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国家》论文_国家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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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台湾经济发展

——《找回国家〃台湾经济的发展》读书报告

摘要：

《找回国家》是近几十年来论述详细、视角宏大的一篇公共政策论文集，本书涉及比较公共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名为“台湾经济的发展”一文是典型的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作者从国民党政权的视角解读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政策的黑箱，让我们能够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对我们当前大陆地区经济政策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台湾经济

国民党

新制度主义

正文：

一、主要内容概述

根据作者的解读，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助推力在于国民党政权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原本服务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治目的，但是却起到了无心插柳的效果——反而助力了台湾经济的大步向前。

在本文中，作者从历史、国内、国际三个方面论述了台湾经济，下面对作者的论述进行简要的概括。

在历史层面，作者主要论述的是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所留下的遗产。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就确立了宏观的经济政策：国家干涉经济。这一套经济政策被日本殖民政府应用在了台湾上——最初，殖民者打算将台湾打造成日本帝国的农业附属区，因而大力发展以糖和稻米为主的双料作物经济，但是，台湾的农业却是“大地主-承租地主-农民”这样一种古老的“三重”租佃体制，这一体制大大阻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农业技术的进步。所以殖民者便剥夺了大地主的土地而确立承租地主对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便于殖民政府控制土地。殖民政府同时引入了科学耕作的模式，强迫农民采用此种方式耕作，并成立农业协会来监督农民。到了二战初期，为了支持日本的战争政策，日本欲将台湾改造成其工业卫星国，所以30年代台湾的工业急剧膨胀，化学与冶金产业相继投入建设；许多进口替代产业也层出不穷。但日本终究摆脱不了失败，台湾也回到了祖国怀抱，不过，作为相对开明的殖民国家，日本也留下了一些相对较好的遗产：借用作者的原话——然而，日本占领时期最持久的遗产，还不是生活水平的改善，而是一个相对高素质的人口和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

在国内层面，作者首先定性国民党政权是一个由单一领袖蒋介石主宰的高度信奉军国主义的官僚集团，但是这个集团仍然有一批具有实干精神的经济和技术官僚。进而作者阐述了台湾的农业与工业发展。农业方面，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土地改革，将土地进一步下分给小承租者和佃农，这样台湾的地主阶级消亡并且出现了许多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为了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以便于当局可以榨取更多农业剩

余来服务工业与军事，国民党政府大力推广绿色革命推进农业进步。此时，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农业协会网络则承担了农业教育与市场营销的功能。台湾农业的进步，使得台湾的粮食能够外销从而创造外汇；技术的进步也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这些都为台湾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工业方面，为了将战后初期台湾的进口替代型经济转向出口导向，国民党当局制定了一系列货币与经济政策来推波助澜；为了控制生产和便于联合统一销售，台湾当局又大力发展卡特尔企业，使其归于自己操纵而不是听命与市场规律。可见当局并没有“深信不疑的经验法则”[2]，而是以国家的调控与导向为重，尽可能排除市场的干预。

国际层面主要是三个论述部分：外国援助、外国资本与台湾国有企业以及利用世界市场。首先是主要来自美国的援助，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初期，正是美国的援助减轻了台湾的通胀从而帮助当局树立威信，而且这些援助中除了台湾当局应用于军事的部分，剩余的全都投入到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关于国有企业，台湾当局牢牢控制着银行与金融机构以及多数的重工业部门，即使当局鼓励私人投资，这些投资最终也被用于开发工业区[3]——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确保台湾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外国资本。至于流入的外国资本，当局则引导其进入轻工业领域，避免与政府主导的产业产生拥挤与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台湾具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因而能够在出口制造产品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也便于台湾承接发达经济体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8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仍然是强势的，由于“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台湾当局禁止工会与罢工，所以工人拥有的低工资率也是正常的。

文章最后，作者认为，长期的经济发展促进台湾政权的不断转型，让感觉“反攻大陆无望”的台湾政权中的军事力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减弱了当局的强势，使得其更加愿意推动经济发展。

二、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解读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兴起与80年代，从本质上讲，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对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政治学的革新。新制度主义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它重新肯定了国家和政府机构在政治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强调国家本身就是行动者，有自主性和能力。在实际研究中，新制度主义又有多种衍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以及国际制度主义等等[4]。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可谓是现代政治学的新秀，关于“台湾经济的发展”一文也可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进行解读，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是两个最佳的视角。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有着共通之处，强调算计路径与工具逻辑（选择方法使得收益最大化），其认为某一组织的建立可以降低履行某一活动的交易成本。在本文中，国民党当局为了剥夺更大的农业剩余收益而采取的“控制化肥”策略符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国民党入台初期，为了积极筹备反攻大陆，战略物资的储备也是极其必要的，所以粮食自然是愈多愈好；同时，军事技术的加强依赖于重工业的进步，重工业同样需要劳动力。所以为了获得最大的收益，台湾当局便垄断了化肥——农民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化肥，就必须拿更多的粮食来换取化肥，化肥助力了农民的增产，所以获得好处的农民自然会寻求更多的化肥，这样当局便会获得更多的粮食；化肥推

动了农业的进步，许多农民成为了自由的劳动力，从而这部分农民便转向为工业部分服务，推动台湾重工业的进步。农民似乎也比较认可这一垄断，福尔肯曾经总结了化肥垄断对农民的积极影响：它使得所有农民都能获得关键的现代化投入；它取代乡村放贷者成为信贷的源泉；它降低了农民可能遭遇的价格风险。[5]虽然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目的确实不值得恭维，但是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这一制度的存在确确实实促进了当局收益的最大化。类似的制度还有78年之后当局确立的“科技导向”发展战略[6]——通过扩大R&D支出带动科技进步进而为台湾谋取更大经济利益与更强的技术地位。

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创设或政策最初发起时所选择的政策，将持续和极大决定性地影响未来的政策。描述以上论断的一个标准术语就是——路径依赖——意思是当一个政府项目或者组织开始沿着某一条路径发展，那些最初选择的政策就会按照一种惯性趋势一直持续下去。那条路径可能会改变，但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压力才能发生那种改变[7]。不言而喻，满足这一视角的最佳案例便是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从整体上看，经过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政府那种强有力的国家干涉模式已经深入台湾，所以当国民党政权采取同样类似日本的高压政策时，几乎没有什么难处。这虽然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当局自身的制度选择，但是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这完全就是路径依赖。从一个具体的制度看，则是农业协会,当初的殖民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农业，设立了农业协会这一机构。可以说，这一机构确实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当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时，这一机构则承担了农业教育与市场营销的功能。本文满足该视角的案例仍有许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某种意义上，新制度主义确实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找回国家。新制度主义注重对国家与政府机构功能的解释为我们理解台湾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不过这一便利确实是有限的——台湾经济的发展还有许多其他未知的因素；政府内部更深的黑箱操作与更为具体的官僚机制运行我们则不得而知；即使在作者已经叙述的内容里，可能因为行文的需要必须放大或缩小某些因素的作用。所以，新制度主义是一种可行的解释，但是并不是最好的解释。

三、结语

当前的中国大陆正类似台湾初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中央政府必须重视其在经济发展与转轨中的作用并积极学习台湾这一“范本”。如今回望台湾经济，在2005-2007年度，台湾经济仍然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增长。但是在2008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跌，仅有0.7%，而进入2009年，却出现了-1.8%的负增长。在2010年有了一个强势的回归后，经济虽然向好，但仍然是疲软不振（表1）。

表1:2005-2015年台湾GDP增长统计（2015年为预测数据）

表格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有学者将其归因于台湾两党恶性竞争印发的民粹主义所致；也有学者则认为是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失误，若真是如此，那么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岂不是扮演了一个“反向角色”？可见，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要找回国家，国家也有其局限性。伴随着2014年台湾九合一选举的落幕，惨败的国民党与大胜的民进党对未来台湾经济的掌控如何？台湾经济的未来之路如何？一切都是未知数。

参考文献：

[1]：彼得〃埃文斯，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北京：三联书店，2009：109.[2]：彼得〃埃文斯，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北京：三联书店，2009：121.[3]：李非.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原因芻议[J].台湾研究集刊，1988（1）：13-19.[4]：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20.[5]：W.P.Falcon.Key Iue in Taiw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J].Industry of Free China，1974（4）：2-7.[6]：封立涛，易明宽.台湾地区经济转型的进程与特点[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58.[7]：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