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何以不被撕裂——德雷福斯事件的启示_德雷福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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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何以不被撕裂——德雷福斯事件的启示

行政管理08级研 罗艺 2080060105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如何维持社会的统一，或者退一步说，社会如何才能不被撕裂，一直都是人们在不断思考的问题。综观历史，人类社会整体上大致能够维持基本的统一，因为只有实现最低限度的一致，文明才能向前发展，进步才成为可能。但是，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曾经为社会的统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影响到了现代。19世纪末，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巅峰时期，但在西欧发生了一起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那就是持久地分裂了法国社会的德雷福斯事件。

事件梗概如下：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法国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秘密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德雷福斯遂被永久流放南美洲法属圭亚那魔鬼岛。事后证明此案纯属误判，但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军方伪造文件，耍尽各种伎俩瞒天过海。德雷福斯的妻子向国民议会请愿主持公道，遭到断然拒绝，德雷福斯的哥哥开始广结如左拉这样的盟友，组建德雷福斯阵营，开始艰难重重的翻案昭雪征程„„

在这一事件中，德雷福斯阵营及其反对阵营顺势形成，与之相应的两个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对立团体，是“人权联盟”和“法兰西祖国联盟”。双方都征用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作为辩护词进行观念的大博弈。前者站在启蒙一边，以“政教分离”为纲；后者则视法国大革命为混乱之源，含糊其辞地推出所谓挽救伦理道德、捍卫军方与国家政策运动。更多的左翼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左右翼及其多翼对抗，深度纠结着个人与国家、政府与军方、议会政治与群众信念、普遍人性与现代种族主义等诸多议程。“质疑之责”与“服从之责”在此激烈碰撞，左拉的“我控诉”与反德雷福斯阵营“为了法国人的法国”的口号相互攻讦。而更为普遍的看法是：司法误判腐蚀了作为欧洲启蒙摇篮和人权国度的法国的国家良心和道德。

可见，对于德雷福斯事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有的人反思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有的人关注的是民族主义（包括反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有的人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从社会整合或社会统一的视角出发，也许能在更广阔的角度有所收获。诚然，透过德雷福斯事件，人们完全可以洞察到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感、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但严格而言，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形成和出现，换句话说，之所以会导致德雷福斯事件历经12年才基本得到解决，其根源就是社会整合或社会统一出现了偏差。德雷福斯事件给法国社会带来的伤害绝不仅仅是这12年，而是以后漫长的岁月。甚至在二战中法国的迅速溃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德雷福斯事件的后遗症，因为一个低度整合的社会，是很难有效抵御外敌入侵的。

本文姑且不去谈论社会为什么会陷入分裂，只谈如何才能防止社会陷入分裂，虽然这样会冒很大的理论风险，因为这其实是在构建一个宏大的社会完全网或社会稳定网。但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构建理想的理论分析模型还是必需的。社会的正常运行，往往需要一套良好的运行机制。郑杭生教授曾经把社会运行机制按照层次分为四级，其中有五个二级机制，分别是动力、整合、激励、控制和社保障机制，这些机制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社会的良性运行，有赖于上述机制的和谐运转。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社会整合机制，它的合理和有效与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更关心到社会的统一，如果社会陷入利益纷争，陷入偏见和狂热，那么就需要强有力的整合机制，调节各种矛盾和冲突。

所以，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是保证社会不被撕裂的前提，但如何才能构建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呢？需要知识分子具有良知和正义感，需要防止整个民族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淖，需要一套设计精巧的制度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整合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也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从更高层次意义上说，社会整合的前提是道德整合，是对道德和价值观念持一致的看法，但这往往是最难实现的目标，人们对道德的评判往往存在分歧。休谟指出，道德分歧内在地根植于人性的特征：我们的有限宽容。如果人类是无限宽容的——如果人类品质得到“如此地升华，而且如此地充满了友谊和宽容，以致人人都极端温情地对待每一个人，像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关心同胞的利益”——那么，即使社会资源仍旧是有限的，这里也不会存在道德冲突问题。但是，不幸的是，人类品质没有得到那样的升华，也不像那样充满了友谊和宽容。正如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各方，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无法做到对于其他阵营的宽容，有些人在正义的名义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弄虚作假，作伪证，出卖良心，事件中的军方和政府首脑们就是典型。

要使社会不至于被撕裂，就要构建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而社会整合机制的构建又需要整个社会形成道德共识，防止陷入道德分歧。所以，从最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只有形成社会道德共识，才能保证社会的统一。当民主公民就公共政策在道义上产生分歧时，他们应该怎么办？他们应该同其他公民协商，可能时就寻求道德一致；而不可能时，就维持相互尊重。也许法国人强烈的浪漫主义阻碍了他们就道德问题达成一致，但是这只是许多种解释中的一种，而且未必合理，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社会整合问题，虽然有益，但距离问题中心相对较远，难以形成有效的对策。反观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民族主义、多数人暴政等，虽然都构成当下对社会整合的威胁，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瓮安事件、龙岗事件等群体性事件，所揭示的则是社会被过度挤压后所留下的道德与权力的真空。我们的社会不仅被撕裂，其地位更是被矮化，几十年威权主义导致的“强政府，弱社会”还在不断加剧，政府的触角还在不断的延伸，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很多重大问题依然没有找到解决的良策。可以说，整个社会失去了形成道德共识最起码的前提，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