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讲义_第四讲讲义诗经
《诗经》讲义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第四讲讲义诗经”。
乾元国学
诗
经
讲
义
2013/9/25
授课教师 听课学生傅刚教授王宏艳
乾元国学
古代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二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近六百年的诗歌，距今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年左右。《诗经》共有３０５篇，分《风》、《雅》、《颂》三类，其中《国风》１６０篇，《雅》１０５篇，《颂》４０篇。故《诗经》又称《诗三百》。实则《诗经》原有３１１篇，６篇有声无辞，故现仅存３０５篇。按311篇说出自《毛诗》,三家诗不同意,认为本来就是有声无词,如宋洪迈《容斋续笔》反对郑玄关于《南亥》、《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诗原有词,及秦之世而亡之的说法,认为所谓“亡其辞”的“亡”是“元未尝有辞也”。《仪礼·乡饮酒》记：“乐《南陔》、《白华》、《华黍》。”又记：“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郑玄即注六诗汉时已亡，且其义未闻。但六诗之义，子夏《小序》有解。
第一节 《诗经》的名称
春秋时代，《诗经》有两个名字，一称《诗》，一称《诗三百》（《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墨子·公孟》称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到汉代称《诗三百篇》（司马迁《史记·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又称《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诗经》的称呼，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天运篇》：“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所以迹哉！”郭注：“所以迹者，真情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庄子》称“经”，与汉儒称“经”不同，《荀子》似有尊经的意思。据裴普贤先生说，先秦时期还没有出现将这几部书与“经”连称的名词，最先以经名书的是《孝经》。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也还未分别以为五部书的书名。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说：“申公以《诗经》为训以教。”大约是最早把“经”与“诗”连在一起的。据裴普贤引屈万里先生说，正式把《诗
①经》作为书名，要到宋元时代才渐见流行，此当以南宋初年廖刚的《诗经讲义》为最早。但申公於文帝时立为博士，乃一经博士，既立博士，不能说与称经无关。班固《汉书·艺文志》“诗”部明列“诗经二十八卷”，不能说此非指书名。又魏晋时的《列异傳》已有时人精于《诗经》的说法。据《列异傳·谈生》记，谈生“常感激读《诗经》”（《太平广记》卷三一六引），此则以《诗经》为专书矣。是屈说所定下限太晚。
第二节 四家诗及其传授
汉代传诗之家有四家：鲁、齐、韩、毛。鲁、齐、韩又称三家诗，是今文经学。所谓今文，是针对古文所言。什么是古文？又什么是今文呢？文，指文字，古文即指在秦以前流行的文字。秦以前使用什么文字呢？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比如我们现在了解到，最古的有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其後有金文，又称鐘鼎文，即刻在金铜器皿上的文字。再其後则有六国时古文字，多书写在简帛上。这些都是就文字书写的载体而命名。就字体分，则有所谓的古籀体，也即大篆，主要是西周以後使用的文字。大 ① 参见裴普贤《诗经几个基本问题的简述》，载《诗经研究论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七十年元月版，第43页。
乾元国学
篆相对来说比较繁复，所以到了秦时，李斯就在春秋战国以来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创为小篆，至汉，又进一步推行隶体。汉代人没有见过甲骨文，许慎《说文解字》收录了一些古文字，主要来源是西汉时代在孔子故宅里发现的用古代文字抄写的儒家经典。许慎认为这些古文字是比籀文还要早的文字。《说文·叙》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这是以为古文早于古籀文了。但经过清代以来学者的研究，认为许慎的说法并不可靠，《说文》所载的古文，其实是周末战国时文字。孔子故宅里所藏儒家典籍，就是用六国时文字抄写的。所以许慎所说的古文，并不是上古时比大篆还早的文字。上文所提到的孔子故宅所藏典籍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秦时焚书，民间的读书人有的便把自己的藏书埋藏起来，比如济南的伏生就把《尚书》藏在墙壁间。孔子的後人也是这样，把一批儒家典籍藏在孔子故宅的墙壁间。到西汉景帝时，因鲁恭王刘馀坏孔子壁，发现了这批典籍，但其文字与当时流行的隶书不同，所以称为古文经。这批古文经中就有《尚书》，後世称为“古文《尚书》”。古文经发现时，正值汉武帝的“巫蛊之祸”，所以这批经书便被搁置在中秘，外间一般不易见到，所以也不可能被立为学官。
与古文经相对的便是今文经。什么是今文经呢？从上述可知，古文是指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的典籍，那么今文经就指用汉时通用的文字书写的典籍。汉代通用的文字是隶书，所以後人往往把汉人将古文书写的典籍改为隶书，是为“隶定”。三家诗是今文经学，除了指文字而言，还指其在西汉时已经列于学官，所谓官学。《汉书·儒林傳》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是三家诗在汉初即已名闻于朝廷。其立于学官，据《汉书·楚元王傳》：“楚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傳，号《鲁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学》曰：“後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於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为博士，而馀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136）春，初置《五经》博士。”据此，三家诗以鲁、韩最早立，齐诗至景帝始立。然《史记·儒林傳》又说：“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是则表明文帝时所谓立于学官，亦未真正开展活动。所谓备员而已。《儒林傳》又说：“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此论武帝时三家诗情况，所谓申公、韩婴、辕固生，谓其为三家诗之创始人，非谓武帝时三人尚为博士也。至于毛诗，汉初未显，《汉书·艺文志·诗类叙》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傳，而河间献王好。”於其事迹，甚为简脱。《毛诗》在西汉未立学官，至西汉末，因王莽托古改制，立古文经学，其中固有《毛诗》，然旋立旋废。
鲁诗：鲁诗据《史记》、《汉书》，都说出自申培公。前引《史记》说“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是也。《史记》所记事迹曰：
申公者，鲁人也。髙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髙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絶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傳，疑疑者则阙不傳。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 ①
① 《说文序》说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省改而成，裘锡圭先生以为并非如此。参见裘著《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版，页64。
乾元国学
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黙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
是申公弟子颇显达，《儒林傳》说：“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寛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亷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史记》列申公事颇详，然於其师承则未说明。《汉书·儒林傳》云：
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髙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
《汉书》与《史记》所记略有不同，《史记》未记申公师是何人，《汉书》则云浮丘伯。吕太后时申公入长安，据《汉书》说，是因其师浮丘伯在长安，故奉楚元王刘交之命与刘交子刘郢客入长安从浮丘伯卒其学，是此前申公尚未卒业。既卒业，元王薨，刘郢客嗣为楚王，遂令申公傅太子戊。太子戊不好学，遂胥靡申公。胥靡，《索隐》引徐广说是腐刑，颜师古①则说是“相係而作役”，当以颜师古说为是。
申公之师是浮丘伯，《汉书·楚元王傳》说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则见浮丘伯是荀子学生，而申公之学亦出自荀学。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二章《西汉经学流派》三《鲁学的经典和以荀子为关键人物的鲁学傳承谱系》说浮丘伯即《盐铁论·毁学》学篇所说：“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中的包丘子，也即《新语·资质》篇所说的“鲍丘子”。大概“浮”与“包”、“鲍”古音近的缘故。按，此说出自清人陈寿祺，其子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鲁诗叙录》引《盐铁论·毁学篇》材料後说：“先大夫曰：按，包邱伯即浮邱伯也，包、浮音近，古相通假。左氏隐八年《春秋》：‘公及莒人盟於浮来。’《穀梁》作‘包来’，《礼记·投壶》：‘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②匏。’是其证也。”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浮丘是複姓。浮丘伯从荀子游学，秦时为儒生，未如伏生为博士。但高祖过鲁，能够得以召见，亦见其声誉并非一般，故刘向《孙卿书録》说：“浮丘伯„„受业为名儒”。浮丘伯亲受荀子之学，於四家诗中最为有据。又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诗经鲁齐韩三家”条按称：“按，《鲁诗》源於浮丘伯，《齐诗》源於辕固生，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正义》：《郑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先师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又‘维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公之礼也。’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从学於孟子者。’则鲁之说《诗》者，不始於浮丘伯也。”刚案，《正义》又引《诗谱》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後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此又以孟仲子为《毛诗》之祖，与《汉志》所载毛公自谓出於子夏不合。
据《汉书·楚元王傳》，申公在文帝时曾为博士，但楚元王薨，申公失博士官，随郢客之楚，郢客用为中大夫。是申公在文帝时已失博士之官，则鲁诗在文帝时的官学影响亦未甚巨。申公弟子如《史记·儒林傳》所记，颇为显达，《汉书·儒林傳》又补充说：
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 ① 《汉书·楚元王交傳》注“胥靡”曰：“应劭曰：诗云：‘若此无罪，沦胥以铺。’胥靡，刑名也。晋灼曰：胥，相也；靡，随也。古者相随坐轻刑之名。师古曰：联系使相随而服役之，故谓之胥靡，犹今之役囚徒，以锁联缀耳，晋说近之。而云随坐轻刑，非也。○刘敞曰：胥靡，《说文》作縃縻，谓拘縳之也。”
②《清经解续编》本，光绪十四年刻本。
乾元国学
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
鲁诗在秦亡之後，於汉最先兴，这可能与鲁是孔子故里，其学虽经秦火，弦乐不废有关。陈涉起事，鲁国儒生犹能持孔氏礼器往从，是鲁国儒生犹能於秦火之馀保存孔氏礼器。而孔壁能出古文经书，亦恃鲁人存亡继绝之儒学公义之心。故髙祖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絶。汉兴，亦赖叔孙通能为製礼，鲁国儒生深浸圣人教化，诸儒皆能通礼学也。故鲁诗亦以说礼为特征，盖有因也。
鲁诗
一、概况
鲁诗出于申培，而申培的老师是齐人浮丘公。浮丘公从荀卿学，或因荀卿在齐稷下时事。荀子後为蘭陵令，蘭陵为鲁邑，是齐、鲁之诗学均出于荀子。浮丘公是齐人，其于诗学的意见，应该被申培公继承，也就是流传在汉世的鲁诗，但不知浮丘公与齐诗是何关系。三家诗在汉初以鲁最显达，《汉书·艺文志》说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班固比较三家诗之後，以为鲁诗最接近《诗》本义。班固《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此种意见或来自刘歆，而刘歆的父亲是刘向，刘向是楚元王刘交之後，刘交与申培一起从浮丘伯学，申培又为楚王刘戊傅，故刘向当习鲁诗，而对鲁诗多有褒扬。班氏世习齐诗，于三家诗中能够提出鲁诗最为接近《诗》本义，虽其《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但也表示他是同意这个说法的。前文说过，鲁人出自孔子故里，虽经秦火而学术不息，鲁诗在汉初能够显达是有道理的，这也说明鲁诗的确可能较为接近孔子论《诗》的意见。孔子论《诗》，传统的文献如《论语》等，都是总体而言，未论到具体的篇目，但最近出土的楚竹书《孔子诗论》，似乎可以觇孔子关于《诗》的具体看法。最能代表孔子关于《诗》的意见，如他对《关睢》评价说：“《关睢》之改也。”又说：“《关睢》以色喻于礼。”前一句，学界基本认为“改”即“怡”字，是说《关睢》的中和怡乐之声，以色喻于礼，亦从正面论《关睢》的教化作用。这个评价与鲁诗是不同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关睢》“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睢》作。”又在《儒林傳》中说：“周室衰而《关睢》作。”
①很明显是以《关睢》为刺诗，与孔子所论不同。司马迁习鲁诗，故所引为鲁诗，而与《孔
②子诗论》不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鲁诗论《关睢》，说是刺周康王晏起，显然与《诗论》不同。然以《孔子诗论》与《毛诗序》比较，则总体相符。此说可见曹道衡师《读
③战国楚竹书》及程元敏教授《诗序新考》，此则说明孔子之後，儒学分裂为八派，荀子是一宗派，鲁诗从荀学出，或与孔子本论有所区分。如据上博简《孔子诗论》似很难说最近孔子，不过，班固此说本来是就三家诗而论，而非比较《毛诗》。也就是说，在三家诗中，鲁诗是最为接近《诗》本义的。据《汉书·儒林傳》，申公以《诗》、《春秋》教授，则见申公不仅精於《诗》。亦精於《春秋》，这也是《汉书·艺文志》说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的意思。
据《史记·儒林傳》，申培注《诗》，颇得之于孔子“多闻阙疑”之义。如说：“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傳，疑疑者则阙不傳。”是申培于所疑者阙而不傳。又据此说，申培公似乎并没有形成注《诗》的文本，所谓“以教不傳”也。则後世所傳《鲁诗》，或为其 ①② 司马迁师事孔安国，而安国为申公弟子。
《汉书·杜钦傳注》：“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刘向《列女傳》卷三：“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睢》预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鸠之鸟，犹尚见乖居而匹处也。”袁宏《後汉纪》载杨赐上书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睢》之人，见机而作。”
③ 道衡师文见《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後收入《中古文史丛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程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1月版。
乾元国学
门人所记。又《史记》所说“以《诗经》为训”，而《汉书·艺文志》有《鲁诗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目·经编诗类·鲁诗故序》说：“诂、训通名，或称傳者，殆如《毛诗》之《诂训傳》乎？”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毛诗诂训傳名义考》说：“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又说：“训诂不可以该傳，而傳可以统训诂。”是《鲁诗》称“傳”者，亦包括其“诂”与“说”之内容。《史记》所说“独以《诗经》为训”，似指申培公颇重诂训，臧庸堂《拜经日记》说：“《尔雅》，鲁诗之学”，似指鲁诗据《尔雅》注《诗》，则其重诂训亦有据，就这一点说，其实与《毛诗》有许多相同之处。《关睢》“寤寐思服”句，《毛傳》释“服”为“思”，但郑玄训为“事”。郑玄此注从《鲁诗》来，《鲁诗》则据《尔雅》。《尔雅·释故》：“服，事也。”故汉初注《诗》诸家，其实都用《尔雅》，不独《毛诗》。惟字词训诂旨在释义，取《尔雅》有助于释其理解之《诗》义耳。即如此诗“君子好逑”句，“逑”字，《毛傳》解为“匹”，但郑玄《笺》解：“怨耦曰仇，”郑亦改“逑”为“仇”。《毛傳》解为匹，释此句说：“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玄既用“仇”字，又以“怨耦”训之，则此句解释为：“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此句分歧在“逑”字上，毛用“逑”，郑则用“仇”，用“仇”者，《鲁诗》也，故郑此解从《鲁诗》。《鲁诗》所据为《尔雅》，《尔雅·释故》：“仇、雠、敌、妃、知、仪，匹也。”郭璞注：“《诗》云：君子好仇。”此《鲁诗》所从。郑玄字从《鲁诗》，其释义亦当据《鲁诗》。
①刘向《列女傳·汤妃有㜪》云：“《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也。”刘向此用《鲁诗》，可见《鲁诗》解此诗与郑玄所述相合。
鲁诗早亡，後人有所辑佚，如马国翰所辑《鲁诗故》，然所辑是否为鲁诗原文，後人亦颇怀疑。清人清陈寿祺撰，陈乔枞续成五十卷本的《三家诗遗说考》，是搜辑三家诗遗说的著作，後颇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所参用。清人辑佚，多据汉人引《经》，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可以参稽考证者有
一、《仪礼·士昏礼》郑注所引《鲁诗说》、《公羊傳》何注引《鲁诗傳》及《汉书·文三王傳》、《杜钦谷永傳》注、《续汉书·舆服志》注、《後汉书·班固傳》注所引《鲁训》、《鲁傳》（此为宋王应麟《诗考》所据）。
二、《荀子》书中所说《诗》，当亦是《鲁诗》所本；
三、《史记·儒林傳》所载《孔安国傳》，因孔安国从申公受诗，又以教司马迁，皆是《鲁诗》；又刘向父子世习《鲁诗》（向为元王子休侯富曾孙，汉人傳经，最重家学，知向世习其业），故当参《说苑》、《新序》、《列女傳》诸书；
四、《白虎通》引《诗》，王先谦亦定为《鲁诗》：“以当时会议诸儒如鲁恭、魏应，皆习《鲁诗》，而承制专掌问难，又出於魏应也。”②
五、王先谦谓《尔雅》亦《鲁诗》之学，称：“汉儒谓《尔雅》为叔孙通所傳，叔孙通，鲁人也。”又说：“臧镛堂《拜经日记》，以《尔雅》所释《诗》字训义皆为《鲁诗》，允而有徵。”
六、郭璞不见《鲁诗》，然其注《尔雅》，多袭汉人旧义，若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诸家注解徵引《诗经》，皆鲁家今文，往往与毛殊。
六、熹平石经《鲁诗》，虽残石，亦可证《鲁诗》字句。又，臧庸《拜经日记》亦称王逸《楚辞章句》所引多《鲁诗》，亦可参据③。
二、特征 汉初，《鲁诗》最显，其渊源有自，是其他三家所不可比拟者。申培的老师是浮邱伯，① 今本《列女傳》均作“逑”，然据郭璞注《鲁诗》当作“仇”字，今作“逑”者，“乃後人转写，妄据 《後汉书》卷三载章帝建初四年“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毛诗》改字耳。”（陈乔枞《鲁诗遗说考》）
②《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③《拜经日记》，《清经解》本，道光九年刻本。
乾元国学
浮邱伯是荀子学生，故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及王先谦均以《荀子》一书所论诗视为《鲁诗》。但荀子至申培，传授已历数代，《鲁诗》是否与《荀子》完全契合，恐难指实。《毛诗》亦出荀卿，其与《鲁诗》已有较大不同可证。但以司马迁《史记》所论为《鲁诗》说，当为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看来这三千馀篇的说法，也来自《鲁诗》。又称《诗》始於袵席，则亦以《关睢》为房中乐。
根据清人的辑佚，约略可以见出鲁诗的一些特点。如鲁诗较多用刺说，即如《关睢》，被《毛诗》奉为四始之一，鲁诗却称其为刺诗。《鹿鸣》，《毛诗》谓宴群臣嘉宾，且为小雅之始，然鲁以为刺①。然鲁诗已佚，後人所辑，亦未必是鲁诗原文，故若总结其特点，恐难契合。原鲁诗在汉初之兴，班固称其最近《诗》本义，当有其优长。如台湾谢制阳教授《诗经名著评介》第三集《鲁诗故评介》举《召南·騶虞》例，《騶虞》：“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毛傳》说：“騶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将騶虞训为义兽，以牵强文王有仁爱之心。《鲁诗》（《鲁诗故》）则解为：“騶虞，天子掌鸟兽之官。”又《新书·礼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又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猎之田曲也。”谢制阳教授以为《毛傳》误而《鲁诗》解较合理。按，《毛》、《鲁》两家所释不同，然未可定是非，据李善《文选注》，騶虞见《山海经》，不能说于古无征，缺乏佐证。二家所释意义不同，故训释不同。于此可见二家之别，未可强下判断。要而言之，鲁诗与齐、韩诗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傳。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这是说鲁诗是训诂，而齐、韩诗则是作傳。训诂者，以今言训释古字，现存《毛诗诂训傳》是其代表。傳则不同，秦汉以来关于“傳”有多种解释，刘勰《文心雕龙·史傳》引前人的话说是：“傳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於後，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此则重在转受经旨上，《汉书·儒林傳》说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数万言”，“推诗人之意”，正是“傳”之本义。清人赵翼《陔馀丛考》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傳。”正谓“傳”者乃为解经而设，其特征是记事立论，即有事有论，如《韩诗外傳》是。孔颖达又说：“凡书非②正经者谓之傳。”是以傳为经之辅。故申公只为训诂，当与《毛傳》略近。宋段文昌《毛诗集解》卷首引曹氏曰：“申公诗口说训诂，未尝立传，以训诂相授，是为鲁诗。”也强调《鲁诗》未尝立传，仅口说训诂而已，而书之竹帛，亦非申公所为。
《鲁诗》亡於西晋，《隋书·经籍志·诗类序》说：“《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此论三家诗之亡，鲁亡於齐後，然究在晋之何时，《隋志》未明言。台湾程元敏教授考证说，《经典释文·序録》称：“《鲁诗》不过江东。”是《释文》以《鲁诗》亡在西晋末怀、愍帝永嘉之乱时。程氏据《文选·魏都赋》刘逵注：“《鲁诗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猎之田曲也’③”刘逵是西晋武帝时人，故及见《鲁诗》。
齐诗
一、概况
④齐诗，出于辕固生。《史记·儒林传》记其本清河王太傅，齐人。“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又记其于景帝前与黄生讨论汤武革命是非：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①②③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诗谱·小大雅谱疏》，阮元刻《十三经》本，同治十二年南昌书局刻本。
程元敏自按：“《考异》：‘袁本、茶陵本无猎之曲三字。’”
《汉书·儒林傳》颜师古注曰：“（申）培、（辕）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刚按，《汉书·儒林傳》又载：“言《礼》则鲁髙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是皆称其号也。
乾元国学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闗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髙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
①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这个故事中的黄生和辕固都是书生，所争论的问题都是前儒讨论过的，如孟子与齐桓所论，辕固则未如孟子善辩，而黄生亦顽愚不通世事，是儒生迂腐之见，故景帝不乐听。然辕固抬出当今高祖事，则未免凌驾于学术讨论之上，实为上纲上线，如何让黄生回答？此亦见《齐诗》之预现实政治之心。
《史记》又记：
②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③“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圏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黙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亷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䛕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据此傳，知辕固本景帝时博士，但因得罪窦太后而罢职。景帝以其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至武帝即位，以贤良召固，但遭到诸儒疾毁而罢归。其诫公孙弘之言，一直为後世所傳颂，然世竟曲学阿世，以至不能收。以其当面对窦太后言行视之，史称其廉直，最合其身份。
二、特征
《齐诗》亡於魏时，故其学仅据史书所载略知一二。大要是以阴阳五行之说阐发《诗》义。洪湛侯教授《诗经学史》谓齐诗倡“五际六情”之说，此用辕固三傳弟子翼奉所论。辕固生弟子中以夏侯始昌为最著，东海郯人后苍师事始昌，通《诗》、《礼》。翼奉，东海下邳人，与东海承人匡衡同师后苍，均以治《齐诗》名于时。《汉书·翼奉傳》记其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歴阴阳之占。此亦见翼奉之《齐诗》是以阴阳之占为特点。《汉书翼奉傳》载翼奉奏事曰：“《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应劭注“五际”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孟康注：“《诗内傳》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孟康之解，谓得其实。
《翼奉傳》又曰：“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居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王先谦《补注》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月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衰，五际也。”
此乃五际，所谓六情，即“喜、怒、哀、乐、好、恶”。《翼奉傳》载平昌侯王临欲从翼奉学其术，翼奉不许，乃上封事称：“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歴，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观其言五际六情，语涉怪诞，难以 ①《汉书·儒林傳》颜师古注：“马肝有毒，食之憙杀人，幸得无食。言汤武为杀，是背经义，故以为喻也。”《索隐》：服䖍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徳篇》虽㣲妙难通，然近而观之，理国理身而已，故言此《史记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又四库馆臣引刘敞曰：“知味者不必须食马肝，言学者不必须论汤武，此欲令学者皆置之耳。”
②家人之言也。”《汉书·儒林傳》颜师古注：“家人言僮隶之属。”当以师古注为是。
③律令。’”
乾元国学
索解，大要是阴阳灾异之变。
韩诗
一、概况
《史记·儒林傳》载：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汉书·儒林傳》补充说：
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傳》。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寛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
据此，是韩婴精《诗》亦精《易》，其治《诗》亦与治《易》方法同，都是推经意而为之傳。《韩诗》解《诗》如上所言，说是推《诗》意而《傳》，然何为《诗》意？则所见不同，难免有曲解。《後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薛君韩诗章句》解《关睢》说：“诗人言雎鸠贞
①洁愼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按，此注的正文是明帝引咎诏：“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则见明帝所习《诗》亦《韩诗》。观《韩诗章句》此解，与鲁诗解《关睢》义略同，是三家诗大旨有相同之处，诚如皮鍚瑞所说：“鲁、齐、韩三家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分立三家；惟其大同，故可交立三家。”
《韩诗》之学承，《史记》、《汉书》均未言，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
②未揭明，是其师承在汉已晦迹。论者有谓其学源出卜商、孟子。又言亦出荀子，均是推测之词。
《韩诗》之傳授，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述尤详：
韩婴，燕人。景帝时为常山太傅。婴推《诗》之意而作内外传，其言颇与齐鲁间殊，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河内赵子事婴，授同国蔡谊，谊至丞相。谊授同国食（音嗣）子公与王吉，为昌邑王中尉。食生为博士，授泰山丰吉，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为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顺，顺授东海髪福，皆至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阳薛汉传父业，尤善说灾异䜟纬，受诏定图䜟，当世言《诗》推为长。后为千乗太守，坐事下狱死。弟子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髙最知名。抚定《韩诗章句》，建初中为公车令，卒官。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注”。抚授 ① 《後汉书》注：“《春秋説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 程元敏《诗序新考》，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1月版，第25页。門，聽政之處也。”
②
乾元国学
会稽赵晔，晔举有道。时又有光禄勋九江召驯、阆中令巴郡扬仁、山阳张匡，皆习《韩诗》。匡为作《章句》，举有道，征博士，不就。
《韩诗》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有：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巻 韩外传六巻
韩说四十一巻
後世学者多引《薛君章句》，乃东汉薛汉所为。《韩诗》之亡，据《经典释文·序録》说：“《韩诗》虽在，人无傳者。”《隋志》同此说。唐人不治《韩诗》，然李善注《文选》，颇征引《薛君章句》。一说北宋犹存，根据是两《唐志》均著录，然《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不著录，是《韩诗》傳世者，仅有《外傳》一种而已。
二、《韩诗》特征
《韩诗》解《诗》与《毛诗》颇异，欧阳修说其与“《毛诗》之义绝异，而人亦不信。”①比如《鲁颂》：“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曰：“新廟，闵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按，此句前有“松桷有舃，路寢孔硕”，《毛傳》说：“桷，榱也。舃，大貌。路寢，正寢也。”显然是对新作闵公廟的描绘，《毛傳》解释是对的。但《韩诗》却解为此诗为奚斯所作。班固《两都赋序》说：“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於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班固此用韩诗，又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徳音昭乎声。”亦用韩诗。按，《毛诗》於西汉不显，故世多用鲁、韩。《文选笺证》卷一：“段氏玉裁曰：《毛传》作‘是廟’也。‘廟’字当作‘诗’字，‘所’字不上属，‘所作’犹‘作诵’、‘作诗’，与《节南山》、《巷伯》、《崧高》、《烝民》末章文法皆同。毛与韩不同，偃师武虚谷援扬子《法言》、《後汉书·曹褒传》、《班固传》及诸石刻之文，《度尚牌》、《刘宽牌》、《缓民校尉熊君牌》、《费汎牌》、《杨震牌》、《沛相汤统牌》、《曹全牌》、《张迁表》，一一可证。绍煐按，如段说‘廟’为‘诗’字之误，毛与韩不异，善注何不引《毛诗》而引《韩诗》？盖毛自作‘作廟’，韩自作‘作诗’，不妨存异耳。而汉世文人多从韩诗说，时毛诗未行故也。”又张云敖《选学胶言》云：“《鲁颂》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閟宫》卒章：‘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毛传》云：‘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庙也。’郑笺云：‘奚斯者，教护属功课章程也。’是史克作颂，奚斯作庙，并未明言作诗。言奚斯作诗者，自薛君始。李注仍承薛君之误。”是《鲁颂》本为史克所作，奚斯仅作廟耳，《韩诗》所解误。
②《韩诗》亦颇有训诂，清陈乔枞所辑《韩诗遗说考》可见其释字解词之貌。如释《关睢》“窈窕淑女”句：“窈窕，贞專貌。”（《文选》卷二十一颜延年《秋胡诗》注引）、《葛覃》“惟葉萋萋”句：“惟，辞也。”（《文选》卷八扬雄《羽猎赋》注引，又二十三阮籍《咏怀诗》注引）。又释：“萋萋，盛也。”（《文选》卷七潘岳《籍田赋》注引）。至于《外傳》则引《诗》证事，体例颇同《说苑》、《列女傳》。即先述一历史故事，最终以《诗》为证，多断章取义之说。这种说诗亦源于《左傳》，《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载卢蒲葵云：“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然春秋赋诗，目的不在解诗，固可据目前情形取所求焉，而汉人以之解诗，则离《诗》愈远矣，此或《汉志》所说：“咸非其本义”歟？然“傳”体并不仅训诂而已，毛公解《诗》，称《诂训傳》，“诂训”与“傳”不同。陈灃《东塾读书记·诗》说：“《毛傳》有述古事如《韩 ①②《经义考》卷一百《诗》二引。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刻本。《清经解续编》本，光绪十四年刊本。
乾元国学
诗外傳》之体者。如《素冠》傳‘子夏、闵子骞三年丧毕见夫子’一节、《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一节、《巷伯》傳‘昔者颜叔子独处於室’一节、《緜》傳‘古公处豳’一节、‘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一节、《行苇》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节，皆《外傳》之体。《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龟’一节，虽非述古事，然因经文‘卜云其吉’一语，而连胶‘九能’，亦《外傳》之体也。”此亦见汉时各家解经，其“傳”的方法，往往相近。当然，在具体内容上，可能各家理解的《诗》义不同，也即“推诗人之意”不同，故成各家之学。
清人陈乔枞说：“《外傳》之文，记夫子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法戒显明，虽非专解经，要其触类引申，断章取义，皆有合于圣门商、賜言《诗》之意。”这是从肯定的角度论了。明薛应旂说：“韩婴《外傳》，虽未尽能以意逆志，而变动不居，犹有古之遗焉。”以为《韩诗外傳》尚能存古说。但明王世贞却批评说：“《韩诗外傳》杂记夫子之绪言，与诸春秋战国之说，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故多浮泛不切、牵合可笑之语。盖驰骋胜而说《诗》之旨微矣。”二家立场不同，其实都有合理之处。今傳《外傳》，并非原貌，董张斯说：“世所傳《韩诗外傳》，亦非全书。《文选》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馀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又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艺文类聚》引《外傳》文云：‘凡艸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者，阴极之数。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与洧，谓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於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览》引《外傳》云：‘精气归於天，肉归於上，膏归於露，髪归
①於艸。’佛典引《外傳》云：‘老筐为萑，老蒲为苇。’今本皆无之。”
以上三家诗，属今文学派，因为他们的经文，全用隶书所写，在当时是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三家诗流传的地区和师法、门户均有不同。清人皮锡瑞说：“三家传自何人，授受已不能详。三家所以各成一家，异同亦无可考。鲁、齐、韩三家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分立三家；惟其大同，故可交立三家。”
毛诗
一、《毛诗》概况
《毛诗》始於毛公，毛公有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然《史记·儒林傳》无一字及《毛诗》，则见《毛诗》的确晚出。《汉书·儒林傳》有傳曰：“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觧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这个傳记如此之短，也确见《毛诗》在班固时尚没有大的影响。据此傳我们知道毛公是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但其人只知姓毛，尊称毛公，名字却不知道。在《汉书·艺文志》中，亦仅有一简短介绍：“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这有可能是刘歆《七略》的文字，则见《毛诗》在西汉的确存在。刘歆尚古文，在其《移书让太常博士》中开篇说：“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是刘歆知《毛诗》，且欲建立学官。但观其《移书》，主要讨论《左傳》、《尚书》等，於《诗》未多论。盖三家诗为今文，已立学官，《毛诗》为古文，刘歆本可以多说几句的，而所以未如此者，可能是《毛诗》在当时影响不大，而刘歆亦所知不多。据上引材料，可知毛公曾为河间献王博士。但《艺文志》说其“未得立”，是指其未得立於朝廷学官也。河间献王所立，仅是河间国，未得称为官学。程元敏说：“汉家经学博士官职，帝廷设太学立学官，《诗》如鲁、齐、韩三家，是为官学，博士为
②其学官。诸侯国经学，各自立博士，不属官学。”《毛诗》平帝时立为学官，《汉书·儒林傳赞》说：“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毛诗》之立，在 ①② 以上所引均自《经义考》。
《诗序新考》，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1月，第31页。
乾元国学
刘歆写作《移书》之後了。但古文经立於学官，既借莽、歆之力，而随着莽、歆之败亦废，不过，西汉王朝亦随之崩溃了。
《毛诗》在东汉的发展，由于汉末郑玄治《毛诗》，为之作《笺》，而最终取代三家诗，成为唯一的《诗》学流派。而《毛诗》的传承，在这个时候也有了不同的说法。孔颖达《正义》引郑玄《诗谱》说：
鲁人大毛公为《诂训傳》於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郑玄此说，於《汉书·儒林傳》所记之小毛公外又多出一大毛公，谓大毛公作《诂训傳》，河间献王得而献於朝廷，而以小毛公为博士。这个材料中的大毛公叫什么，郑玄没有说，小毛公和大毛公是什么关系也没有说。但既然能傳大毛公之《傳》，应该是大毛公的学生吧。郑玄提出了大毛公，关于大毛公的师传，却没有讲，东汉末吴陆玑于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论《毛诗》之传授说：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享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苌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新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时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世祖以为议郎。济南徐廵师事宏，亦以儒显。其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然鲁、齐、韩诗，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诗》不立博士耳。
此说《毛诗》授受源流甚详，攻《毛诗》者对此颇有疑问：《史记》、《汉书》于《毛诗》授受均不能详，汉末陆玑为何如此清楚？此外，与陆玑同时的吴人徐整所说与陆玑又不同，《经典释文叙録》引徐整曰：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傳》於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官。
陆玑与徐整所叙《毛诗》之授受，于子夏之後授受多所不同，这也是攻《毛诗》的人的一个依据。魏源《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上》说：“同一《毛诗》傳授源流，而姓名无一同，且一以为出荀卿，一以为不出荀卿，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展转傅会，安所据依？
①岂非《汉书》‘自言子夏所傳’一语，已发其覆乎？”魏源此论，颇多意气，即此而言，所谓河间人、赵人，盖《毛诗》晚出，且於河间一地，不为中朝大夫所熟习，故於大小毛公，容或有不甚了解，不可据以驳《毛诗》源流不正也。汉人讲究家法、师法，陆玑和徐整所说，应该是从其师傳而来，并不敢胡乱说的。或谓徐整师从郑玄，则其说当亦本郑玄。陆玑提到的先师中有高行子，有学者考订，以为此高行子即《孟子》中的高子，亦即《诗·周颂·丝衣》所谓“续序”中的高子。但孔颖达《疏》引郑玄《郑志·答张逸》说高子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人，并不言是毛公先师。至于徐整所提到的孟仲子，《毛诗·清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毛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又《閟宫》：“閟宫有侐，实实枚枚。”《毛傳》亦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侐，清净也。实实，广大也。枚枚，砻密也。”据此看来，徐整所称毛公先师中有孟仲子是有依据的。故陆德明从徐整，而仅列陆玑为一说。其云：
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觧延年，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 ① 《诗古微》，《清经解续编》本，光绪十四年刻本。
乾元国学
陈侠。或云陈侠传谢曼卿，元始五年公车征说诗，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
陆德明的主观倾向是明显的，但也并不反对陆玑之说。关于“毛诗”之由来，孔颖达在《国风》下《疏》云：
《毛诗》，“诗”是此书之名，“毛”者，传《诗》人姓。既有齐、鲁、韩三家，故题姓以别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诗二字，又云河间献王所加，故大题在下。案马融、卢植、郑玄注《三礼》，并大题在下。
此解“毛”字，或云小毛公所加，或云河间献王所加。所谓大题在下，即指古书以篇名置前，书名置後。如《毛诗》，日本古钞本（楊守敬过录本）格式为：
周南关睢诂训傳第一 毛诗国风郑氏笺
此所谓大题在下也者，古书格式均如此。孔颖达又云： 《诗·国风》，旧题也，“毛”字，汉世加之。《六艺论》云：“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是献王始加‘毛’也。
《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为河间献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晔《後汉书》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然则赵人毛公名为长也。《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然则大毛公为其《傳》，由小毛公而题“毛”也。按，汉人傳《诗》，各家自有家法，故本门学者不需特别标明某者之《诗》，引《诗》注《诗》，径称《诗》即可。但傳至後来，各家并出，学者亦需有选择，故称某家以区别。汉文帝时立鲁、韩二家为博士，既同以《诗》立博士，自然需要标鲁、标韩。《毛诗》晚出，且未立於学官，其初当亦不称“毛”，但随着流傳开来，需要加“毛”字以示区别，《汉书·艺文志》已称“毛诗”，则见在西汉末已经加“毛”字了，孔颖达引前人言称为河间献王所加，当属可信。
孔颖达是弥缝旧说，虽仍有疑惑，但基本於毛公、毛诗都算清楚了。其後攻《毛诗》者虽抓住这一点不放，但学者还是愿意相信其学渊源有自。明人季本《诗说解颐·总论》说：
或谓子夏四传至荀卿，传大毛公，此传闻之未有定据者也。毛氏之名，传亦不的。或谓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或谓苌不知其大毛公欤、小毛公欤？窃意二毛公必各有名，《儒林传》亦不明指，然世有大毛公名享，小毛公名苌之说，必非无因者，今当从之。盖大毛公乃为《传》之人，而小毛公则受其《传》而为河间博士者也。毛公作《传》之后，则有郑玄之《笺》、孔颕逹之《䟽》，以至于宋，皆祖《毛诗》，今之《章句》是也。至朱子始辩毛说之非，于是《集传》行而《诗》遂不以毛称矣。嗟夫，《诗》学之失传久矣！所幸遗经尚存，是非具列，即其辞而紬绎之，以意逆志，当自跃然于心目之间，岂待《传》注而后明哉。
以为大、小毛公之说，必非无因，这也就是後代宗毛的学者的基本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意见最有权威性，其云：
《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巻、毛诗故训传三十巻。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後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其“长”字不从“艹”。《隋书·经籍志》载：毛诗二十巻，汉河间太守毛苌傳、郑氏笺。于是《诗傳》始称毛苌。然郑玄《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亦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据是二书，则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苌。故孔氏《正义》亦云：“大毛公为其《傳》，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隋志》所云，殊为舛误，而流俗沿袭，莫之能更。朱彝尊《经义考》乃以“毛诗二十九巻”题毛亨撰，注曰：佚。“毛诗训故传三十巻”，题毛苌撰，注曰：存。意主调停，尤为于古无据。今参稽众说，定作《傳》者为毛亨，以郑氏後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傳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
乾元国学
其实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四库提要》采取相信郑玄和陆玑的话，以为其皆傳授《毛诗》，渊源有自，可以采信，这是比较稳妥也比较客观的态度。《後汉书》卷五十五《鲁恭傳附弟丕傳》载鲁丕上疏曰：“臣闻说经者，傳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据鲁丕此言，汉代傳经各家，最重师法，其傳先师之言不苟，所说均有据，不敢以己言乱师法，故所述其家法，均渊源有自，不像後人敢於造伪，敢於诋毁。《毛诗》所言其师承，当然是应该相信的。
如上所言，毛诗在西汉最晚出，《史记》不载，是因为其时《毛诗》未显，司马迁不知的原因。其後至于元、成间，《毛诗》仍然不显，故《史记·三代世表》载张夫子问禇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按诸傳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据张夫子所称《诗》皆言契、后稷无父而生，可见当时《毛诗》未行，故张夫子不知。此後至于东汉初，《毛诗》仍然未显，其於西汉末平帝时虽因刘歆而得以立为官学，但影响仍然不大，故班固《汉书》亦所知不多，所记仅称有毛公这么一个人，自称其《诗》傳自子夏。班固的态度，当然不如对待《鲁诗》和《韩诗》，故其记载不详，亦不可作为《毛诗》不可信的依据。今观《毛诗》系统完整，释词析义前後一贯，所主美刺比兴之说，与《序》相合，亦与出土之《孔子诗论》合，其称出于子夏并无非无据。明季本解说《毛诗》出于子夏的原因说：
毛氏之学，虽自谓出于子夏，然《诗序》之来，毛亦不知起于何人，未敢断以为子夏作也。至郑玄则直指古序为子夏作，盖亦因毛学出于子夏之言而足成之也。夫子夏尝因论《诗》知学，而孔子称其可与言《诗》。又七十子中，子夏最后没，而其授徒又最多，后儒言《诗》者，遂依附之。故汉儒纂辑《家语》，因有子夏习于《诗》而通其义之说。子夏在孔门以文学名，而其用功，实以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求仁，孔子谓其知《诗》，得非以其得性情于言意之表，而非玩心于章句之末者欤？今观毛说浅陋牵强，往往有难通处，子夏之学必不如此，虽或得于其徒转授，则亦大失其宗矣。
子夏是孔子四门学生中以“文学”知名者，其对诸经的精熟，当是无疑义的。故其授学西河，学生众多，《诗》从子夏出，应该有所依据。宋人郑樵《六经奥论》说：
至武帝时，《毛诗》始出，自以源流出于子夏。其书贯穿先秦古书，惟河间献王好古，博见异书，深知其精。时齐、鲁、韩三家，皆列于学官，独毛氏不得立。中兴后，谢曼卿、卫宏、贾逵、马融、郑众、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学者翕然称之。今观其书，所释《鸱鸮》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当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汉兴，三家盛行，毛最后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说多从齐、鲁、韩氏，迨至魏晋，有《左氏》、《国语》、《孟子》诸书证之，然后学者舍三家而从《毛氏》。故《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傳之者。从韩氏之说，则《二南》、《商颂》皆非治世音，从毛氏之说，则《礼记》、《左氏》无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诗》独存于世也，鄭樵此论应该是十分精审而公平的意见了。且以《诗·大雅·生民》论之，《毛傳》解姜嫄为帝嚳后妃，《史记·周本纪》所载亦是“姜嫄为帝嚳元妃”，司马迁未见《毛诗》，故《史记·儒林傳》不记毛公事迹，亦不列《毛诗》，其称“姜嫄为帝嚳元妃”，显然是据先秦所傳《诗》说而论之。
洪湛侯《诗经学史》引清孙志祖《读书脞录》云：“西汉经训之存於今者，惟《诗》、《毛傳》最为宝贵，其所征引古书逸典，孔颖达作《正义》已不能详。”孙志祖所引如《丘中有
乾元国学
麻》，《傳》云：“子国，子嗟父。”《正义》云：“毛时书籍犹多，或有所据，未详毛氏何以知之。”又如《载驱》，《傳》云：“诸侯之路车有朱革之质而羽饰。”《正义》云：“《经》、《傳》不言诸侯路车有翟饰，《傳》必当有所案据，不知出何也书。”於此可见《毛诗》师傳当自汉以前来，是渊源有自的。
二、《毛诗》的特征 与《三家诗》比，《毛诗》属古文经。所谓古文经，一般本指用秦以前六国文字所书写之经书，但《毛诗》晚出，不可能是古文字，而应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讲授传习。但它也被称为古文经，可能与其为古学，与三家诗不同有关。《隋书·经籍志》说：“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傳，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隋志》也是从古学的角度论。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认为汉初古文尚多存世，识古文者亦不在少数，自武、昭後，先秦古书传世盖少，其存者往往归于秘府，於是古文之名渐为壁中书所专有。又在《汉书所谓古文说》中说，所谓古文，本专指孔子壁中书，但到後来，遂由书体之名而变为学派之名。则古文经学，在西汉时已不限在文字上，而指学派。王国维举《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经籍，冠以古字者，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等等，“所以别其家数，非徒以其文字也。”他说：“六艺於书籍中为最尊，而古文於六艺中又自为一派，於是古文二字，遂由书体之名而变为学派之名。”职是之故，王国维认为这就是《毛诗》被称为古文的原因。他说：“《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不言其为古文，《河间献王傳》列举其所得古文旧书，亦无《毛诗》，至後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傳》并称。其所以并称者，当以三者同为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惟卢子幹言‘古文科斗，近於为实’，而下列举《毛诗》、《左傳》、《周礼》三目，盖因
①《周礼》、《左傳》而牵连之。其实《毛诗》当小毛公、贯长卿之时，已不復有古文本矣。”王国维所说卢子幹，即卢植，他和郑玄一起从马融学，能通古今学。熹平年间太学立石经五经，以正文字，卢植上书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傳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王国维以为卢植所说的古文科斗，是指古文字，所举例有《毛诗》，并不代表《毛诗》也是古文，只是举《左傳》、《周礼》时连带及之。虽然如此，但已经说明东汉末，古文经的确已经将文字和学派混同了，而《毛诗》之古文经地位亦牢不可破。
《毛诗》虽非用古文书写，但其经文却多用假借，与此今文不同。据马瑞辰《毛诗古文多假借考》说，今文多用正字，经傳引《诗》说《诗》，亦多用正字。马氏举例说：“《毛诗·汝坟》‘惄如调饥’，《傳》：‘调，朝也。’据《韩诗》作‘愵如朝饥’，知‘调’即‘朝’之假借也。”又如《诗·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据《韩诗》作“能不我狎”，知“甲”即“狎”之假借也。古人一字多义，故多通假，《毛诗》独能保留古文之貌，故宜称古文也。
《毛诗》傳《诗》有什么特征，共与三家诗的区别在哪里呢？
《汉书·艺文志》载《毛诗诂训傳》三十卷，就名称看，三家或谓《鲁故》、《韩故》、《齐后氏故》、《孙氏故》，或谓《齐后氏傳》、《孙氏傳》、《韩内傳》、《外傳》，唯《毛诗》兼名“诂训傳”。诚如马瑞辰所说：“傳可以统训诂”，是《毛诗》有诂、训，亦有傳。“傳”者，乃推《诗》意以广之，马瑞辰举例说：“‘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之类，诂之体也。‘关关，和声也’之类，训之体也。若‘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则傳之体也。”《毛诗》以诂训与傳合一，而以诂训为主，诂训则用古文古义，此与三家不同也。然三家均有诂、有说，是三家亦主诂训，《葛蕈》“维 ① 以上所引王氏文，均见《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乾元国学
葉萋萋”，《韩诗章句》注：“惟，辞也。萋萋，盛也。”又“是刈是濩”句，《韩诗》：“刈，②取也。濩，瀹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即用《韩诗》所释，亦见其可采处不少。据马瑞辰说，郑笺宗毛，然於毛之外，用三家处不少，其间本于《韩诗》者尤夥。故知三家均有诂训，惟《毛诗》用古文古义处多耳。
《毛诗》虽然晚出，其源自谓出自子夏，汉代今文家虽不信，亦不甚疑，盖汉人说诗，各有家法，《毛诗》所释字词，要皆有来历，尤於古有据，“其语言文字名物训诂已有後汉人所不能尽通者”（胡培翬《胡君别傳》，黄山书社版《毛诗後笺·整理说明》引）。孔颖达《正义》解“诂训傳”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傳》。《傳》者，傳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释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诗》云古训是式，《毛传》云：古，故也。则‘故训’者，故昔典训，依故昔典训而为《傳》义。”孔氏以《毛诗》据《尔雅》诂训，故于古多合。按《尔雅》一书，或以为周公所作，或以为汉人叔孙通所作。张揖说：“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义。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傳，疑莫能明也。”又葛洪说：“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又，扬雄说：“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经》者也。”是《尔雅》所出，傳说不一，然其出于先秦，应该不成问题。盖古人不空立言，《经》成则须读诵讲解，故《尔雅》为解经而作，王充曰：“《尔雅》之书，《五经》之训诂。”当最精实。据此，亦知《尔雅》当出於《经》成之後。周祖谟先生《尔雅校笺序》说：“从这部书的内容看，有解释经傳文字的，也有解释先秦子书的，其中还有战国秦汉之间的地理名称。这样看来，《尔雅》这部书大约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累积编写而成的。”《尔雅》成书既早，又为解《经》而作，故汉代傳《诗》家若毛、鲁，其用《尔雅》为《诗》诂训应该是不错的。《毛诗》以《尔雅》为《诗》诂训，古代学者研究已经证实。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尔雅毛传异同》说：“《尔雅》与《诂训传》皆说诗之最古者也。《尔雅》始于周公，为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诂训传》作于大毛公，而渊源实出于子夏。故此二书之释《诗》，往往相合，然其中亦不无小异。或《诗》之所有，而《雅》无文；或《雅》之所释而毛无传；或《雅》、《传》并有释训而义趣逈不相谋。窃尝推其故：二书皆出子夏，而弟子各述其师说，则不尽同。《传》、《尔雅》之学者，虽稍増益其文，而未必取资于《诗》、《传》。毛公之传诗，亦自述其师说，著之于书，而未尝规摹于《尔雅》。是其同者由于所出同，而非剿袭其异者。由于述者之殊而非有意于立异也。”陈氏以为《毛傳》与《尔雅》相合，其不合处，是因为弟子各述其师说，则不尽同，是以著之于书，而未尝规摹于《尔雅》。秦汉人治经，经自经，傳自傳，故《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者，经也；著录《毛诗诂训傳三十卷者，傳也。师傳师授，皆凭口傳，不著竹帛，故经、傳字、词之异，是可以想见的。又古代字多通假，一字多义，或取假字以代本字，故须知本字、通假之义方可明《诗》。而《毛诗》独于此特征
① ①《文选》卷八《羽猎赋》“帝将惟田於灵之囿”句，李善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注：“惟，辞也。”又卷七《藉田赋》“袭春服之萋萋”句，李善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注：“萋萋，盛也。”清臧庸《韩诗遗说》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经典释文》卷五，同治八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乾元国学
鲜明。
《毛傳》长于古字古音之训诂，又由于当汉之时，《毛诗》独未立学官，未染时习，未羼纬书之说，故平实之说，甚合古意。如《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句，《毛傳》曰：“履，践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跡，敏，疾也。从于帝而见于天，将事齐敏也。歆，飨。”此谓姜嫄随夫祭祀，践其夫高辛氏足迹，从其夫而向上天致飨。这个解释与三家诗的附会应该是较为平实了。据《史记·周本纪》说，姜嫄于野外践巨人之迹而身动，如有孕者，遂诞后稷，明显是不可信的神话。故孔颖达《正义》说：“诸书传言姜嫄履大跡生稷，简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为高辛氏帝，盖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独言帝，不言上，故以为高辛氏帝也。”《毛傳》不信诸书傳之说，而以诂训字词解之，为得其实。按，此句“敏”字，《尔雅·释训》解为“拇”，拇指也。故郑《笺》从之，而解说：“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心体歆歆然。”此处郑与毛异，信从《尔雅》，毛之所以不用《尔雅》，孔颖达解为“毛意盖谓《尔雅》不可尽从故也。”郑玄笺《毛诗》，但《郑志》答张逸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隐略，则更表明。”此句有两义，孔颖达以为是毛、郑之异，马瑞辰则说是笺《诗》改读，非尽易《傳》。其实孔、马所说各得其实，郑与毛异义颇多，是不争的事实，而亦有非尽易《傳》而被认为与毛异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尔雅毛傳异同》说：“孔《疏》申毛，於其同者，則云毛依用《尔雅》为说；于其异者，则云毛谓《尔雅》未可尽从，殆未必然也。”
《毛傳》的优点当然在训诂之上，前人多所总结，大要有：
一、训诂渊源有自。如郑樵《六经奥论》所说：“鸱鸮》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是《毛傳》所采，皆有先秦文献依据。
二、多存古文。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毛诗古文多假借考》说：“《毛诗》为古文，其经字多假借。《毛傳》释《诗》，有知其为某字之假借，因以所假借之正字释之；有不以正字释之，而即以所释正字之义释之者。”例如上举“惄如调饥”句，马瑞辰说：“《傳》云：‘调，朝也。’正谓‘调’为‘朝’之假借。”是《毛诗》此用古文假借字，而《韩诗》及《鲁诗》则用“朝”（《韩诗》用“朝”说见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鲁诗》用“朝”说，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其依据盖据今本《说文》所引。）
三、训诂平实，少傳说不实之词。例如上举《大雅·生民》。又如《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句，《毛傳》：“玄鸟，鳦（同燕）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孔颖达《疏》曰：“毛氏不信谶纬，以天無命鸟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玄鸟降之日有祀郊禖之礼也。《大戴礼·帝系》篇说：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娀氏女简狄，则契为高辛之子，简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鸟至生商，则是以玄鸟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为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简狄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鸟以春分而至，气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将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记其也。”《毛傳》解玄鸟降而生商，谓玄鸟降之日，简狄郊禖而生契，不取玄鸟生商怪诞之说。商祖先契的出生，汉代纬候之书及三家诗均采简狄吞鳦卵而生契之说，郑玄《笺》亦谓：“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郑玄先从张恭祖习《韩诗》，故《笺》训异《毛》者，多本《韩》说。其答张逸说：“如有不同，即下己意。”如此处即与《毛》异，但附会鸟生人，亦太怪诞，不如《毛》远甚。
四、《毛傳》训释字词，精当准确。《诗》为上古人歌词，其用字与言词去後世太远，如非《毛傳》作诂训，是後之人难以读《诗》也。其例甚多，不烦引证，学者自得之可耳。①① 详见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雷学淇《介庵经学》、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等。
乾元国学
五、《毛傳》独标“兴”体。按，兴本《诗》六义之一，而《毛傳》独以解《诗》。对于此点，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云：“《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傳，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刘勰的意思是说，毛公独标兴体，是因为风、赋、比都通顺易懂，独兴之体隐奥，故须标出。《毛傳》用兴的情况一般是置于首章次句之下，但也有不少是标在第三句或第四句之下的。关于《毛诗》独标兴体的意义，洪湛侯先生《诗经学史》说：“毛公标‘兴’的价值，并不在于标得对、说得好，而在于首创精神，是毛公第一个将前人所传的赋、比、兴的作法，开始运用于诠解诗篇，为後人提供了一个说诗解文的途径。”
六、《毛诗》有序，用以说明各篇主旨，有解义，有指陈史事，合于《大序》所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之意。《毛诗》有序，三家诗是否有序，各家说法不一，至今日仍有争论。清魏源《诗古微》辨三家诗有序甚详，可参看。
第三节 《诗经》的主要内容
一、描写周民族发展的史诗
《大雅》五篇：《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
《生民》周人祭祀祖先神后稷的乐歌。后稷发明农业，定居有邰，地当在今陕西省武功县附近。《毛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第一章，写姜嫄怀孕生后稷。此章较为杂说纷纭者，在姜嫄如何生子。据《诗》，姜嫄“履帝武敏歆”，此“帝”何指？据《毛傳》说：“帝，高辛氏之帝也。”高辛氏即帝嚳，是以姜嫄为帝嚳之妃。孔《疏》说：“其夫高辛氏帝率与俱行，姜嫄随帝之後，践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为神歆嚮。”何以知高辛氏帝是其夫？因首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毛傳》说：“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下句：“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毛傳》说：“禋，敬。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其意是说，古者求子，必立郊禖，天子于玄鸟至之日，率后妃九嫔前往禋祀上帝于郊禖。对这个说法，郑玄却不同，郑《笺》解“帝”为“上帝”，解“敏”为“拇”，谓姜嫄踩到大神之迹的拇指之处。郑《笺》和《毛傳》这个差别太大了！毛公的解释是从人伦角度解姜嫄生子，依郑《笺》则姜嫄不需人道就可以生子，後儒对此或从人伦上讨论以为荒诞不经，或竟信以为神异，亦可以不经人道。
按以姜嫄为帝嚳妃，并不合史实，孔颖达《正义》引《大戴礼·帝系篇》说：“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锋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下妃，娵訾之女曰常仪，生挚。”是尧及契皆帝嚳之子，则后稷与尧、契皆为弟兄。但古史渺茫，傳说往往不同，又有以为帝嚳与尧为弟兄，姚际恒《诗经通论》说：“高辛氏，帝嚳也，与尧为弟兄，何以尧不用而舜始用之？或曰，尧官之矣，然后稷之生，其异如此，是有圣德而宜有天下也，丹朱不肖，何不傳弟而必傳异姓哉？且《诗》何不言帝嚳之子而言其母姜嫄，何也？此皆可疑也。”姚以帝嚳与尧为弟兄，有此之疑。对稷、契是帝嚳之子，前人已有怀疑，孔颖达《正义》引张融说：“稷、契年稚於尧，尧不与嚳並处帝位，则稷、契焉得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记》是尧之兄弟也，尧有贤弟七十，不用须舜举之，此不然明矣。《诗》之雅、颂，姜嫄履迹而生，为周始祖；有娀以玄鸟生商，而契为玄王。即如《毛傳》、《史记》之说，嚳为稷、契之父，帝嚳圣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则《诗》何故但叹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鲁何殊，特立姜嫄之庿乎？”此所引乃《鲁颂·閟宫》，是《閟宫》与《生民》所叙一致。马瑞辰驳姜嫄为帝嚳妃之说：“尝
乾元国学
合经文及《周礼》观之，而知姜嫄实相傳为无夫而生子，以姜嫄为帝嚳妃者误也。《周官·大司乐》‘享先妣’，郑注：‘周立廟自后稷为始祖，姜嫄无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使姜嫄为帝嚳妃，不得言无所妃，一证也；《守祧》‘奄八人’，贾《疏》谓：‘守七廟，又姜嫄廟。’使姜嫄为帝嚳妃，不得有嫄廟而无嚳廟，二证也；《诗》言‘履帝武敏’，而下言‘上帝不宁’，《閟宫》诗曰‘上帝是依’，是知帝为上帝，非高辛氏之帝，三证也；武，跡也；敏，拇；见於《尔雅·释训》，则‘履迹’之说相傳已久，四证也。”此皆可证帝嚳妃之说之无稽。据马瑞辰说，周人并未以姜嫄为帝嚳妃，若如此，似是《毛诗》一家之言。但司马迁并未见过《毛诗》，而其《周本纪》却说：“姜嫄为帝嚳元妃。”显然是据先秦所傳《诗》说，则见《毛傳》的确其来已久。当然，姜嫄为帝嚳妃之说，较姜嫄履神迹生子的傳说要晚，故司马迁两记之，其前记姜嫄为帝嚳妃，接下来便说：“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司马迁习《鲁诗》，此当是《鲁诗》之说，《鲁诗》亦并非无据，履迹之说，其来更久。马瑞辰说：“古方言履迹生者有三：一为宓羲（《孝经·钩命决》：“华胥履迹，怪生皇羲。”）；一为帝嚳（《路史》：“帝嚳父侨极取陈丰氏曰裒，履大人迹而生嚳。”）；合后稷为三。又言吞卵生者二：一为契（《殷本纪》：“简狄吞卵生契。”），一为大业（《秦本纪》：“女脩吞卵生大业。”）世代荒远，秦汉间已莫可考。殷、周之视唐、虞，犹秦汉之视周初，盖周祖后稷以上更无可推，惟知后稷母为姜嫄，相傳为无夫履大人迹而生，又因后稷名弃，遂作诗以神其事耳。”按，《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嚳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王逸注：“简狄，帝嚳之妃也。玄鸟，燕也。贻，遗也。言简狄侍帝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王逸此注其实一用《毛傳》，一用《鲁诗》，《毛傳》解简狄，帝嚳之妃，说：“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毛傳》解此与解《生民》相同，但《鲁诗》则以解为简①狄吞燕卵而生契，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亦用《鲁诗》说，与其在《周本纪》中调和之说不同。据《天问》，知吞卵之说早在先秦久已流傳，非汉儒臆造。王先谦引《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潜夫论》诸书，皆记此傳说，据此，是吞践之说较帝嚳之妃之说更为久远，且亦合上古时无父之母系社会事实，至于後代，遂以为无人道而生子未免於圣贤不恭，故生出帝嚳之妃的说法，此当是儒者所为。《史记·三代世表》记：“张夫子问禇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按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所谓“两言之”，正是後儒觉未经人道而生子之谬，而调和之，此可以解《周本纪》何以既记姜嫄为帝嚳之妃，又记其践巨人迹而孕的原因。
然《生民》若述姜嫄履帝迹生子，是未嫁而生子（依鄭笺，是未嫁生子，依毛傳则是帝嚳妃。），为何上句要有“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二句呢？按《毛傳》解释，禋是敬，弗是去，去无子。求有子，古必立郊禖焉（毛傳解姜嫄从夫郊禖，履其夫帝嚳之迹而孕，与鄭笺之解履上帝之迹不同。）。郑《笺》说，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都是说姜嫄精意从祀郊禖，以求子，既然如此，如何下章会有姜嫄既得子，反屡屡弃置之？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四说：“之祀盖从祀郊禖者，求有子也。求子而得子，又反弃之，有是理乎？”故方氏以为“克禋克祀”，不过是讲姜嫄“精意以致祭”，未尝言郊 ①《史记·三代世表》禇少孙曰：“《诗傳》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谓禇先生习《鲁诗》。
乾元国学
禖；“以弗无子”句的“以弗”是说“以其弗嫁，未字於人”，“无子”是说姜嫄“以其未字於人，故尚无子也”。方氏此说，从诗的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但将“以弗无子”拆字解释，终觉悍格难通。《生民》列於《大雅》，意在尊祖，其用於教化在周时，周人为何要强调姜嫄未嫁而生子呢？故“克禋克祀”二句，仍当以《毛傳》所讲为是，是说姜嫄精意求祀以生子。但上古当母系社会时，民知母不知父，姜嫄生子，并不一定是未经人道，所谓“未嫁”，乃後儒以为妇人之生子，必须出嫁有夫才是道理，殊不知母系社会女子无出嫁之事，故周人只立姜嫄之廟，不立其夫廟，盖不知也。母系社会中的姜嫄禋祀求子，本与未嫁无关，所以《生民》这两句与下句并不矛盾。至於《诗》中所言“帝”，仍当是上帝，此乃上古神话傳说，以凸显后稷生世奇异而已。《毛傳》讲王道教化，从秦汉时人伦常理而觉“上帝”之说荒诞不经，故改为帝嚳，此亦合於儒家不语乱力怪神的精神。至於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称“上云禋祀，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所谓‘帝’实即代表上帝之神尸。”据此说，是此诗乃据舞蹈而写，实则姜嫄生后稷乃周民族长期流传的传说，容或有口头韵文，诗人加工後为太师配乐、配舞，用於祭祖，故即使有舞蹈，也非诗之本义，而“帝”亦非指“神尸”。
以上为第一章，写姜嫄怀孕。第二章写后稷诞生之顺利。第三章写后稷受神祇保护之异。第四章，后稷生来即颖异，稍长即知稼穑。第五章，写后稷克勤人事，发明耕种等方法，被封於有邰。第六章，由播种到肇祀。第七章，祀以祈年。第八章，尊祖无怠，故周能得上帝眷顾，膺天命而有天下。
《公刘》相传后稷三传而至公刘（三传世次，容有遗漏），因受戎狄部落侵扰，公刘率领族人北迁豳地。此诗上承《生民》，下接《緜》。《诗序》说：“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於民，而献是诗也。”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四说：“《小序》谓‘召康公戒成王。’按诗无戒辞，召康公亦未有据。《集傳》漫从之，何耶？金仁山谓《七月》及《笃公刘》皆豳之遗诗，其言曰：‘《笃公刘》下视《商颂》诸作，同一蹈厉，《七月》亦然，岂至周、召之时而後有此哉！且周诗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为後人之作。《生民》之诗，述后稷之事也，而终之曰“以迄于今”。《緜》之诗，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笃公刘》之诗，极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详；《七月》之诗，上至天文、气候，下至草木、昆虫，其声音、名物，图画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岁而言情、状物如此之详，若身亲见之者？又其末无一语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决为豳之旧诗也。’按此说深为有理。然则此诗者固当豳民咏公刘之旧诗，而周、召之徒傳之以陈于嗣王歟？”此以为豳之旧诗，容或有理。然仅据诗歌内容判断，并未有实证，故《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臆断，不妨仍然以旧说为好。
第一章，写迁都，第二章，写迁豳之相观地形。第三章，写既迁之後，民情欢洽。第四章，写宫室既成後欢饮。第五章，公刘至豳能广、长其地，闢境广大，又定兵制，军分为三。第六章，写民夹芮水而居。方玉润《诗经原始》说：“首尾六章，开国宏规，迁居琐务，无不备具，使非亲覩其事而胸有条理者，未见其如是之覼缕无遗。又况千百载下人，能执笔摹而为之也哉？”
《緜》自公刘而後，历九世而传至古公亶父。因受薰育王狄侵扰，古公亶父率周人由豳迁岐。《诗序》说：“《緜》，文王之兴，本由大王也。”孔颖达《正义》说：“经九章，上七章太王得人心，生王业，乃避狄居岐，作寢门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兴之事。《叙》以诗为文王而作，故先文王之兴，而又追而本之。各自为势，故文倒也。”
第一章以瓜瓞之緜延不绝，兴周民族由小而大，子孙众多。“民之初生”二句，言公刘时，土、漆为豳二水名。至古公亶父，始自豳迁岐。
第二章，写古公亶父与太姜一起视察新址。
乾元国学
第三章，写周原之美，适于居住。第四章，写划定疆界，整理田畝。第五章，经营建国，作宫作廟。
第六章，写建筑宫室之盛况，亦见其人心欢欣。第七章，写城门、宫门既建，又兴宗廟大社。第八章，写今之文王能以德服戎狄。“不陨厥问”，“厥”指文王。第九章，写文王能以德服四邻之国，又能任用贤臣，周之兴可见矣。此诗编于《文王》、《大明》之後，若论世次，本应编在前，今编在後者，方玉润说：“若论世次，《緜》为首，王迹所自始也。次《大明》，再次乃《文王》。若论功德，周至文王而始大，自当以《文王》弁首。此编《诗》义例，亦即诗人意旨。从来说者不明作者深心，概谓之追述，而无所别。岂知周室之兴，其有得於天、地、人三者之厚，实有异乎历代帝王之数，故能如是之盛且远耶？然诗虽重地利，仍以威德为主，故後二章，一服昆夷，一感虞、芮，王道大行，天下归心。夫岂无因而致此哉？盖文王德修於内，四臣力赞乎外，故以作收。自古帝王未有不得人而能自昌者，地灵尤须人傑，是之谓耳。”此论诸篇排序之旨，颇有新意。
《皇矣》《毛序》说：“《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周人自述其开国历史的史诗，《诗序》称歌颂文王之作，但诗中多有歌颂王季，故有人认为此诗乃言王季上承其父太王，下传其子文王，全篇实为周人歌颂王季之德而作（陈子展说）。朱熹《诗集傳》则据实说：“此诗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清孟泰瞻《诗经摘葩》说：“通诗大意在求民之莫，而莫民惟以明德为主，各章言明德而又
①言帝者，见周之受命一本於天也。”方玉润亦据明德之义发挥说：“周虽世世修德，然至文王而始大。故此诗历叙大王以来积功累仁之事，而尤著意摹写王季友爱一段至德，一以见大伯让国之美，一以见王季实能不负大伯推让之心，故至文王而昌大也。文王圣德自不必言，而其所以昌大大王之业者，实自伐密、伐崇，始有文德，而又有武功。所谓‘一怒而安天下②之民’者。天之眷恋，虽欲不‘西顾’也，其可得哉？自篇中处处以‘明德’作骨，此尤周家世傳心学，与虞廷‘执中’受授无异。学者於此，断断不可轻意滑过。三代帝王，莫不本天德以为王道，若後世，则兵强马壮者为之而已。天命之归，亦未尝不有所眷顾，然杂霸、纯王之分，判若霄壤也。”方氏分析可以参考。
此诗共八章，章十二句，方玉润说：一章，天眷西顾，是全篇主脑，然自求民莫来，天岂有私於周哉？二章，接叙大王迁岐开闢景象，归重“明德”。通篇跟定二字发挥，是周历代傳心家学。
三、四章，写王季友爱，带出太伯，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而精理名言，粹美无痕，所以为佳。五章，以下叙伐密、伐崇。连用“帝谓文王”句，特笔提起，是何等声灵！通篇文势皆振，後代文唯韩愈往往有此。六章，定都於程。七章，不脱“明德”字。三圣明德，亦作三样写。上章伐密，止“按旅”一句，此下伐崇，备久而後降，是文章详略相间法。八章，“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谓王者之师也。
《大明》诗作于武王克商之後。《毛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郑《笺》说：“二圣相承，其明德日以广大，故曰《大明》。”全诗八章，首章言殷商失德，故天命将易改。次章写文王之出生，其母太任自殷之属国挚来嫁周之王季，因孕而生文王。三章写文王小心昭事上帝，受天之眷顾，故四方之国来附。四章，写天命集于周，文王与太姒亦在作之合。文王闻太姒有美德，故曰：大邦有子女，可以为妃，故求婚。五章，写文王行文定之礼，亲迎以成婚。六章，写周有天命，故太姒生武王，遂启伐商。七章，写武王伐商，矢於牧野。此节可与《尚书·牧誓》参看。八章，写牧野之战。《尚书·牧誓》记武王誓师，而此诗则 ①②清乾隆丁未（五十二年）孟泰瞻敦素堂未刊本。《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乾元国学
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伐商的激烈战斗的场面。诗写煌煌然鲜明之战车、彭彭然强盛之战马在广阔的牧野奔驰，主帅尚父勇猛如鷹之飞扬，佐武王而战，较《尚书》更加生动。孟泰瞻说：“文王处说德，武王处说功，诗人之斟酌如此。”
二、爱情与婚姻题材
《诗经》中的爱情诗主要集中在《国风》中，即以《诗经》的第一篇《周南》中的《关睢》为例，就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这当然是今人的说法，古人治经，多从教化言，而教化乃自孔子以来之儒家说经者言。故宋以前人解《诗》，多信小序。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本义”条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阳）修。”至于朱熹，作《诗集傳》，受郑樵之说影响，不信小序，而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於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傳序》）自朱熹以後，治《诗》者分攻《序》与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至近代，遂尽废小序，新说异端层出不穷，至今，则无人信《小序》，亦无人信汉儒旧说矣。然则若如当代所说，《国风》尽是民间歌谣，如《关睢》亦是描写恋爱的作品，其实也离不开对古义的学习和了解。即如《关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来说，我们可以按照现在的了解说是，那一个幽闲美好的女子，是君子好的对象。这“对象”二字，当然是今人的词语，如果按照原意可以说是配偶。但即使作这样很现代的解释，也仍然离开不了《毛傳》。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解释仍然要建立在古注的基础上。如果不读《毛傳》，你如何会知道“窈窕”是“幽闲”的意思？幽闲是善、好的意思，马瑞辰《毛诗傳笺通释》引《广雅》：“窈窕，好也。”又引《方言》：“窕，美也。陈、楚、周南之间曰窕。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所以读了《毛傳》，才知道这“窈窕”二字可以解为幽闲，解为善、好。可见学习《诗经》，是离不开《傳》、《笺》的。其实还不止这样简单，“窈窕”并不仅如《毛傳》所说，还有解为“深远”的，这是指淑女所居处所窈窕深远，郑玄《笺》说：“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孔疏》更据郑《笺》解为“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状窈窕然，故《笺》言幽闲深宫是也。”郑玄解“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其义有些模糊，到底这“窈窕”是指淑女，还是指居处？孔《疏》径直解为深宫，但马瑞辰说《孔疏》误解了郑《笺》。不管怎
①么说，“窈窕”一词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如王肃就据《方言》解为“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这又是一种解释，哪一种解释更有道理呢？如何取舍判断呢？可见不读经、傳，是不可以的。否则就真如电视上的“百家讲坛”了，臆度胡说。再如把“逑”解为配偶说，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毛傳》谓“逑，匹也。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但郑《笺》却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这完全与《毛傳》不同。所以当你将此句译为淑女是君子好的配偶时，你其实是用的《毛傳》，你并不知道还有另外的解释。无论你认为哪一种对，但都得要知道毛、郑是有不同的。而以下各句的训诂和解释，全都与这个解释相关。
②朱熹谓风诗为里巷歌谣之诗，又诋其中男女淫泆自作者二十四首，此说为後世解风诗为男女爱情之作奠定了基础。然马端临《文献通考》所驳，亦不能说无理。其谓：“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齹赋《野 ①② 《方言》：“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
朱熹以为男女淫泆之诗二十有四：（1）《邶风·静女》、（2）《鄘风·桑中》、（3）《衞风·木瓜》、（4）《王风·采葛》、（5）《丘中有麻》、（6）《郑风·将仲子》、（7）《遵大路》、（8）《有女同车》、（9）《山有扶苏》、（10）《蘀兮》、（11）《狡童》、（12）《褰裳》、（13）《东门有墠》、（14）《丰》、（15）《风雨》、（16）《子衿》、（17）《扬之水》、（18）《出其东门》、（19）《野有蔓草》、（20）《溱洧》、（21）《陈风·东方之日》、（22）《东门之池》、（23）《东门之杨》、（24）《月出》。
乾元国学
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期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蘀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衞之诗，未尝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是知《诗》之解，未必即如今人之自以为是也。
《关睢》（阅读）
《关睢》是《诗经》第一篇，也是四始之第一始，《诗》大序就在此篇之前，历来受到治经的人的重视。《诗小序》说：“《关睢》后妃之德也。”孔颖达《疏》说：“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窹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后妃之德为什么要置于首篇呢？《诗序》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睢》是风诗之始，可以风化天下而使夫妇正。夫妇是家，由家至于乡，由乡至于国，由国至于天下，是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礼记·曲礼》说：“天子之妃曰后。”《关睢》是颂扬文王之妃的。文王之妃有美德，有什么美德呢？孔颖达解释为：“性行和谐，贞专化下，窹寐求贤，供奉职事。”也就是《诗序》所说：“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是《关睢》之义也。”孔颖达说：“后妃心之所乐，乐得此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忧，忧在进举贤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伤处窈窕幽闲之女，未得升进，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劳神苦思，而无伤害善道之心，此是《关睢》诗篇之义也。”这里的关键是“忧在进贤”上，是谁“忧在进贤”？是后妃呢？还是淑女就是指的后妃。郑玄和孔颖达，都是将此篇题旨理解为后妃忧在进贤，不淫其色，不忌妒上。但是否就是《诗序》和《毛传》之意呢？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此淑女即为后妃，非谓后妃求贤也。又说：“后妃求贤之说，始于郑《笺》误会《诗序》‘忧在进贤’一语为后妃求贤。不知《序》所谓进贤者，亦进后妃之贤耳。孔《疏》不悟《序》及《毛传》与《笺》异义，概以后妃求贤释之，误矣。”按照《毛传》之说，《关睢》是赞美后妃是王之佳偶的意思，所以解“君子好逑”之“逑”为“匹”说：“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但郑玄却解“逑”为“仇”，取《左传》之义说：“怨耦曰仇。”于是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一个“逑”字解释的不同，就带来了对诗意理解的不同。按，《毛傳》作“逑”，．．．．．．《鲁诗》作“仇”，《毛傳》释“逑”为“匹”，《鲁诗》作“仇”，当据《尔雅·释诂》文，亦解为“匹”。然《尔雅·释诂》以“仇”与“雠”“敌”等合释，故其义与“逑”之“匹”不同。《毛傳》释“逑，匹也”，是匹配的意思。故《傳》称：“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好匹。”《鲁诗》用“仇”，乃与“怨”有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众经音义》载东汉李巡注：“仇，怨之匹也。怨耦曰仇。”郭璞《尔雅注》则引《诗》曰“君子好仇”作注，可见《鲁诗》“仇”字与《毛傳》“逑”字义不相同。刘向世习《鲁诗》，《列女傳·汤妃有㜪傳》云：“《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也。”则见《鲁诗》以诗中淑女能和好众妾之怨来解“仇”字。“怨耦曰仇”，出於《左傳》，其与“逑匹”之“逑”不同。马瑞辰说：“雠怨之‘仇’当作‘仇’，逑匹之‘逑’当作‘逑’。”①可见《毛傳》之“逑”与三家诗“仇”义不同，但郑玄用三家诗义，故王先谦说郑玄“用鲁说改毛”。
郑玄改《毛傳》，是服从於他的《诗》学立场的。他先习三家诗，故其笺毛往往以三家诗改毛，以求合其对《诗》的理解。以下各句就建立在不同的解释之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荇菜，《毛传》解为接余，是一种水生植物。《毛传》说是可以用来事宗庙也，所谓：“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则是荇菜可用以祭祀。“左右流之”，流，求、取也。求取荇菜，以备祭祀，但郑笺却解“左右”为“佑助”，说是“后妃将共荇 ① 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2004年第三次印刷。
乾元国学
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嫔以下，皆乐后妃之事。”其解与《毛传》又不同。郑玄此解从《鲁诗》，《鲁诗》则据《尔雅·释诂》：“诏、相、导、左、右、助，勴也。”郭璞注：“勴，赞勉。”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说“勴”即“＃”（“非”下+“勴”，音“慮”）之省，许慎《说文解字》：“＃，助也。”按，“左右”二字，《毛傳》未解，孔《疏》解同郑《笺》。朱熹《诗集傳》谓荇菜“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①欧阳修《诗本义》则解为“左右之人”，均不从郑《笺》。陈奂《毛诗稽古编》赞成郑《笺》，驳朱子“无方”之说不合“芼”义。盖朱子释“芼”为“熟而荐之”，陈氏说“熟而荐之，於礼当有常所，安得云无方乎？”又驳以“左右”为“左右手”之说曰：“‘佐佑’，俗字也，别作‘佐佑’字，以当‘助’义，非古也。”以“左右”为“助”，牵涉到“淑女”是否即后妃本人的理解，《毛傳》以淑女即后妃，欧阳修、朱熹同《毛傳》，但郑玄则以淑女为三夫人以下，孔颖达《正义》说：“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此孔氏援《笺》合《傳》，曲为附会，未合《傳》意。故胡承珙《毛诗後笺》说：“然《傳》意本以‘淑女’
③即‘后妃’，则‘左右’不必如郑《笺》‘佐助’之义也。”
至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句，《毛传》只是解释“寤，觉。寐，寝也。”那么主语应该还是文王，文王寤寐求此窈窕淑女。当然，这样解释，似乎对文王不好，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就说：“以淑女为后妃，仅宜于首章耳，次章‘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指文王则妨于义。”为什么妨于义呢？文王是圣贤，是行教化于天下的，怎么能对淑女辗转反侧呢？陈氏说如此“则与《月出》、《陂泽》相去无几，尚得谓性之正乎？”《月出》、《泽陂》都出自《陈风》，《月出》见《作品选》第20页，《泽陂》有“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语，《毛序》说：“《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如此淫诗，怎么可以用来解释文王呢？所以郑玄说这句诗的主语是后妃，“窈窕淑女”是指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寤寐求之”，是“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以下几章的解释就在此基础上展开。至于“琴瑟”和“钟鼓”，《毛传》分别解为“宜以琴瑟友乐之”、“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友之”、“乐之”说的是亲近之意，但郑玄对“琴瑟友之”解为“同志为友，言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时乐必作。”是说后妃与贤女和好亲近，其时琴瑟钟鼓之乐作。这就是郑玄所说的后妃不忌妒，不淫其色，思进贤女的意思。这是后妃之德，文王后宫之德化行天下，故天下夫妇正，夫妇正则天下正也。从以上毛、郑之解看，二家之异是显而见的，後世在《毛传》的基础上更加强了礼教教化的意义。当然，仅就歌词看，解为爱情之诗，也是合适的。所以现代学者多以为这是描写爱恋的作品。所谓现代学者，当然是指五四以後受新教育的学者。但也正如有的学者怀疑的那样，如果是民歌，诗中不应出现“琴瑟”、“钟鼓”这样显然是贵族身份才有的礼乐之器，要知道先民们的咏歌，都是就自己熟悉的事物发咏，且礼制分明，不容用不合自己身份的器物来咏歌。其实诗之作和诗之用，是不同的。诗作可能出于民间，但太师采以入乐，亦加以
④改造，并按照礼制规定施用于不同场合。“二南”在周时是房中乐，的确合于正夫妇的内容。此乐既用于朝廷，则其所具有的意义，自然要合于统治者的意志。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最早赋予《诗》礼教之义的，应当是乐师，他说：“原来《诗》篇传自宫廷乐师之手，附会解释 ①②③④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据宋本排印，1980年重印本。
《清经解》本，道光九年初刻本。
黄山书社1999年8月排印本，第16页。
鄭玄《诗谱》曰：“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是鄭玄之前已以二南为房中乐。後人如朱熹《诗集傳》：“周公„„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筦弦，以为房中之乐。”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国风·周南》：“圣人取之，以为房中乐，以其言皆夫妇昏姻、男女子息之谣，故被之筦弦，可以用之乡人，用之邦国焉。”
乾元国学
在乐师传承时代已逐渐滋长产生。”此外，二《南》与其馀诸风有异，虽然正、变风之说未必正确，但二《南》的确有所不同。一是时代可能较早，按，“二南”之名，一般以为是指周公旦、召公奭采邑之南地，故称二南。周在东，召在西，分陕而治，故二南皆周、召封地以南之诗。《周南》篇目有《樛木》《汉广》《汝坟》等等，已明言其地矣。《水经注·江水》引《韩诗·周南序》说，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自陕以东，周公治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楚地记》说，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是其境东北至汝，南至江，北至汉也。《召南》其境西北至蜀，东南则至南郡。二《南》之诗，自郑玄以来均以为文王时，朱熹《诗集传》亦从之。但也有产生较晚之诗，如《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公称伯，在武王分陕之後，明非可能在文王时。《左传》、《孔丛子》、《韩诗外传》及《史》《汉》诸书，均称此诗作于召公久没之後，西周遗民追思之词。又《召南·何彼穠矣》云：“何彼穠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此亦明为东迁以後诗。《毛传》
①将“平”训为“正”，平王即正王，也即文王，未免太曲解。其次，二《南》诗风和平雅正，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其地又多文明象，且亲被文王风化，故其为诗也，融浑含蓄，多中正和平之音，不独与他国异，即古豳朴茂淳质之风，亦不能与之并赓而迭和。”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亦说：“二《南》有和他国风绝然不同的一点，二《南》文采不艳，而颇涉礼乐；男女情诗多有节制（《野有死麕》一篇除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只在二《南》里
②适用，其他国风全与礼乐无涉（《定之方中》除外）。”故此，孔子对二《南》评价亦与别的诗不同。《论语·阳货》：“子谓伯鱼：当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正墙面而立，即谓对墙面而立无所睹见也。又《孔丛子》载：“子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所以盛。”可见孔子对二《南》的重视，亦见儒家将二《南》置于风之首的用意。对于《关睢》，孔子亦说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新近发现的楚竹简《孔子诗论》，亦称：“《关睢》之攺（怡）也。”可见《论语》所记孔子对《关睢》的评价不误。至于《鲁诗》说《关睢》是刺诗，则似乎与孔子原意有违。清人姚际恒驳《序》、《傳》之说，以为此诗乃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婚之作，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姚氏驳《序》、《傳》是对的，但归之于美世子初婚，仍然膠着。故其以为此诗乃“周邑之咏初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不宜焉。”方氏反对《序》之文王太姒之德说，但说：“然非文王、太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归於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耶？圣人取之，以冠三百篇首，非独以其为夫妇之始，可以风天下而厚人伦也，盖将见周家发祥之兆，未尝不自宫闱始耳。故读是诗者，以为咏文王、太姒也可，即以为文王、太姒之德化及民，而因以成此翔洽之风也，亦无不可，又何必定考其为谁氏作歟？”《关睢》一篇是《三百篇》之首，故古人之解，不论宋儒，即姚、方亦不敢违离太甚，此亦说明《二南》之诗的确有着其特殊之意义，虽今人亦未可完全脱离古说而臆说也。
从以上对《关睢》的分析来看，就研究的角度说，我们不能不顾经学史上的《诗经》学，不能脱离经学侈谈文学，当然若论欣赏，则是见仁见智了。
就现代《诗经》研究情况看，可以将《诗经》内容按照我们今日的理解划分，即如我们所大致分析的这几类，但应该知道，一旦进入研究，必须要充分了解经学史的事实。
以上以《关睢》为例，旨在说明真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是不能不顾经学史事实而随心所欲地阐释的。以今日之爱情诗看《诗经》，大致可以作如下分析：
从我们分析出来的爱情内容看，诗经》爱情题材丰富多彩，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妇女形象，有贵族女子，也有平民百姓。有的矜持，有的则活泼大胆。表现的情感，也是有的热烈，有 ①② 此解参考游国恩先生《中国文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4—37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二次印刷，页59。
乾元国学的羞涩。比如《邶风·静女》（文学史页70），这是一首男女约会的诗，诗以男子口吻写幽期密约。诗分三章，第一章是约会时男子焦灼地等待，而女子的调皮、可爱也分明可见。第二章写女子送给男子礼物以定情，男子幸福地回忆。第三章写男子对情人礼物的珍爱。诗中少男少女纯洁的爱情，似一泓清水，沁人心脾。又如《卫风·木瓜》（讲义）这也是写互赠②定情之物。女子赠以木瓜、木桃、木李，男子则报之以琼琚、琼瑶、琼玖，不在于礼物本身，正如诗中所说，乃在于企盼“永以为好也”。在叠章和歌唱中，礼物都在不断地转换，只有这句祝愿之词，却始终不变，表明诗人对“永以为好”的珍视和盼望。
以上两首是对定情那美妙时刻的描写，而相思相恋，更是《诗经》中的主题。比如《王
③风·采葛》（讲义），写一位男子对情人的思念，表达他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痛苦心情。随着叠章的变化，诗人的感情也不断地变化加深。第一章是“如三月兮”，第二章是“如三秋兮”，第三章是“如三岁兮”，月、季、岁的时间转换，刻划诗人对情人爱恋的加深。又如
④《郑风·子衿》（讲义），写一女子思念情人，以己悠悠之心，全系于情人身上。
一、二章微有哀怨，但这哀怨只是相思无奈之情，并非真的哀怨；第三章进一步描绘自己相思的程度。
以上是青年男女的青春恋歌，《诗经》中描写的爱情生活，丰富多样，姿彩纷繁。有欢乐的，也有痛苦的，有明快的，也有怅惘的。如《召南》中的《摽有梅》一首，就是一位到⑤了婚龄女子的哀怨（诗见讲义）。这首诗以梅子落地，以树上的梅子由七成而三成的递减，比喻青春之将逝，盛叹青春不驻，希望能够早日缔结连理。
⑥与此诗不同，《郑风·溱洧》则是一首美丽活泼的男女对歌。这一对青年男女在有趣的对白中，表露的是纯洁、天真而又微带调皮之风情。
在《诗经》中，我们看到先民们对爱情的追求，大胆自由，全没有后世受到礼教约束那样艰难。虽然如此，也仍然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豳风·伐柯》所说：“伐柯如何？ ①
① 《诗小序》：“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毛传》：“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以遗我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又解“彤管”说：“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日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着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郑玄笺云：“彤管，笔赤管也。”宋人欧阳修怀疑此说，以为“若彤管是王宫女史之笔，静女从何得以遗人？”因谓此诗：“据序言：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徳，谓宣公与二姜淫乱，国人化之，淫风大行，君臣上下、举国之人皆可刺，而难于指名以徧举，故曰刺时者，谓时人皆可刺也。据此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朱熹《诗集传》即承此说以为是“此淫奔期会之诗也。”
②《毛传》：“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以车马器服焉。卫《诗小序》：“采葛，惧谗也。”《毛传》：“桓王之时，政事不明，臣无大小，使出者则为谗人所毁，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
③故惧之。”朱熹《诗集传》：“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④《诗小序》：“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刺学校不修焉。”欧阳修《诗本义》反对毛、郑之说，以为：“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爾。”但朱熹《诗集传》将“青衿”解为男子之衣领，与学校无涉，而认为是男女淫奔之诗，是为得矣。他说：“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⑤《诗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欧阳修《诗本义》以为“乃是男女失時之詩也”，与《序》不同。朱熹《诗集传》说：“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大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然南国既被文王之化，女子嫁不及时，何来有强暴之辱？当以欧阳修所说“男女失时之诗”为得。
⑥《诗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乾元国学
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又如《齐风、南山》说：“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都对婚姻作了规定。这自然限制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的自由，心中有怨，因而言之于歌诗，《鄘风·柏舟》即反映了青年女子追求婚姻自由，对“父母之命”的反抗，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坚贞纯一，以及对父母不能理解的愤怒和无奈。和此诗差不多的有《郑风·将仲子》，这一首诗与前一首不同的是，这个女子在诗中对情人表示了拒绝，为什
①么呢？因为父母、诸兄及人言皆可畏惧。此诗写出了恋爱中女子内心的矛盾、迟疑，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
《诗经》中的女子，个性分明，有的活泼，有的温柔，有的炽情如火，有的静如止水。如《郑风·山有扶苏》。这是一个乐观开朗，天真活泼的女子，她满怀喜悦地前来与情人相会，然而“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于是她由喜而气，但这气并不是愤怒，而是以游戏之笔，笑骂之口吻，来表达内心的失望。
②以游戏之笔来表示爱情的，《诗经》中为数尚不少，如《郑风·褰裳》即是（见讲义）。此诗写一位少女，徘徊于溱水之等待情人，情人长久不来，姑娘爱怨交加，而产生了种种之猜想：
你要是爱我、想我，你就该淌着水来了！你为什么不来呢？
姑娘徘徊着，蹙眉而思，一阵风掠过，水面漾起一层涟漪，这似乎是姑娘心中的情感之波，于是姑娘说：
你这个傻小子啊，你不爱我，难道就没有人爱我了吗？
这样的情歌就在这样的哀怨声中结束了。这正是诗的魅力所在，其无穷意在诗外，由读者去猜想。郑振铎说：“《郑风》里的情歌，都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种媚态，一种美趣。„„‘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似是《郑风》中所特殊的一种风调。这种心理，没有有一个诗人敢于将她写出来！”
③与《褰裳》中女子性格完全不同，《郑风·狡童》（讲义），写一个失恋的女子深深陷入了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吃饭、睡觉都不能正常，这是一个柔弱的、多善感的女子形象。
④以上大都是女子相恋的情歌，若《郑风·丰》又不同了。诗歌这样写道：
⑤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⑥⑦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⑧衣锦褧衣，裳锦褧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裳锦褧裳，衣锦褧衣，叔兮伯兮，驾予与归。
诗歌的前二章写女子拒绝了情人之后的懊悔，后章则是女子表示自己愿意嫁给男子之词。值得玩味的是，这个女子为什么要拒绝这男子？既然拒绝之后，为什么又后悔？她对这 ①《诗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毛序》：“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郑笺：“狂童恣行，谓突与忽争国，致大亂焉。”
②更出更入，而无大国正之。”孔《疏》以为公子忽为庄公世子，于礼宜当立，诗人不当刺之。按，《郑风》《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等，《序》皆称刺公子忽，不知何故。
③④⑤⑥⑦⑧《诗序》：“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按权臣指祭仲。《诗序》：“丰，刺乱也。昏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 《毛传》：“丰，丰满也。” 《毛传》：“昌，盛壮貌。”
《传》：“将，行也。”《笺》：“亦送也。”
《毛传》：“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褧，襌也。蓋以襌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䌶（zī）衣纁袡（ran）。”
乾元国学
男子满意么？满意什么？她不满意么？不满意又是什么？
以上是青年男女的爱恋之歌，《诗经》中以婚姻为题材的作品，不仅数量大，内容也丰富。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类：
（一）新婚的欢乐与幸福 《唐风·绸缪》
①这是一首喜庆意味十足的新婚诗，诗人抓住男女初见面那一瞬间的美妙时刻，描写新人喜悦兴奋的心情：“今歹何歹，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是新郎新娘难以压抑的激动。方玉润说：“《诗》咏新婚多矣，皆各有命意所在，唯此诗无甚深义，只摹写男女初遇，神情逼真，自是绝作。”（《诗经原始》）
（二）婚后生活的和谐美满
婚前爱恋的激动、不安、躁动，固然容易感动读者，也给读者带来美的遐思，但婚后的②美满、和谐、平静、幸福，则是爱情的进一步发展。《郑风·女曰鸡鸣》就是这样的诗。全诗采用问答方式，写晨鸡报晓而男子仍贪恋温柔之乡。妻子贤惠而通达，催促丈夫起床去河边射猎野鸭和大雁。夫妻之间的恩爱亲笃，是一幅怡人家庭图景。
与此同调的还有《齐风·鸡鸣》，亦用对话体写男人的贪恋床第之私欢。不同的是，这个男人不用去打猎，他应该是一个大夫，企图懒朝，但女子识大体，怕惹人非议。全诗对白简洁有趣，情趣盎然，生动活泼。
（三）哀怨类 弃妇之诗
“弃妇现象”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比如古乐府《上山采靡芜》，又如著名的秋胡故事、朱买臣休妻故事、陈世美故事等。汉魏以后，弃妇渐渐受礼教保护，故负心汉常受舆论谴责，仕途亦受影响。但在先秦，弃妇似乎仅有哀怨而已，仅留下“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的告诫。《诗经》中著名的作品是《衛风·氓》（课文）。
《毛序》：“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復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又如《邶风·柏舟》，此诗《毛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①《毛序》：“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朱熹《诗集传》：“国乱民贫，男女有失其时，而后得遂其婚姻之礼者。诗人叙其妇语夫之辞曰：方绸缪以束薪也，而仰见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见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谓曰子兮子兮，其将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庆之辞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不同意朱子定为“国乱民贫”之时，说：“此贺新婚诗耳。‘今兮何兮’等诗，男女初婚之夕，自有此惝（chang）怳(huang)情形景象。不必添出‘国乱民贫，男女失时’之言，始见其为欣庆词也。《诗》咏新婚多矣，皆各有命意所在，唯此诗无甚深义，只摹写男女初遇，神情逼真，自是绝作。”刚案，朱子盖就《小序》而略加修订，视《小序》又自为得理之正。
②《毛序》：“女曰鸡鸣，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孔《疏》：“言古之贤士不留于色，夫妻同寝相戒夙兴。其女曰鸡鸣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兴也。此子于是同兴而视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烂然，早于别色之时，早朝于君，君事又早终，间暇无事，将翱翔以学习射事，弋射凫之与鹰，以待宾客为饮酒之羞，古士好徳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徳，唯恱美色，故刺之。相对与语，故以夫妻释之。”朱熹《诗集传》：“赋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际也。明星，启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缴射，谓以生丝系矢而射也。凫，水鸟，如鸭青色，背上有文。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言女曰鸡鸣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则不止于鸡鸣矣。妇人又语其夫曰，若是则子可以起而视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烂，然则当翱翔而往，弋取凫鴈而归矣。其相与警戒之言如此，则不留于宴昵之私可知矣。”
乾元国学
朱熹《诗集傳》以为女子自作，说：“妇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朱子此说当受刘向《列女傳》影响。《列女傳·衛宣夫人》记曰：
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门，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衛，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终不听。衛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巻也。”厄穷而不闵，劳辱而不茍，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
颂曰：齐女嫁衛，厥至城门，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后，君欲同，女终不浑。作诗讥刺，卒守死君。
《列女傳》所记，前人据史傳驳以为无此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说：“《邶风·柏舟》，朱子据《列女傳》指以为妇人之诗，今观《列女傳》所记与衛事全不合，不知朱子何以取之？彼以此诗乃衛宣公夫人自誓所作，„„夫衛自康叔迄君角，计三十七君，其称宣公者，止庄公子晋耳。宣夫人始则夷姜，烝父妾也；继则宣姜，夺子妇也。二姜之外，不闻别娶於齐。宣公卒後，但闻宣姜鹑鹊之醜，不闻更有守义之姜也。《列女傳》之说，或云出自鲁诗，未知果否？要其妄为此说者，必因《鄘风·柏舟》是共姜自誓之诗，故讹造此事以配之。以宣公当共伯，以宣公弟当共伯弟武公也。凿空傅会，莫甚於此。朱子则信之，而反移以诋《叙》，何以服人乎？”《列女傳》所记与史事不合，故称此诗为衛宣公夫人作，不可信。朱熹因为要反对《小序》，故信《列女傳》而疑《序》。陈启源说：“朱子虽引《列女傳》为证，然为全用其说，而疑为庄姜诗，盖欲心知其非，特欲借之以助己排《序》耳。”事实上，朱子晚年已经更定其说，胡承珙《毛诗後笺》说：“朱子作《孟子集注》，仍用《序》说。考朱子《诗傳序》成於淳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则是晚年定论，仍从古《序》。”据此，是朱熹晚年仍用《诗序》。按，刘向《列女傳》辑贞烈妇女故事，配《诗》以证，其所采择，未必尽出《鲁诗》，前人已多所分辨。即以此为例，刘向上疏成帝论弘显倾陷正人，引此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说：“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正与《小序》相合，此证《列女傳》引诗可能并非刘向本意。又其《说苑》引此诗後说：“《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后可与济难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亦与《序》称仁人、小人之义合。其後《焦氏易林·乾》及《大过》皆称：“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王逸注《九辩》，引“我心匪石，不可卷也”，及马融《长笛赋》：“於是放臣逐子，弃妻离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欑乎下风，收精注耳。靁叹颓息，搯膺擗摽。”都指士不遇，而非谓女子。至东晋湛方生撰《贞女解》（《艺文类聚》十八），称：“志存匪石之固，守节穷居。”则是明用《列女傳》。其他如晋人潘岳《哀永逝文》：“中慕叫兮擗摽”、张协《七命》：“㷀嫠为之擗摽”，皆用“擗摽”一词，非干《序》义。不过，汉魏以後人或用《诗序》，或用《列女傳》，并不能证明什么，要在西汉人如何解读此诗。除刘向所用外，西汉时尚见有《孔丛子》所载孔子的议论。《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
乾元国学
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孔丛子》一书，後人有疑其伪书，但并非全书皆伪，其所记材料，往往与古书合，当是孔氏後人辑集孔子事迹、言语之书，未可作伪书看。即以此条记载看，亦与《孟子》评此诗合。《孟子·尽心下》说：“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以此诗比孔子，显然用仁人、小人之义，与《孔丛子》记孔子的评论一致，故当可相信。又，西汉初年贾谊《新书》说：“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此解亦与《小序》合。王先谦称时惟《鲁诗》，故据以为《鲁诗》说，此後世反《毛序》之人又一通病也。《诗序》有明据不依，为何要曲证失傳之《鲁诗》呢？
至於後人说此诗为女子口吻，亦难定论。清抉心主人《诗经汇解》引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首章 言饮酒、遨遊，此岂妇人之事？”又引黄元吉说：“胡一桂据‘不能奋飞’句知为妇人之诗，今正以此句知非庄姜诗。妇人从一而终，岂可自飞？而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庄姜之愠厚和平如此，焉得生欲飞之念哉？”又引秦震宇《诗测》曰：“玩‘亦有兄弟’二句，必同姓之臣所作，《序》说恐不可易。若以为庄姜诗则庄姜係齐东宫之妹，安能自衛
①往诉？且妇人三从，即往诉之，意欲何为耶？”
（四）讽刺类 《邶风·新台》、《鄘风·牆有茨》、《陈风·株林》。《诗·新台序》：“新台，刺衛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左傳》桓公十六年记此事说：“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取于齐而美，公取之。”是此诗所讽衛宣公之乱伦，确有其事。诗明显同情齐女和嘲讽衛宣公，将衛宣公比作癞蝦蟆，同情齐女青春美貌，燕婉之求，却得此蟾蜍。古代社会中统治者取年轻女子并不罕见，但如衛宣公这样公然霸占子媳，自然是不合礼法，因而受到百姓的嘲骂。
《牆有茨》与《新台》有关，《诗序》说：“《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左傳》闵公二年记此事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此昭伯即公子顽，急子之弟（据《史记》，服虔以为急子庶兄）。齐人，竹添井井以为即齐僖公。齐人所以让公子顽通于宣姜，盖宣公已死，惠公年少，欲扶置齐在衛的势力之故。昭伯不可者，据竹添井井说，昭伯早与宣姜私通，此故作虚饰耳。衛国之事，确如《牆有茨》所说：“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其关系之混乱，实难理纪。大概是衛宣公（衛庄公之子，桓公之弟）烝其庶母夷姜，生急子，宣公属之右公子。待急子长，为之娶齐女，因齐女美而私据之，此齐女即宣姜。宣公与宣姜生公子寿及公子朔，宣公以公子寿属於左公子。左、右公子者，当是指宣公之兄弟，左、右之名，未知其由。夷姜失宠而自缢。宣姜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公子朔一起陷害急子。宣公派急子使齐，并派盗贼在半路杀掉急子。公子寿子知其谋，知诉急子，让他不要去。急子说，不可，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是说弃父母之命，无用於父母也。於是行前公子寿置酒送行，大概急子醉了，公子寿遂乘着急子的车子，打其旌旗以先行，果遭盗贼杀
②害。急子赶来，说其死是我之求也，杀我吧。於是盗贼又把急子杀掉了。宣公死後，惠公（公子朔）立，齐人使公子顽烝於宣姜，又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其後，衛左、右二公子因怨公子朔构急子，遂废惠公立急子之弟公子黔牟，惠公奔齐。公子黔牟立八年，齐襄公奉王命伐衛，逐公子黔牟，复立惠公。惠公卒，其子懿公赤立，最後因好 ①②《清儒诗经汇解》，杨家骆主编，台湾鼎文书局1972年4月影印光绪十四年鸿文书局石印本，第81页。
《史记·衛康叔世家》所记与此略不同。
乾元国学
鹤而亡国，这才有宋桓公迎衛遗民七百三十人於河，益之共、滕之民，共五千人，立戴公以庐於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桓公派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自衛庄公以来，衛国的政治和人伦的确是够混乱的。《牆有茨》一诗，并不叙事，盖事难叙也，故曰不可道也、言之醜也。
《陈风·株林》，又是一段醜事。诗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之事，《左傳》宣公九年、十年有记。夏姬本郑穆公之女，嫁於陈国大夫夏御叔，生子夏徵舒，字南。夏者，或说御叔食采於夏，或说徵舒祖字子夏，故以夏为氏。夏姬与陈灵公及陈大夫孔宁、仪行父宣淫，以戏於朝。此诗即讽刺这种淫乱不堪之事。诗写陈灵公与夏姬私通，约於株林。株是陈国邑名，当是夏御叔的封邑，株林则指株邑的郊外。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却打着打夏南的旗号，故《诗》说：“胡为乎株林？从夏南。”陈灵公为何要到夏南的封邑株林去呢？说是去找夏南游的。下句说“匪適株林，从夏南。”这两句应连在一起读，是说陈灵公并不真地去株林从夏南也，言外之意呢？当然是去找夏姬的了，这是诗人的委婉的讽刺法。
绪 论一、《诗经》与儒家经典《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编订之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庄子和荀子始将其尊为“经”。《庄子·天运》：“丘治《诗》、《书》、《......
济南外国语小升初语文真题一、基础知识(19分)l、请看下面每组词语中加点字的注音，全对的在括号中画“√”，有错的画“×”。(4分)(1)清幽(yōu) 歼灭(qiān) 兴奋(xìng) 猜度......
1楼合同法习题及参考答案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
专业课教案开课专业：美术教育开课时段：秋季课程名称：陶艺开设次数：周课时：20总上课学时： 140授课方式：讲授、讲座、讨论、辅导、展示适用专业：艺术设计 适用对象：职中生 教学目的：“教......
一、注意事项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