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及其典型意义_刘兰芝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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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研究》1996、2 p19
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及其典型意义
6862字
提要：本文论述《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符合汉代封建妇女道德的妇女形象。她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以死拒绝再嫁，既是合人性的情感追求，也是在善恶冲突中对女性道德规范的恪守，是“从夫”与“从父”两难道德冲突中合情合理的选择。而这种人生选择是汉代儒学经典所肯定和东汉时代风尚所倡导的。因此，刘兰芝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其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
关键词：刘兰芝；中国古代妇女道德
《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不是一般的受到封建家长的迫害的不幸的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的最高峰”①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并在如何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妇女道德问题上发表一孔之见。
(一)刘兰芝善良坚忍，她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但我们不可据此而将刘兰芝实践的道德规范仅仅框定在“劳动人民品德”的范畴内。在汉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男子因贫富的不同，有或耕或读之别;女子则无论贵贱，都理当“专心纺织，不好戏笑”(班昭《女诫》)。因为这不仅是劳动妇女的生产活动，也是所有古代妇女道德的重要内容。除汉代经史皆有明文规定和记载之外，举凡妇女题材的文学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有纺织之事或纺织品的叙述描写。汉乐府《相逢行》《长安有狭邪行》记“黄金为君门，白玉为高堂”之家，三子皆入仕途，也得“大妇织罗绮(一作‘织纻绮’)，中妇织流黄”即是明证。从焦家境况看，刘兰芝“夜夜勤作息”决非为生计所迫，由“大人故嫌迟”可知乃焦母有意折磨。刘兰芝独守闺户终日机杼，亦足见其“行无偏邪”。事实上，焦刘两家虽非高门巨户，也决非瓮牖绳枢之家。刘家“承籍有宦官”，焦仲卿身为“贵家子”而“仕宦于台阁”。房中“箱帘六七十”，被遣回家的车马相送，太守迎亲的繁华场面，虽不乏夸饰之辞，但都足以说明刘兰芝是一位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于一身的女子。同大多数古代妇女一样，刘兰芝的生活空间局限于家庭，所面临的是全社会任何妇女所共同的人生课题。而她的家世和经济条件.也使她比贫苦劳动人家的女子更多地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开篇的主人公自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读诗书。”以及篇中的刘母诉说，正是《礼记》“女子几十年不出”“妇人先嫁三月”这一长期教养和婚前训练的写照。其内容，无非诗书礼乐和“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如上所述，古代妇女的生活空间局限于家庭，妇女道德实际上即妇女的婚姻家庭道德。作品通过现实主义的叙述和描写，从女主人公是怎样处理自己同家庭诸成员的人际关系和她立身行事言谈举止两个方面展示了她的道德风范。
第一个方面，即在处理家庭人伦关系上，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②，未违“三从”之教。其表现有三：一曰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在丈夫身为府吏，“常见日常稀”的情况下，刘兰芝“守节情不移”，面对婆母的专横暴烈，她日夜纺织，奉养无差。可见夫妻之义重。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兰芝主动求遣，并非无情，而是对焦仲卿孝子角色的成全。被遣后虽明知“于今无会因”，一旦焦仲卿提出“还必相迎娶”，她马上以“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相劝慰。当丈夫以“誓天不相负”表明心迹时，刘兰芝无限感激，以“妾当作蒲苇”承诺于途中；以“府吏见丁咛”谢媒于娘家；以“勿违今日言”明志于诀别；以“举身赴清池”践约于“寂寂人定初”。二曰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当然，如果说她对刘母的忍隐柔顺是出于骨肉之情(如回家受责和含泪备嫁)不足以突出体现其礼义，那么，她怎样对待焦母的凌辱和逼迫，则主要是人伦礼义的束缚了。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③道德规范的遵循。三曰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落泪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嫂之誉己也。由此观之，我之臧否毁誉，一由叔妹。”④只可叹刘兰芝虽持为嫂之德，却难移焦母铁石心肠。
第二个方面，刘兰芝的言行举止，合乎“四德”要求，“敦礼则耳目手足起动作，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⑤其妇德既如前述，又体现于妇言妇容妇功之中。先闻其言：作品记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⑥“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⑦的突出体现。她对焦仲卿“盘石”“蒲苇”之誓，取譬于《诗·邶风·柏舟》，又足见其习于诗书之言的教养。次察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有二，一曰“不必颜色鲜丽”，二曰 “沐浴以时，身不含垢。”，⑧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貌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渭“清闲宁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⑨末考其“妇工”：专心勤苦，则“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功效极高，则“三日断五疋”“朝成绣侠裙，晚成单罗衫。”连“织嫌日一匹，织素五尺余”(《上山采蘼芜》)的善织女子也难于企及。她身上所著之衣，房中的红罗帐、绿碧青丝绳等等用物，也正是其妇功妇德的物化形态。
从妇女道德的两个方面来看刘兰芝其人，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
(二)那么，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是否意味着同封建人伦礼法的彻底决裂，即背叛了她长期恪守的妇德规范呢?不错，刘兰芝之所以选择一死拒绝再婚，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割舍同丈夫的恩爱深情，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活理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刘兰芝的这一人生选择是合乎那个时代妇女道德规范人格标准的选择。刘兰芝的死，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
第一，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太平御览》引杜预《女记》叙汉代女子徐淑事，可与刘兰芝之举相互发明：徐淑丧夫，兄弟将嫁之。徐淑为书曰:“烈士有不移之志，贞女无回嫁之行。”并以“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反诘之。徐淑所为，深为当时及之后的舆论所赞许，合乎妇德规范。难道刘兰芝顺从刘兄之见，嫁太守家以求“足以荣与身”，反而合乎封建道德吗？从封建妇女道德的标准看来，刘兰芝的这一选择，既合夫妻恩爱之情，又合“女无回式之行”⑩的礼义。
第二，个体的道德实践，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而个体的道德信念，乃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兰芝以死殉情和道，正是汉代儒学经典所倡导的人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东汉尚气节这一时代风尚的产物。汉代儒学不仅依据先秦孔子之礼提出了一整套三纲五常的宗法制度，还依据孔子之“仁”，孟子之“义”以弘扬人格境界。同男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相呼应，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是“贤妃”“哲妇”“高士”“贞女”。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班婕杼（？）犯颜直谏以正成帝之失，孟光以天下无道，其夫开罪汉章帝而能与之安贫乐道弃君国而隐，举案齐眉，更是当朝的范例。尤其是东汉时期，由于各种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倡导砥砺名节，“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流风所及，妇人行丈夫之事，列女而兼烈士之风。西汉女子再嫁之事，于东汉则史载寥寥。孝而烈者，如舍身殉父的曹娥、叔先雄。义而烈者，如婆母盗而对案不食的乐羊子妻，手刃杀夫之贼的吴许升妻。贞而烈者，有皇甫规之妻拒董卓之夺自杀干乱军；荀爽之女抗父命而自尽于再醮夫家。○同以上之例者，以刘兰芝所处之建安间居多。她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未被儒学礼教所指责，反而为时风所激扬：或明载史书谱籍，名垂后世；成得官府，宗族嘉许，名播一时。曹娥、叔先雄有碑文旌表；广郡女子贡罗抗兄弟之命不再嫁，州刺史“高而许之”；临邛女子助陈守节，“宗族主其义”；广汉女子正流以
○沉水白主声名，太守五方“为之图像”。“百男何愦愦，不如一堤萦。”1
213“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是女亦胜男的赞美;“乌鹊双飞，不乐风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驱”更是妇女婚姻观念、贞节观念的反映。同后代诗歌相比较，汉之妇女题材诗歌绝无绮罗香泽之态，绸缪之度，正是这种时代精神道德情操在文学上的曲折反映。刘兰芝“人贱物亦鄙”的叹息，“进退无颜仪”的羞惭，“愁思出门啼”的悲愤，不正是夫妻之情被毁，道德人格失落的双重痛苦吗?同许多以毁容，断发，自尽以全人格的东汉女子一样，刘兰芝以自己的生命和热血，维护自己的生活理想和道德人格，走完了她由淑女贤妻而贞女烈妇的人生历程。
第三，我们说刘兰芝以死相争之举是未违封建道德的规范的理由，还在于虽然从礼法制度上讲，刘兰芝同焦母刘兄的冲突，是长幼冲突，但从道德层而上分析，则是一场善恶冲突。因为刘兰芝在她们面前，从无不是之处，而恰恰是焦母刘兄首先背弃了人伦道德。汉代道德并不象宋明理学那样“灭人欲”而是“依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就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论之，焦母刘兄又何德之有?先看焦母，她身为家长已经当然也应该得到了子媳的孝顺奉养；也同时作为一个妇女却没有长者的仁德。按汉代之礼，她本当夫死从子，以“殷勤存后，存殁光荣。”○但由她的出媳，引出子媳分离；拒收兰芝(收回被出之妻不乏先例)逼得子媳自尽，结果是焦家绝嗣。仲卿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罪，焦母能辞其咎?在这点上，刘兰芝倒是没有责任的。又焦母确有令子出媳特权的，但《礼记·内则》明文是：“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焦母之于兰芝，一是横加罪名，所谓“吾意久怀忿”无异于“莫须有”；二是不教而诛，无情绝义。面对焦仲卿死前的苦苦哀求，她竟以“贵贱情何薄”拒绝，难道焦家之富超过正在娶刘家之女的太守?难道直到今日焦母方知焦刘两家门户不当?难道出媳的理由又变了?须知焦刘两家若是成婚配之后贫富分化，依汉代“三不去”之仪，焦母出媳也是违礼的。她以东家贤女诱焦仲卿去弃兰芝，所标榜的贤是什么?是“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取其貌而不言其德。凡此种种，皆是焦母之以寡德而凌兰芝的有德。拿汉代三从四德评之，孰善孰恶，个中优劣可以不言而喻了。更不用论刘兄夺妹之志，逼妹再嫁，乃是“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货”的“强中之嫁”；○以及太守的不择待字之女，垂诞被弃之妇和乘人之危，急不可耐地逼娶下属结发之妻了。《孔雀东一飞》正是通过悲剧双方善恶对照以寄托其道德评价的。枝叶交通，鸳鸯和鸣，是对刘兰芝生活理想和道德信念的由衷赞颂；行人驻足，寡妇仿徨，聆听的是抑恶扬善的道德训诫。
(三)毫无疑问，作品在成功地描写女主人公现实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同时，也充分地展示了女主人公的道德实践和道德意识，因而刘兰芝形象不仅概括了汉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妇女的命运，而且包含了汉代乃
1514至整个古代封建妇女道德的内涵。当然，在刘兰芝身上，渗透着作者对封建妇女道德完全肯定式的评价，但由于作品对生活的忠实态度，因而在客观上具有对封建妇女道德的批判意义。为什么一个合乎封建正统道德规范的女子仍然免不了被吞噬的命运?除了封建礼法政治的压迫，还在于封建妇女道德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表现为一方面完全否定女妇女的权利，要求妇女在家庭的长幼关系上听命于家长，在夫妻关系上听命于丈夫，成为善良的弱者；另一方面，又要求妇女身处卑弱以无尽的自我牺牲和奉献以利他人，利社会。具有弱者的善良，一句话，这个道德体系造就着无数善良的弱者，又同宗法制一道，无情地摧残着弱者的善良。妇女于少女期尚可得到骨肉之情的几分温暖，一旦婚嫁，则“战战兢兢，惧德不仇。”反映的正是道德权利和义务严重分离的心态。“情好初交接，恐忄栗 若探汤。”(《同声歌》)“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白头吟》)是结发之妻的焦虑；“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弃。”(《悲愤诗》)是再嫁之妇(即使名门闺秀如蔡文姬)常怀的隐忧。刘兰芝“君家妇难为”的叹息，“哪得自任专”的无奈，正是这种不平等道德压抑下的痛苦。
那么，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引喜爱呢?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封建妇女道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虽然封建妇女道德从总体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封建国家政治的。但是，第一，从根本上讲，仍是一定社会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然经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聚族而居的村社环境，必然使谨夫妇，敬爹娘，和家人，睦邻里，存后人的道德观念有发生和存在的土壤。第二，家庭作为妇女道德的实践范畴，是长幼血缘亲情和男女天然关系的结合体，因而作为封建妇女道德的主体的婚姻家庭道德必然要更多地吸收
17和融注本民族长期形成的，诸如仁爱、宽容、恻忍、孝顺等人性内容。第三，更由于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之一，古代妇女处于社会和家庭的最低层，因而更多地继承和弘扬起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于柔弱中求自强的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自强和牺牲，不仅不会惊忧社会的安宁，反而会维系人类文明的延续，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均会对封建妇女道德体系加以吸取和容纳，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而积淀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风俗习惯。当着我们给予“男子对女子的绝对统治”○有了并将继续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批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割断同传统道德(包括曾经占过统治地位的道德)的联系吗?一个民族的道德是不可能断流的。尤其是那些至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准则，更应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以发展东方的新的文明。这就是刘兰芝形象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
①苏联.克留科夫斯基《人是美的》国际文化出版社。
②③④⑥⑦⑧⑨⑩《女诫》
⑤《女学言行篡》 11赵翼《廿四史札记》
○12见《后汉书·列女传》
○13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4《史记·礼书》
○5《女论语》
1○16《潜夫论·断讼篇》
○17《汉书·食货志》 ○18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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