有两个特点一是题目均出自“四书”，内容是模仿古代圣人或圣人弟子的口吻来解说儒家经典，观点必须限制在程朱理学的范围之内；二是文章形式有严格的规定，形式非
常死板。随着鸦片战争的发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股文完全不适用。于是，1905年2月，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了科举制。
二、科举制的重要地位
（一）科举制限制了中国地方封建势力的发展，从而巩固了 中央集权的政体
隋唐以前，中国的官吏任用制度曾经历了四个阶段。西周实行世卿禄制、秦推行军工制、汉实行察举制、魏晋南北朝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但这些制度都不适应统治的需要。隋唐后采用了科举制选拔官吏。科举的基本原则是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于是庶族地主乃至平民百姓都有了入仕的机会，而豪门子弟却因面临激烈的竞争随时都可能被淘汰出仕途。因此，地方豪门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很难长期持续地发展它们已经取得的地位和势力以形成割据力量，而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薄弱是中央集权政体得以巩固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我国自隋唐以来，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很少受到过严重挑战的原因。
（二）科举制度促经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第一，因为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名位，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都强烈要求进学读书。第二，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玄虚思想也有积极意义。第三，中国的科举制度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于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过启发和借鉴作用。
（三）科举制的实行，有利于对官员的选拔
科举制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知识，提高了我国官员素质。
（四）科举制发展和强化了儒家学说，从而使封建统治者用儒学统一了中国文化
实行科举制后士人只有精通儒学才能做官，只有钻研儒学才有出路。这样，中国封建统治者借助科举制真正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统治策略，用儒学统一了中国文化。随着儒学在中国不断的强化和发展，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逐渐由开放性的多元文化体系演变成封闭性的一元文化体系。可见，通过科举制，中国封建统治者又从意识形态方面巩固和维护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正统地位。
三、科举制下状元的简况
状元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为炫耀的一个。科举时代称殿试第一名为状元。唐 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五代 王定保 《唐摭言·谢恩》：“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 元 关汉卿 《陈母教子》第一折：“学儒业，守灯窗，望一举，把名扬。袍袖惹，桂花香，琼林宴，饮霞觞，亲夺的状元郎！” 洪深 《五奎桥》第一幕：“自从在上辈状元公手里造好了，直到现在，周 家老是兴兴旺旺。”科举制选状元肇基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在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产生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之巅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 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
中国古代社会，从庶民百姓到 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
［3］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 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 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凶险难卜的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终于登上了显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 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①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 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4］。
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苏洵就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
如登天”的感慨。特别到了清代，考到白发满头仍然是个“童生” 的不乏其人。四五十岁中进士，人们并不觉得他年龄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生动写照。如宋代共产生了118个 状元，据《中国状元全传》载，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37人，占72.5%，最小的18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2人。清代共 有状元114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19人，占35%，最小的21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5人，最大的62岁。状元之路绝不易于巴蜀之道。
正是由于“状元”路是如此艰辛，而成为状元之后又是一登龙们，声价十倍。其苦与福的反差更是强化了百姓心中关于“状元”的神话，自此“状元情结”已根生与人们的心中［5］
四、今日“状元”，再现人们“状元情结”
［6］自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我国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来，高考就成为我国选拔优秀人才，作为学生进入大学的门槛，在百姓心中，这无异于古代科举是选拔，认为只有进入好的大学才会有光明的未来，这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寒窗苦读，学而优则仕，追求金榜题名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以状元为荣”的思想观念，再次穿越千年，涌上人们心头。
目前“状元”一词已频频出现在我们的高考中，由每省市的文理“状元”，到单科状元，于是全国“状元”无数。国内顶级和港澳的知名高校也纷纷高调对高考状元展开了追逐［7］。一些名牌大学，以录入“状元”为骄人业绩，中国一
［9］流大学北大清华更是“状元”云集，各省市的基本都网罗在名校的门下。这更是催生了中国人的“状元”情结，把“状元”看成是高官厚禄，事业有成的前奏，更是“绩优股”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媒体更是大肆宣传“状元”，各省、地县级市的报纸的头条在醒目的位置,都会以专门的版面进行类似的报道。而国内的新浪、搜狐等知名网站都会争相以第一时间邀请状元们或相关的专家展开在线的访谈;［10］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也曾专请状元做嘉宾;而状元所在的母校,则往往在学校的大门前打出鲜红的横幅,甚至在城市人群聚集的街道都会出现“热烈祝贺××高中的××同学获得省/市高考××状元”的条幅。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面前,街头巷尾民众议论的话题自然与此相关［11］。各地政府对于“状元” 更
是给予高额的物质奖励,展示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视。
制度研究的文化“情结”显示出，文化在制度分析中占重要一席，也表明特定文化具有促进或制约制度变革的作用，忽略了文化因素，人们对制度的生成、演变和转型等理解将是不全面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持续最为久远、体系最为完备、范形最为稳定的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在千余年的社会中占据着社会中心地位，是因为科举制的制度设计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契合性。譬如，众多举子能够“六经勤向窗前读”（宋真宗《劝学篇》）地如此刻苦勤奋，社会上下能够出现“五尺
［12］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重学风气，何以？就在于科举制的目标导向与“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化特质的呼应。状元之所以能在神州大地上经久不衰，这如果不与文化与制度关联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就无从回答科举制影响的广泛与深刻性。
五、结语
科举制曾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根生科举制的“状元”更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随着时代的变迁，“状元”一词虽已远离古代科举制中最直接的意义，但它具有的光环却经久不衰的积淀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成功的代名词，并成为一种“状元情结”深刻的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这种“状元情结”是1300年的科举历史是滋生出来的文化产物，对于其背后带来的影响或许各个学者有着各自的看法，但不论其利弊，我们不可否认它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推动了我国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更成为无数莘莘学子受教的动力剂，推动着我们不断进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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