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文】中超改革发展_大学教育改革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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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化足球已经开展了二十年，经过中甲初步形成期和中超困惑革新期，整个发展过程虽然充满了坎坷和艰辛，但也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一、历史进程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是由中国足球协会组织的，中国最优秀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参加的全国最高水平的足球职业联赛，仿照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简称为中超联赛。该联赛开始于2004年，脱胎自原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一届有12支球队参加。

2006年4月，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足球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中国足球协会与所有中超联赛参赛俱乐部共同出资成立了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由于上海联城和上海申花的合并，有15支俱乐部队参加第四届中超联赛。2008年，第一次有16支队伍参加中超联赛，但是于10月初，武汉光谷因称中国足协违反程序对其进行不公处罚而退出中超联赛。

因为国家队长期成绩不佳，加上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存在管理腐败，赌球成风问题，2009年后已经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领导的关注，包括习近平，刘延东分别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中国足球问题以及亲身参与中国足球的会议。200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展开中国足坛反赌风暴行动，大范围打击抑制足球发展的赌球行为。

自2011年开始，各球队开始网罗人才，中超也不断吸引众多球星的加盟。

2014赛季，山东鲁能、广州恒大等俱乐部相继引入重量级外援以及2007年亚洲杯最佳球员阿克拉姆的加盟，整个中超联赛以3580万欧元（1欧元约合8.17元人民币）转会投入位居全球联赛冬季转会排行榜第三位。

二、改革

1.改革不深入结恶果

20年前的职业联赛，大都是专业球队与社会企业“联姻”，方式粗放而且低级，但毕竟从此走上了职业化这条路。然而，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项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国职业联赛，却始终伴随着“准职业”或“不职业”的评价。

运动管理中心以行政手段强制管理和干预已经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发展的运动，引发出重重矛盾和混乱。

职业联赛初期轰轰烈烈，让无数人投身其中，戴大洪就是其中一员。这位原河南建业俱乐部总经理，见证了足球改革初期的万象更新，“我当时能有机会参与足球，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很快，假赌黑等丑恶现象在联赛中大行其道，让戴大洪大失所望，“这只是问题的表象，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联赛制度不健全”。

1997年，正当足球职业联赛需要继续推进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体委提出：“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 所有深入改革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同一年年底，国家体委出台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制度，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集决策与执行机构于一身，从而实质上取代了中国足协会员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职能，中国足协只剩下了一副“唯一代表国际足联和亚洲足联会员”的空皮囊。曾任中超公司总经理的郎效农认为，这一变革的结果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往往以行政手段强制管理和干预已经社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发展的足球运动，从而引发出重重矛盾和混乱。具体表现在足球管理者急功近利地片面维护极具争议的国字号球队长期集训制度，随意改变联赛赛制、升降级制度和竞赛日程，忽视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建设和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等长远性、基础性的工作。

中国足球此后的沉沦，并不是因为职业化改革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职业化改革不彻底、改革半途而废所致，其中，管理体制的弊端是中国足球停滞不前的主因。

对裁判的监督和管理，始终是足球联赛共同的软肋。李元伟在任时曾想设立职业裁判队伍，但遇到了诸多难题，至今仍未实现。前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也曾表示，中超联赛的裁判选派只把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裁委会基本是虚设。行政决定裁判使用，使得权力和利益纠缠在一起。

在英超联赛和日本J联赛中，绝大部分裁判都是职业裁判，他们的薪水不低，而且都是由职业联盟承担。裁判吹“黑哨”实际上损害的是职业联盟的共同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裁判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英超和J联赛的职业裁判都是随着联赛的发展而逐步产生，相比之下，中国裁判的职业化进程却没能及时跟进。

管办不分阻联赛发展

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和体育协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个机构集办赛、管理、监督三位一体，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中国职业联赛最受人诟病的，就是管理者用行政的手段和力量干预职业联赛。

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现状都是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和体育协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个机构集办赛、管理、监督三位一体，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去年，足球管办分离的呼声甚高，但最终也只是推出了职业联赛理事会，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郎效农评价道：“这是在中国足协内部又设置了一个小足协，甚至比中国足协还要繁琐复杂，看不出所谓管办分离的任何影子。而且由于理事会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实什么事也做不了主。这是一个四不像的组织，造成垄断，没有效率，而且矛盾重重。”

为何足球难以管办分离？郎效农一针见血地指出：“职业化改革之所以如此坎坷，关键还是在我们现行的足球管理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之所以未对中超联赛改革，特别是对中超管理体制的改革予以积极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未将促进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放到首要的位置，而更担心随着中超联赛的不断发展，可能会削弱他们以行政手段控制和支配我国足球运动发展的权力。”

管办不分最直接的恶果就是行政干预职业联赛，使之时常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最为突出的例子是CBA两次实施南北分区，又两次取消。取消南北分区后，CBA赛程压缩，场次减少，确保国家队有更多集中和备战大赛的时间。奥运会前，中超联赛也曾经讨论过南北分区，目的同样是为了缩短赛程，为国奥队和国家队的比赛让路，好在最后未能实施；但联赛在21世纪初期曾两次取消升降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体育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说：“无论是NBA还是英超，如果联赛的赛制不固定，赞助商的损失谁来负责？中国篮协在更改赛制后赔了很多主赞助商的钱，这就是不按照规律办事的恶果。所以管理体制一定要改革，如果不改变、不按照规律办事，我们职业体育今后的道路一定还会非常崎岖。”

从种种违背职业联赛规律的做法不难看出，管理者的奥运战略和金牌战略与职业体育矛盾尖锐。职业体育本质上是向社会提供一个高水平的赛事产品。职业化程度完善，赛事水平高，项目水平自然水涨船高。社会体育学者卢元镇说：“国家队成绩与职业联赛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正是NBA的成功造就了美国男篮的强大实力。我们的体育管理者不能太过狭隘，要是真把职业体育搞好了，还愁人才吗？”

职业联盟不是洪水猛兽

职业体育最好不是政府来管，而是允许职业俱乐部自己来组织职业体育联盟，协会在其中发挥总体把握和监管职能

中国的职业联赛脱胎于专业体育，现有的管理体制仍会受传统办赛制度和理念的影响。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竞赛部一共有8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全国各级篮球赛事，其中，只有两个人具体负责CBA联赛的竞赛事宜，看似专人负责，实则力不从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NBA（中国），公司拥有员工近百人。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还是拿计划经济办专业体育的一套办法来办职业体育，主要任务还是定位在拿金牌上，而且‘协会＋中心’的身份很尴尬，也很难监管。俱乐部的利益必须要成立职业联盟来保证。”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总体趋势一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要改变过去那种政企不分、管办不分的模式，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协调足球领域各种资源配置的组织，这个组织基本类似于英超联赛的职业联盟，具有法人资格，这样才能规范有效地运作整个联赛。

职业体育还应按照产业规律、经济规律运转。职业体育的主体应是职业俱乐部，所以成熟的职业联赛主要是以职业体育联盟的架构来运作。而中国职业联赛并非以市场为导向，也没有以市场为杠杆进行资源配置，俱乐部难以将联赛视作“自己的联赛”。

在成立职业联盟的前提下，鲍明晓对协会和项目管理中心负责的工作进行了界定：“职业体育最好的管理方式不是政府来管，而是允许职业俱乐部自己来组织职业体育联盟，协会在其中应该发挥总体把握和监管职能。至于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应该回归到它的体育公共服务的本职中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老百姓的公共体育服务上。职业体育这个东西还是让市场说了算，它本来就是市场的东西，应该还给市场。”

三、发展 1.赞助

从1994年至今，联赛的主赞助商经历过万宝路、百事可乐、西门子、爱福克斯、金威啤酒和倍耐力六个阶段，赞助金额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再逐渐回升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是联赛最红火的时候，赞助商拎着现金箱子找足协希望成为赞助伙伴。而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有时候赞助费用和实际价值是不成比例的。

2.外援

2004年，中超联赛在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下应运而生，然而，除了2002年进军日韩世界杯之外，中国国家队再无拿得出手的成绩，这与当初设立中超联赛的初衷背道而驰。

近年来，为了提高中超联赛的观赏水准，中超各队纷纷斥巨资从国外引进著名球星，这其中，就包括凯塔、阿内尔卡、德罗巴、雅库布等人。而除此之外，中超各队还曾国外引进了像里皮、埃里克森这样的欧洲名帅，他们的到来，切实提高了联赛的水准。现如今，前意大利国家队队长卡纳瓦罗，也将承继前人开辟的道路，成为又一位在中超执教的顶级球星。

这些球星和外教的到来，与中超优渥的待遇密不可分。2011年，中超联赛球员的平均年薪为1000万人民币，而在2010年，中超联赛球员的平均年薪仅为60万人民币。2011年，广州恒大为引进孔卡，支付了6640万人民币的年薪（相当于1050万美元），这令其成为当时世界上待遇最高的球员之一。而像加盟上海申花的德罗巴、阿内尔卡等人，莫不是为高薪而来。

浅析内容为：中超联赛可持续发展的机遇(0)主要为：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经济环境；蓬勃发展的体育产业；庞大的人口因素；强大的媒体传播手段。中超联赛可持续发展的威胁(T)主要为：人均收入低经济相对落后；联赛法律不健全，执法不严；国足成绩差；中甲存活环境恶劣；中超联赛可持续发展的优势(S)主要为：比赛结果的不确定；联赛无形资产的开发；联赛法律法规的初步形成；联赛球员市场的开放；中超软环境污染的治理;中超联赛可持续发展的劣势(W)主要为：联赛体制性的缺陷；行政干预联赛发展;中超俱乐部资金的来源狭窄；中超俱乐部球员水平低、薪水高；联赛参与主体间的关系理不顺；赛场内外球迷的远离；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后备人才的匮乏；联赛品牌意识不强。

联赛环境不佳难以造就豪门

“中国要想培养出一个皇马、米兰那样的顶际级俱乐部是根本不可能的。”北京国安俱乐部一名工作人员说，“我们职业联赛才进行了10来年，人家许多俱乐部都是百年历史了。”

以欧洲联赛几个标志性俱乐部为例，本赛季意甲冠军国际米兰队成立于1908年，英超冠军曼联队成立于1878年，荷甲冠军埃因霍温队成立于1913年，通过百年积淀，这些俱乐部所收获并不断完善的一整套管理制度、运作方法，完全不是目前中超这15家俱乐部所能模仿的。

“这也不完全是俱乐部的问题，中国足协对于培养自己的超级俱乐部也没什么帮助，一个是搞行政的，一个是搞经营的，走不到一起去。”国安队的工作人员说，“举个例子，欧洲五大联赛哪儿有因为什么国家队、国奥队集训就中断联赛的？”

在中超并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无法催生一个“伟大”的俱乐部。

“一是中超的赛制比较乱，二是中超好多莫名其妙的规定也影响了球队的发展，比如说一个队只有4个外援名额，最多只能有3名外援上场，守门员不准找外援。”前些年曾经到鲁能试训，现在已告别足坛的李刚对记者说，“我以前训练时，愿意跟水平高的外援一起练，长球啊。我们本来水平就低，还特别保守，这就让很多球队的水平根本没提高。”

没有豪门的联赛发展缓慢

1999年，英超的曼联俱乐部成就了自己的三冠王霸业，而它在欧洲冠军杯上的神奇表演，不仅仅是为俱乐部带来一个伟大的冠军奖杯，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当时英超联赛的国际知名度，激励了一批英超球队向着这一伟大目标迈进。

“从甲A到中超，我们中国只有两支勉强可以在国内称作豪门的球队，一是最早阶段的辽宁队，后来是职业化以后的大连队。”北京市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说，“辽宁队对内是十连冠，对外是亚俱杯冠军，也就是现在的亚冠联赛冠军。后来是大连队，在甲A和中超的12个赛季里共夺得8个冠军，大连队打亚冠也进了8强，与日本和韩国的俱乐部比赛也都取得过胜利，所以要说目前国内标志性的俱乐部，大连队应该算，别的就没有了。”

对于中国足球联赛来说，像鲁能泰山这样抱有打造“百年俱乐部”梦想的俱乐部并不多见，但纵观国际顶级足球联赛，没有标志性俱乐部的联赛很难吸引球迷，而高水平足球联赛都无一例外会打造各自的标志性俱乐部，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我们这里，联赛的大环境不利于优秀俱乐部的形成，而俱乐部只计一时成绩，没有长远眼光，也不利于联赛的发展，两者互相制约，陷入恶性循环。

一份年中发布的“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称，2011—2012两年间，中超球员的薪资水平突然大幅增加，从5.88亿元涨到8.66亿元。其中，孔卡一人的工资就有4000多万元，更有年薪1000万欧元的意大利名帅里皮。

这导致今年中超球员薪资占据俱乐部上一年度总收入的79%。即便在NBA，这个数字也只有48%。

高投入似乎没有带来高产出——2008—2012年，中超各俱乐部总收入全部低于总支出，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国家队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对巨额投资的诟病不绝于耳。

对巨额投资，中超富豪恒大内部曾有异议。但知情人士透露，恒大集团老总许家印曾表示，恒大投资在足球、篮球和羽毛球上的资金一年几个亿，获得的是各界对恒大的极大关注，要比每年花十几个亿投在广告上划算得多。

“说足球不赚钱，那是因为没有考虑一场足球比赛能够带来的综合影响力有多大。”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朱琪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只有金牌标准，没有社会效益标准，足球到底能够为社会创造多大财富，除了大家热议的俱乐部砸钱与球员高薪以外，还需要我们去最作很好的评估。”

“不管国家队成绩怎样，自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成就了发行量巨大的《足球报》、《体坛周报》两大报刊，以及至今仍然在众多媒体保留的足球版面。一个城市也因为有了自己的足球队，带动了主场周边的消费圈。”朱琪林说，“国安主场工体在有比赛的周末，周边所有的餐馆都是满的，还不算其他购物消费。而以看一场球人均花费50元、全国近5000万球迷计算，一年收入有25亿元之巨。”

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滕安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工体承办了9场足球赛，这里惟一的奥运特许商品专卖店，平时日销售不过几千元，但在有球赛的日子，最好时一天销售额就达300万元。

缺乏公益性，赢利受制约

单纯看俱乐部的投入与产出，职业足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是一项可以投资然后期待高回报的商业项目。

场租是俱乐部不小的支出。朱琪林告诉记者，目前中超俱乐部只有两家有属于自己的主场，仅国安俱乐部每年就要掏出上千万元场租费和安保费。

“这只是租下了体育场当天的草皮使用权。”朱琪林说，“虹口体育场每场一两万人，工体每场三四万人，其他经营都不是你的，这块收入都白白损失了。”

朱琪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足球发达国家的足球场基本都是俱乐部自己的，不然就是免费使用的。“日本每有比赛，场地都会早早开放，球迷可以参与的活动不胜枚举，也带动了相应的消费。更重要的是，在体育场里买东西和在场外是一样的价格。不像我们的体育场，场外卖10元，场内一定要卖20元。”

制约俱乐部赢利的因素很多，电视转播不赚倒赔，场地门票收入也打折扣。“不管多火爆的比赛，都被要求不能超过85%的售票率，一个可以容纳5万人的场地只能卖3.2万人的票。”

体育场管理缺乏人性化也是对球迷的伤害。上海和浙江曾有一场比赛，晚上7点半开赛，要求客场观众下午3点半入场完毕，且看完比赛两个半小时才允许离场。“这种态度，除了真正的铁杆球迷，谁还会去现场看球？” “足球产业的公益性是不够的。”朱琪林说，投资企业不仅要投资养球队、建基地，投资青少年，每年还要付高昂的场租费、安保费、竞赛管理费„„

“中国足球成绩不好是暂时的”

“只关注世界杯能不能出线、奥运会能不能拿奖牌。真正的足球不是这样的。”郝海东曾这样表示，而在他当打之年，也许还没有这样深刻的认识。

“这决不是一项缺乏群众基础的运动。”作为一名足球专业博士，每每在从首都机场回家的路上，朱琪林看到居住在天通苑的人们踢比赛都会驻足。

“除了天通苑联赛，北京的回超、朝鲜族足球联赛，民间足球运动一样如火如荼。”滕安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地，业余足球场生意火爆也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想订场地，甚至要提前一周以上。广州登记在册的2000多支业余球队，一年下来，踢的正式比赛场次甚至比中超球队还要多。

“这正是地方足协应该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足球专业人士表示。

事实上，足协的职责一直都很清晰。“但国家足协做什么？地方足协做什么？没人考虑。因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让他们的职责不清晰了，他们更多地做的只是体育总局想做的事。”

“如对浙江体育局来说，一个孙杨加上一个叶诗文，算上奥运奖牌的奖励机制，全运会就可以为浙江省拿到20多块奖牌，而至少由25人组成的足球队，先不说能不能拿到一块奖牌，需要的费用和一两个人的费用能比吗？我要是浙江体育局长，也会选择投入少见效显著的项目。”这位专业人士说。

中国足球除公益性一直不够外，金牌至上、公共场地匮乏、独生子女被家长娇惯、高考指挥棒下体育教育失败以及对足球规律的缺乏认知，都成为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根本原因，“国家队成绩不佳绝不仅仅是足球人不努力的缘故。”朱琪林说。

朱琪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足球的成绩不好是暂时的。中超吸引了众多企业投资，外援带动了中国球员的进步，好看的场面吸引了社会甚至是孩子们对足球的关注，只要你按照符合足球规律的路走下去，早晚会出成绩。”

“足球界是该深层次考虑足球产业的发展了。”朱琪林说。

城头频换大王旗

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以来，每年都会有球队消失。今年轮到八冠王大连实德。

大连阿尔滨俱乐部整体收购大连实德俱乐部，让人唏嘘：一个企业甚或一个企业家的兴衰，竟然成为了足球俱乐部兴衰的一个标志。

作为中超第二届冠军队的大连实德，命运和首个中超冠军、深圳健力宝如此相似——后者因为张海，前者因徐明。

不仅中超冠军，其他因企业的变化而消失的足球俱乐部不胜枚举。西北狼陕西国力、虎狼之师延边敖东、黑马广州松日、高原红云南红塔„„

再以武汉足球为例，2005年的武汉足球队曾在中超杯赛中疯狂取得七连胜并在决赛中一鼓作气击败深圳，拿下了武汉历史上第一座中超杯冠军奖杯。但在他们的职业联赛生涯中，赞助企业历经了武钢、美尔雅、雅琪、红桃K、红金龙、黄鹤楼、光谷的更迭，直至2008年在足坛黯然离去。

朱琪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已经很难把这些年不停变换名字或者消失的足球俱乐部在很短的时间里厘清了。

据亚足联比赛监督屠希亮介绍，日本联赛的初期发展阶段和我们目前一样，但目前已经完成了以地名为主命名俱乐部的任务，韩国除了球队成绩比我们好以外，其他和我们都一样，不同的是他们的现代、三星等企业生存的时间更长久。而中国目前最成功的是上海申花，几易其主后，“申花”的名字被市政府要求保留了下来，并成为上海足球20年来的一个标准性符号。“国安要是再能坚持十年，也会成为一个响当当的足球品牌。”

“中国足球又到了十字路口。”朱琪林说，从20年前的政府办足球到现在的企业办足球，企业经营状态的好坏与经理人是否懂足球都直接影响球队的生存。

据悉，目前中超俱乐部经理人大多数都是从所属的国企、民企“空降”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也都没有足球行业的经营管理背景，甚至有这样的段子流传，某俱乐部老总给球队教练发短信，云：“下场要全部派新球员上场，这是命令，必须执行。”而这样的特色从始至终贯穿整个中国足球联赛。

因为企业在俱乐部的权利过大，教练员的去留几乎成为走马灯。国内执教超过三年的极少，最短的甚至只有20几天。

中国足协20年来也已经先后历经五任专职副主席，“尚没有一个人经历和完成一个十年规划目标。”朱琪林说。

“不断变换的大王旗，其实无助于中国足球品牌文化的延续。”朱琪林说。

长官意志成中超联赛发展巨大桎梏

未来展望

不可否认，中超联赛已日益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联赛，但目前，仍有两大问题，正深深地侵蚀着中国足球发展的地基。一个是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猖獗的假赌黑问题，因为此，中国足协两位领导谢亚龙和南勇都被捕入狱。而除此之外，中国落后的球员培训体系，也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一大痼疾。目前，中国体育依旧承继着前苏联的举国体制培训体系，这种体制下，足协选材过渡注重身高和身体素质，而忽略了脚下技术的培养。这与时下的足球发展潮流格格不入。如此一来，想培养出梅西和马拉多纳那样的人物，也只是奢望。中超联赛具有优势与劣势同在，机遇与威胁并存的特点，必须重视革新性战略的研究与选择，注重四化对策的实施，确保中超联赛在中国特定发展环境下，扬长避短，抓住机遇，化解威胁，以达到依托社会，面向市场，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