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从政,筑牢党性_中国的党性及党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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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从政，筑牢党性

清正廉洁，是我们这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的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多少年来，我们党一直这样号召，这样抓，绝大多数党员也一直这样做的。但是，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随着一些不良文化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了，严峻起来了。面对唾手可得的权钱交易的好处，面对还不完善和严格的权力监督机制，面对昔日同事的迅速致富，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怎么坚持清正廉洁，怎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这些年，我和大家—样，在这方面遇到不少困惑和矛盾，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克服这些困惑和矛盾中前进的。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如何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防止权钱权利交易。这些年，由于各种原因，领导手中有点权，搞点权钱交易较容易，得点好处较方便。我在分区担任政委，地方上兼任市委常委。官不大，但手中有点权。开始时，也碰到有人为办这事那事，来给我送礼。有送钱的，有送烟酒的，有送一些营养品的，还有送字画等东西的。面对这些送礼的，我想，我们当领导的，天天教育人家，也经常向群众表白自己，背后又去收人家东西，这样怎么说服人，怎么在群众中建起威信?所以，我把握一个原则：符合规定的，能办的事一定给人家办，但礼坚决不收。我感到，不拿不收人家，经得起群众评说、经得起组织检查，心里踏实，说话有力，也是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一个领导干部能力有大小，但不收礼不受贿应该是容易做到的。但是，现在送礼收礼现象较普遍。有的对送礼收礼习惯了，麻木了，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了，有的甚至笑廉不笑贪。腐败以平静的姿态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些人的思想，使现在的不少人以等价交换的利益原则来观察和对付各种社会现象，甚至以此作为行为准则。因此，要真正坚持不搞权钱权利交易，不收礼受贿，实际上是个长期的艰难的思想斗争过程，价值观升华的过程。说实话，这些年，在金钱与礼物面前，在亲属的困难和求助面前，在各种享乐的诱惑面前，在许多人都在追逐财富的潮流面前，我也有动心过的时候，失眠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们分区有个职工小尹，她丈夫小曹是空军部队的一个志愿兵，为小曹转业安排工作的事，夫妻俩先后三次到我家里送礼，头两次送了两盒高丽参，第三次两盒高丽参上面，加了装了一叠钱的信封。三次来了我都没有收。为什么不收呢?当时我想，第一，小尹是我的部属，为部属办事，解决困难，是我们当领导的职责、义务，而不是对她的一种恩赐。退一步说，即使不是我的部属，是其他群众，我们领导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应该为群众办事，而不能收礼。第二，我能为小尹丈夫小曹的安排帮忙，靠的是分区政委和金华市委常委这个头衔，这份权力，不是我个人本事比人家大。而这个头衔，这个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人民的权力用于人民，不好再向人民收受好处。第三，小尹小曹家里很困难，双方家都在农村，双方父母都生病，小孩刚出生。而我家里四口人都工作，月收入近万元，经济比他们好得多。两盒高丽参、一信封钱，对我家来说，不需要，也没多大作用，而对于他们家，那可是父母看病的钱，小孩吃牛奶的钱，很重要的钱，来之不易的钱。所以，我坚持不收他们的礼。同时抓紧小曹的安置工作，事实上，在第一次送礼时，我已为小曹在金华市外经委联系好了工作。可是小尹夫妇的心灵受到了腐败风气的伤害，总感到现在的社会就这样，不送礼办不成事，现在的领导也这样，不见好处不办事，礼不送出去心里不踏实。所以，每次来送礼都很诚恳，都是带着对我的不理解和惋惜而把东西提了回去。第三次来时，为了确保我收下，她们还托了一个我熟悉的人来劝说我，劝的人对我说：“收点这种小礼算啥?现在就是这个气候，你不收，也没有人说你清白；你收了，也没有人说你不清白，不收白不收。”猛一听这些话，我也有点犹豫，感到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收了没人批评，不收也没有人表扬。何况人家跑了那么多次了，确实是一片真诚，是不是钱不要，两盒高丽参收下就算了。但冷静下来一想，我又觉得不对。为什么会觉得不对呢?因为这些年，围绕清正廉洁，反对腐败，我读了不少书，思考了不少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我读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我读了，24史我也看了一部分，一些领导干部犯罪进了监狱的忏悔书我也看了不少。这么多书读下来，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使我在市场经济下，面对众多的诱惑，能够保持沉静的、独立的思考，坚持正确的价值标准、坚持正确的人生追求，从而逐步把金钱和幸福区别开来。我曾多次一边读书一边想，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为钱吗?我想，钱确实很重要，我也喜欢，但国家给我和我一家的钱不算高，但也不低了，够我一家吃一家用了。太多了也花不了啦!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因为看不透钱，不择手段地追求不该得到的钱而身败名裂啊!为名吗?我想，真正的名誉是对辛勤劳动，突出贡献，卓越成就的回报，沽名钓誉只能害倒一个人。为吃好住好吗?我想，应该说现在吃得不错，住得也不错了，想吃什么就可以吃到什么，住的是四室一厅，够宽敞了。一个人一日三餐，夜眠七尺，更好更大也没必要了。

我1990年从济南调到金华分区后，和一位老红军做邻居，一住6年，朝夕相见。这位老红军叫张启标，1932年当红军，身经百战，身上七处负伤，1948年2月任团长，1964年从军分区副参谋长岗位上休息，现只享受正师职待遇。这些年，他也遇到不少问题：生病买好的药吃不能完全报销，5个孩子中3个下岗，孙子孙女中有的还待业。但他始终正确对待，始终公私分明，严于律己。该报销的药费有时不拿来报，该派的车有时不派。我们分区大家都很敬仰他。我有时一边读书，一边想想面前的这位老红军，真是感慨良多，深深感到，和这位革命功臣比，我的差距很大。他为革命出生入死，我为党和人民作了什么贡献?但我从党和人民那里得到的待遇比他多，现在我家里的生活也比他家好。想想这位老红军，想想党的教导，想想一些垮台后进了大牢的领导，我从心灵的深处感到，一个人的价值，确实不是官位的高低，不是钱财的多少、而在于思想的高下，道德的优劣。人活在世上，活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踏实，一种境界。真正的清正廉洁，事实上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它不仅仅是党纪国法的逼迫，也不仅仅是对坐牢杀头的畏惧，而是思想上灵魂上的干净纯洁，是一种对金钱、功利、享乐、人生意义悟透后的人生价值境界，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人的境界。我离这样的境界距离还很远，但这样境界是我的价值取向、努力方向。正因为这样，这些年来，我较好地防止了权钱权利交易的问题，用权公正，不谋私利。我到分区工作11年，没有因权力因素收受过别人的礼物，没有报销一张应由个人开支的发票，没有占过公家一件物品，没有用公款送礼拉个人的关系。我工作过的地方较多，为人也比较重感情，礼尚往来也不少，但从来都是自己花钱。1984年至1988年间，我曾断断续续地参与了叶飞副委员长回忆录的整理工作，相互间建立了感情。1995年秋，叶飞老首长来杭州疗养，要我去看看他，当时分区领导说他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分区出钱买点东西吧。我说他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不错，但只是我认识他，现在我去看他是我个人行为，还是我自己来买东西，最后我自己买了些东西去看望了老首长。我金华的家和分区招待所仅一墙之隔。老家离得也比较近，平时亲戚来得比较多，但每次都安排他们在家中食宿，有时住不下就打地铺，来不及做饭就上街买快餐吃。个别情况下在招待所住一两个晚上，也按标准交费。有的认为我这样做太死板，而且一个人也改变不了腐败。我感到，讲廉政就是要死板一点，不少腐败问题就是从所谓的“变通”和“灵活”中开始的。廉政无小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最看重人的廉洁，把廉不廉作为衡量官员优劣的第一标准，廉政，是一个领导干部从群众心里站立起来的基础，如果不廉政，即使你还在台上，群众却已从心里淘汰了你。廉政是无形的号召力、说服力、推动力，是一个党委班子的力量所在，也让一个领导干部自己永远无愧，让你能一辈子直着腰杆做人。一个领导越是廉政，越是对钱财放得下，他就越是富有!当然，一个人廉政改变不了腐败也是事实，但却可以影响周围的人，给群众增加一份对党的信心。但目前的问题是，现在不少人已对改变腐败缺乏信心，腐败已被不少人认同，从心里接受，成为一些人的观念，受不到普遍的批判和抵制。这比腐败现象本身更可怕。我有时想到这些，心里很难过。我想，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党，这么一个来之不易的党，这么一个以反对腐败，坚持廉政为鲜明的特征的党，决不能因腐败而被削弱啊!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重新赢回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两瓶酒，几条烟，或一个红包，价值有限，而群众对党的信任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何况，党培养我们成为一个领导干部也很不容易，我们怎么能为一点钱而走到另一条路上去呢?我们应该站在党的政治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高度来对待廉政。能不能收礼?不能看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怎么样，左邻右舍做到怎么样，而要看党的要求怎么样，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领导干部不能跟着社会上的消极现象走，而要坚定地按党的要求去做。要有一种坚持廉洁的决心和信念，有一种长距离全方位较量的韧劲。一个人学好需要一辈子的努力，变坏却是一个晚上的事。这对一个领导干部，就要求你什么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什么时候都坚持从严要求自己，从自己做起。当我们领导干部问心无愧的时候，就是我们党风好转的时候。

坚持清正廉洁，除了不以权谋私，收礼受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管好自己的亲属，正确处理家里的事，不徇私情办私事。在这方面，这些年我也努力按党的要求去做，做得比较认真。我家属在金华市工商局工作，连续6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一直是主办会计，财务室就是由她负责的。1998年初，工商局归条条管理后，省局要各市局设财务科，她是比较合适的科长人选，她想叫我说说。市里工商局局长我很熟悉，后来省里的工商局长，过去是金华市委常委，跟我一个班子里的，关系很好，但我从来没有说。我想，如果今天是分区其他干部的家属，我就说了，我自己的老婆我不能说。我的两个女儿考上大学后，我也从来没有为她们的生活、入党、分配等去说过情，拉过关系。我二女儿上的是浙江财经学院，学院的院长是我们金华人，学院的党委书记是我同乡，他们常来金华，我也没有用公款请过他们的客，以使他们对我的女儿有点关照。我总是要求女儿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两个女儿也争气，都在大学里入了党，大女儿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分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二女儿1999年大学毕业考研究生时，在全国财经类众多考生中成绩名列第一，在杭州海关录用招考中也名列前茅。我有一个亲侄儿，是我父亲最疼爱的一个小孙子，他在河南当兵，我弟弟、弟媳多次找到我，想把他调到我们分区来，我始终没有松口。我弟弟实在没办法，就请出我88岁的老父亲说情。当时我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走路都很困难，是我这个当兵的侄儿背着他进我家的。见到我，我父亲第一句话就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我是有事来找你的。”当时我心里很矛盾，面对病重的老父亲，实在难以拒绝：但想到有关规定，又实在难以答应。过了好一会儿，我对父亲说：“不行，不能办。”我父亲当时就火了，说，“听说你给人家办事还很热心，怎么办家里的事就那么难。你要是不办，我就住在这里不走了。”最后，父亲还是失望地走了。记得那天下着大雪，我们怎么留也留不住。几个月后，我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带着一个未了的心愿走的。在分区工作，领导的车子相对固定，用车比较方便，但我很少让家人用车。我家属过去开过四次刀，身体不是很好，到金华十年多了，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身体不适，都自己乘公交车或骑车上班，从没有用公车接送过。我感到，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党的形象。党的形象比个人的一点面子、一点利益、一点方便重要得多。像工商局我如果去说了，我家属说不定就当上科长，她面子上也好看一点，但如果讲出去，这个科长是她丈夫跑来的，那党的形象，领导干部的形象就受到损害了，就划不来了。

我老家在浙江省江山市，离金华只有一百多公里，亲戚不少，想找我徇点私情，给点照顾的也不少。我兄弟姐姐四人，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一共14个，除一个侄儿大学毕业在新疆工作，一个在部队当志愿兵外，其余12人都在家里种地。我姐姐大我12岁，小时候她带着我长大。她的5个孩子全在农村。我的外甥，只有小学文化，前些年参加征兵体验，身体合格了，文化不够，跑来要我给疏通一下。说实话，我也很想给这个小外甥送到部队去，但一想到征兵命令中规定农村应征对象必须具备初中以上文化，这也是个硬杠子，不好突破。在亲情和规定之间，我就服从规定了。这几年，我们分区和所属人武部，干休所，预备役工兵团营建项目较多，一个接一个。作为地方常委，市委也分工我联系分管一些项目，大到金华到丽水到温州的高速公路，小到一个工厂。我小外甥因是泥水工，跑来找我说：“当兵去不了，到你这里包点小工程行不行?如拆个旧房，砌一段围墙，挖一堆土方。”我的二侄儿是搞油漆的。一个侄女婿是多年搞建筑的，也想到我这里搞点小工程做，我一个都没有答应。我姐姐怪我说：“人家乡镇里的一个办事员，都给家里办了很多事，你这么大的官，我们却一点沾不到光。”这几年，我每年都回老家两次，每次看到村庄里一幢一幢新楼盖起来，我兄弟姐姐家里还是低矮灰暗的老房子；看到一些邻居生活富裕，我兄弟姐姐还是比较清苦，我心里确实也有些难过，思想感情有些复杂。回想起来，这些年，我确实也有些机会可以帮助兄弟姐姐家里赚点钱，不说富起来吧，至少可以增加不少收入。但是我感到，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违犯政策，违犯党的要求，有损领导干部形象的事不能干。尽管实行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宽松了，生活的自由度大了，但党对党员自身建设的要求没有变。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强大起来，人民生活更快好起来，不是要我们党员领导干部首先发财。不错，我们要更新观念，但这个“更新”，不是叫你更新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永远不能降低；也不错，现在党的政策是富民政策，是要叫大家过上好日子，但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共产党员的本色，这个本色不能丢。江泽民同志说：“领导干部不能先富起来。”为什么不能先富起来?我感到实质上是共产党的本质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内在要求。这个内在要求具体到领导干部个人身上，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一事当前，先公家后个人，先群众后自己。一个领导要用手中的权力指挥别人，也要用美好的品德感动人。市场经济下要讲物质利益，要以物质利益原则调动人的积极性，但也需要有一部分或小部分人发扬奉献精神，发扬先公后私的精神，这小部分人首先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我们党员领导干部不顾群众利益，都自己带头发财，带头享乐，那共产党的本色就丢了。所以，这些年来，我坚持按党的原则处理家事，处理自己的事。当然，不徇私情办事的同时，亲情友情还是要讲的。我家里经济较宽裕，每年我都给兄弟姐姐接济一些。姐姐得了甲状腺癌，我把她接到金华市中心医院做手术，每天做最好的饭菜送去，住院费用我来出。老家乡亲们来了，我也留他们在家里住宿吃饭。有的当年连队的战友，退伍在农村，仍留恋部队的服装，来了要买军大衣、毛皮鞋，我也叫机关给他们办，办后我付钱。我还先后资助过十多名孤寡老人，失学儿童、下岗工人。

保持廉政，还要正正当当地交友。现在不少腐败，是在那些不正常的关系中滋生和发展的；不少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是被一些不正当的朋友拖下水的。我1965年参军入伍后，先后在连队和部队的各级机关干过，呆过的地方多，认识的人不少。经常有同志对我说：“市场经济下，关系就是资源，关系就是财富，不利用是浪费啊!”还有的劝我也去跑跑。刚一听，我感到有点道理，但仔细一想，社会上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正确，更不是大家都可以做。做官要讲气节，朋友交往要讲真情真义，不能把市场经济中互相交换的原则用到朋友关系中来。所以，我看重名节、注重正正派派做人。和一些老上级老同事的来往，都很正常，不吹拍，不跑官，不拿公款送礼，不请他们为个人说话办事。在金华一带，我熟人不少，加之兼任地方常委，需要的交往就更多一些。对此，我为自己定了这样的规矩：非地方党委、政府组织的活动不参加，有损领导干部形象的活动不参加，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不参加。金华市场较发达，“老板”、“大款”套近乎的不少。在复杂的人情利益关系面前，我坚持做到不傍大款，不交不三不四的朋友。但正常的交往，为公家办事，为部属解决难题，该去的我还是去的。我感到，适当的交往是需要的，但交往中有政治、有政策，一定要有选择，有警惕。和老板交往可能会得到一些好处，但我感到自身的人格比那些好处更宝贵。另外，一个领导干部的精力是有限的，应酬的事多了，抓工作的精力自然少了。而且，经常出入高消费场所，热衷于和老板、大款交往，价值观就容易偏移，思想道德就可能滑坡，权就有用错地方的危险。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讲廉政，不能满足于洁身自好，还要敢于下手，敢于抓不廉政的问题。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说，领导的职责，就是干好事、办实事、管坏事。对维护原则和规定而得罪人的事，我不回避、不推诿，首先带头去抓去做。我感到，如今不少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不是缺办法，而是缺勇气。现在勇气比办法更重要。有些看起来很棘手的事情，很不好得罪的人，你真拿出勇气去解决，去得罪，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1994年7月，当时我是分区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纪委书记。有人举报分区招待所原所长经济违纪等问题，这个在单位小有名气且关系又多的所谓“能人”四处扬言：“谁也查不倒我，查我就没有好下场!”我听到这个话，就针锋相对地说：“我就不信这个邪！为了党的利益，我就要查他个水落石出。”在分区党委的领导下，我们顶着各种压力，克服重重障碍，将这个所长看管了起来，但刚看管了两天，这个所长乘洗澡的机会从厕所外墙的水管上溜下去跑掉了。本来已经出了个案件了，现在又跑了个人，问题更大了，上级首长批示要处分具体负责看管的人。我当时想，负责看管的两个人工作责任心很强，就是缺乏经验，为什么缺乏经验，首先我没有组织好，责任在我，我负总责，要处分就处分我。我就跟省军区的领导打了几次电话，我说处分是对的，因为人跑了，造成了重大损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该处分。但主要责任不能算他们看管的人，要算在我身上，我总负责，你们要处分就处分我。当时分区里风言风语也较多。有的说“你看看，查了半天，不就是查出贪污9600块钱吗?还给分区捅了一个漏子，分区的名誉受到了损失。”有的说贪污这么一点哪个单位都有，人家单位不查，平平安安，上面还表扬。我们一查反而给分区抹了黑。针对这种想法，我把机关所有干部都召集起来讲了一课。我说，“抓这些不好的事情，不能看上面表扬还是批评，而是我们的一种职责，是党性的要求，党的利益的需要。不错，这个所长贪污和逃跑，确实给部队抹了黑，但是，这种‘抹黑’比不查他，让他蒙混过关好。‘抹黑’，得到的是真名，是上级对我们正确的认识，不查他，让他蒙混过关，表面上上级不知道他犯罪，不会挨批评，但得到的是虚名；‘抹黑’，证明我们站在党性原则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对待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不查他，说明我们是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对待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抹黑’，证明我们对党实事求是，忠诚坦白，不查他，让他蒙混下去，说明我们对上级组织弄虚作假；‘抹黑’，说明我们在和腐败现象斗争，不查他，让他蒙混下去说明向腐败现象妥协。他逃跑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职，但这是前进中的一个失误，战斗中的一次失利，失误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只不过是一个苍蝇。”大家听了后拍手称快，很受启发，积极参与追捕。两个多月后终于从一个大山区里把他抓了回来，军事法院判了他三年徒刑，放到南京军区劳改队劳改。劳改中间，他回来做生意，看到我后说，“主任，你看怎么样，还不是出来了?”意思好像就是你搞我我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他又说：“我知道的，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我说，“知道了又怎么样，这些不都是事实吗?”现在他们夫妇都在金华当老板，他家属有时见到我，总要瞪我一眼，我对此也无所谓。当领导的，为了党的利益和社会公正，必须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必须逼着自己去得罪人，宁可伤了个人感情，伤了团结，也不能丢了党的原则。一个领导，不能要求人人都说你好，不能苛求没有对立面，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真心地肯定你，就不错了。有时遇到一些纠缠和麻烦也是正常的。我们分区有个团职干部，97年因赌博被我们查处过，而且克服各种阻力对他作了行政严重警告的处分。前年他转业时，担心处分影响安置，多次找我要求把处分拿掉。我坚决不同意。一次他气势汹汹的来到我办公室，说：“今天我站着进来，就准备横着出去。”我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批评了他。我们班子里的其他同志也一个口径做工作，最后他退让了。我从工作中感受到，只要你真正讲原则，你得罪了一个该得罪的人，就会有许多同志真心支持你，被得罪的人时间长了，也会理解你。即使人家记你的仇，只要你自己干净，你也不用担心，正直无私是无敌的。

我还有一条感受，我感到，讲廉政不单纯是为廉政而廉政，为了我们领导自己不犯错误不坐牢。从本质上讲，讲廉政是为了保证执政的条件，提高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具体到我们下边一个班子，一个单位，就是为了把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搞好，进一步端正风气，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把事情办得更好，工作做得更好。正是由于重视讲廉政抓廉政，1997年以来，我们分区党委班子团结心齐，以身作则好，事业心强，三次被省军区以上单位定为先进班子，分区所属11个团级党委班子也普遍比较好。干部队伍中风气正，工作精力集中，精神面貌好，没有出什么大的事。从个人来说，讲廉政也使我得到了很厚重的回报。过去有人问我说，送上门来的好处你不要，该图的方便你不图，这样到底累不累，亏不亏，值不值，行不行?这么多年下来，我感到不累不亏，很值得啊。我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动，不因公务收人家钱财，心里没有负担，没有内疚，没有后顾之忧，更用不着担惊受怕，精神上很愉快，心灵上很放松，灵魂上很潇洒。另外，不收人家东西，人家知道你这里送不进来，送礼的人就会少了，你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应酬，更轻松一些。更重要的，你不收人家东西，你廉洁了，公正了，班子里就会团结融洽，机关上下风气就正，工作就好抓，办事就容易，心情就更愉快。地方的同志，也会对你增加尊重感、信任感，办事也方便得多。这几年，我们分区不少干部、士官转业，我为他们的安排做了一些工作。我向地方有关部门介绍联系时，其中不少人都感到，一是范政委介绍的情况是比较真实的，可信的；二是范政委帮助他们是尽领导的责任，不会收人家东西，我们也不能收人家东西。对我的这种信任我感到最有价值，也最使我高兴。所以，我感到，我不收人家东西，不等于没有回报，实际上得到了更厚重的社会回报。我如果收了某个人的两条烟、几瓶酒，价值很有限；而不收人家的东西，社会的回报、人心的回报，价值却是无限的。

我入伍已36年，回顾走过来的路，许多往事都如昨天一样。我特别感激党，感激军队这个大熔炉，感激一茬茬帮助我成长进步的领导和同志们。没有党、没有领导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也非常感谢金华市委和我们分区党委班子里的同志以及全体官兵们，他们全力支持我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关心，鞭策和帮助，同时在许多方面给我做出了好样子，没有他们，没有这个好环境，好氛围，也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新闻媒体宣传以后，全国各地不少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给我来了许多信件和电话，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名叫郑曼怡的大学老师给我来信说：“感谢你给予人们一个最值得珍惜的信念：除了党性和才能，任何人无权凭其他条件而受人尊敬。”这位老师说得多好啊！说出了真理，说出了群众的心声。确实，任何一个领导，不能凭空获得党和人民的信任；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获得领导群众的资格，党和人民才真正信任你。我决心更认真地改造世界观。坚持按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一个合格的党员，经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