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生市长与他的乌有之邦_书生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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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生市长与他的乌有之邦

2015年11月21日，第52届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内地导演周浩的纪录片《大同》（外译名为《中国市长》）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这个口味辛辣的贵州人继《棉花》之后再获金马奖，这是内地纪录片一次意味深长的胜利。过去数年，他隐藏在摄像头之后，拍摄过毒枭，高考生，棉纺织工人和市委书记。在这部片里，他继续隐于庙堂，近距离跟拍一位地方政治“明星人物”——原山西省大同市市长、现山西省太原市市长耿彦波。这部记录片拍摄从他上任大同伊始到被调任到太原的五年，共计84分钟，没有一句配乐和旁白。城市拆迁与建设，个人理想与官场规则，集团与民众的利益分摊，明星领导者与城市居民的”中国式“契约...这部没有配乐的纪录片里，有涌动的人心和难测的欲望，螳臂当车的个体和艰难苏醒的集体，寸步难行的当下和呼号奔涌的时代。万象生灭间，有的轰然倒塌，一地烟尘；有的被建立起来，并站立得比我们所期望的更久。

纪录片封面：《中国市长》主人公是2008-2013年在任的大同市市长耿彦波。出生于山西晋中一户农家，”皮肤黝黑，身材瘦削，声音平静低沉，大部分时候面色严肃”(描述来自《三联生活周刊·古都大同复兴记》)。由于在任期间一系列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行动，他被冠以别称“耿拆拆”，而大同的出租车司机们说起他，多数称其“老耿”。2013年除夕夜，任期满5年的耿彦波在市长换届选举之时被调离大同，出任300公里之外的太原市市长，这一任命事先并未有任何公示。大同五年，耿彦波的到来和突然离开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是历史机遇还是经济负担，至今仍然难以被解答。但他给大同带来的巨大转变将深深烙印在城市记忆中，并持续地塑造着城市性格。

某搜索引擎中，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最后一句这样写：“（《中国市长》）惊人地捕捉到了一个男人，甚至是一个国家疯狂跳跃着进入一个越来越动荡的未来的过程。”疯狂的是个人还是时代，未来因何而动荡，无为而治的观望与实干兴邦的急迫究竟哪个更合于当下，我相信该搜索引擎无法给出答案。

一．

大同，就像现代化过程中不可计数的重工业城市一样，光荣和屈辱前后紧随。纪录片封面·旧城与新城

大同是现代城市发展史中的没落贵族之一。曾被评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与北京，杭州并列。1600多年前，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并留下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寺院云冈石窟。云冈博物馆前的石碑上，有余秋雨的题词：“中国从这里走向大唐”。但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别称：“煤都”，全球产煤量最大的城市。然而大同从煤炭里得到的并不多：大同的煤炭开采时间早，大部分煤在计划经济时代以极低的计划价格供应市场。2000年以后，工业衰败让城市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城市面貌萎缩成一个小县城。古城是城市物质和精神极端衰败的一个载体，人们各自随形就势，在城内寻得一个蔽身之地。古城墙被扒掉，泥土做地基，城砖做围墙。残存的墙体则作为天然的房壁，沿墙根搭建起一长串民房。”（引用自《《三联生活周刊·古都大同复兴记》)2001年，贾樟柯跟随“大同矿竭城衰，即将整体搬迁到新疆”的谣言来到这里，拍摄了描写当地失业工人子弟的影片《任逍遥》。影片铺陈出了大同的末世情绪——这个城市丧失了改变的力量。耿彦波在《大同》里说：“这片地方居民的住房条件之差，是我在其他城市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贾樟柯《任逍遥》》剧照（背景即大同矿区）

耿彦波，本科就读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喜欢唐诗，能背诵全本《论语》。鲜明的人文气质是他的个人符号之一。从他早期的执政经历看，他具有实干型的特征，且专注于城市规划, 拆迁，和古城复建，在文物保护上颇有心得。上世纪90年代，在山西灵石县担任县长时，他修缮开发了王家大院，后被评为“国保”。2008年农历正月初一，刚赴任大同的耿彦波，第二天便去考察古城和云冈石窟，之后制定了“一轴双城”的发展战略，即作为文化旅游中心的古城与作为经济政治中心的新城分开建设。灵感来源于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构想，它曾经被寄望于规划新中国的首都，那是另外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古城修复保护不仅可以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索出一条道路，还可以与一河之隔的御东新区形成强烈的文化对比。传统加现代的城市格局，会呈现出一种文化的张力。这是城市的品牌。”市长耿彦波对记者说。纪录片开始，镜头在剧烈抖动，是拍摄者在跟着市长奔跑——跑着去开会。“他不爱开长会和常开会，开会一般很简短，发现下属工作拖延和偷工减料等渎职行为，他会不顾情面地当众斥责对方。”在一次市政府领导会议上，他朝会议桌对面负责某工程的官员讲：“我现在很不高兴，让你上来就能拿掉你，上来是干活的，不能不干活。”被训责的官员讪笑着，面色通红。

权力，效率，民主...在这样复杂的场面之中，你将无法继续轻率地使用这些词评判自己所身处的政治环境，评价一位中国的政府官员。为了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他并不吝惜接待对方的排场，甚至无视身份定位的桎梏：“有一次省领导来大同检查工作，他为争取台商郭台铭对大同的投资，会议开到一半就退场去机场接郭台铭，当天晚上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回来。”这种干练高效甚至不顾情面的作风令很多机构人员一时不能适应。纪录片中，记者问耿：“你为什么不怀柔一点呢？”耿回答：“我在大同还能待多长时间？（一般大同市市长的任期为2年）好多城市建筑还没有完成，历史不会给大同第二次机会了，这次冲上去就冲上去，完不成最后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绩工程。”“别看我这么着急，整个团队的速度是很慢的，好多工程都延期了。”耿不是一位常规意义的“好”官员，他具有太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人风格。然而或许正因这种与背后政府间微妙的疏离感，使他更易获得对政治怀有热情或好奇的民众的亲近。在生活和行事上，他符合传统对于“清官”的定义：由于常年奔波于工地，下属们评价他在大同时不像市长更像包工头，一年四季在工地上，皮鞋从没干净过。他主动来到拆迁现场了解情况，就地办公解决市民的拆迁问题。几乎每个大同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几件关于这位市长的故事。

2008-2012年，北魏平城原址在现代大同城的地图上清晰可见，曾经遍布窑洞,好似蜂窝的土城墙被青砖包裹，巍然高耸； 新建成的云冈石窟大景区在次年旅游节增加了三亿游客…一切都在以决绝的姿势推进。这是个如同被打了强心针一样突然复苏的城市，每天都能听到它抖动骨骼站立起来的声音。同时，伴随着古城的初具规模，是愈发突出的机遇和矛盾。云冈石窟新景区——山堂水殿的实景照片

由于在政府要拆迁的老城区中，大量民房都是没有手续的安置房和私产房，不符合拆迁补偿条件，但居住其内的多数是极端贫困，几代人都居住在老房里，没有能力购置新居的居民。政府的远大规划和居民的当前利益的矛盾在此处变成了具象化的语言甚至肢体冲突。纪录片中，多处或明或暗地表现了这种对抗——老城居民尹女士与前来拆迁的领导间消极的谈判，在她的咒骂声中，邻居的平房正在推土机下倒塌。一个镜头是废墟中掉落的一张毛主席海报，镜头外是一位旁观老人的声音：“毛主席要是在着，他们敢像这样？”在古城区内善化寺门前的广场，平时古城的老居民们在这里聊天，这是江湖的一部分，管窥民意的窗口。摄影师开始跟他们攀谈，有唱民歌的中年女人：“我们吃是共产党，穿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你能像这样？”有穿绿色军装的老人：“现在中国有8000万党员，都是政治家。”一段时间后，有身着制服的人上前威胁：“你里面千万不要有我，有我的话，以后有了问题，我就找你麻烦。”人群聚拢来，言辞变得激烈。有人高声讲：“权力可以买！全国现在都在弄这些，100年以后都成了文物？都是赝品！”在明城墙基础上修建的大同南城墙 关注古城复建的社会各界，有人对于古城内在废墟和基址上复建古寺，文庙和戏台表示不满，并在报刊上引用林徽因曾说过的话发出质疑：“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有西安等古都重建大明宫，阿房宫“珠玉在前”，针对文物古迹进行翻新改造甚至重建的政府措施已经成为政绩工程乃至官员迷信的标志，其失败案例之多，已经在民众心中形成了下意识的抵抗情绪。镜头转换，耿彦波在召开政府会议，邀请了大同市内各行业的代表。会上他语气和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我最终是要走的，你们才是大同的主人。要认识到我们的行动力在什么地方，大同的明天在哪里。有人说，你这个市长不能光搞城市建设，也得关注民生，发展农业工业。我们农业工业有竞争力吗？就大同的资源来说，有人愿意来投资搞发展吗？说说而已。大同的精神在文化上，将来也挡不住要依靠文化发展。明天把城墙建起来，城市品味提起来，外面人看到，说大同这个城市是有希望的。”2008-2010年，随着古城轰轰烈烈的建设，投资商大量涌入，古城土地的市场价已远非4年前可比；2011年，国务院《房屋拆迁条例》的发布，第27条规定“先补偿、后征收”，第19条规定“对被征收的房产按照市场价进行评估”，市民们对公平有了新的要求。原先的拆迁补偿价格已经与当下的土地价格不相匹配，随着古城土地价值的上升，谁能留在古城也是一个牵涉公平的问题。按照每平方公里1万户的人口比例，古城只需要3万户人。“谁留下来，谁的资产就翻倍增加。这涉及一个公平的问题。”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拆谁留谁，最终古城建设的利益如何分配，成为接下来必须思考的新问题，而利益分配的结果对大同未来的影响将会比当下城市建设更为复杂和深远。耿彦波有一支合作多次、被称为中国技术最好的古建队伍，有长期给他提供贷款资金的合作银行，有处理城市动荡危机时的经验。他对自己古建保护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的思考充满自信，2012年9月，当某著名杂志的记者来到大同时，采访的市民或者官员似乎都没有人为资金担心，但前提是耿彦波操控大局。

二．

2013年农历新年的前四天，《大同日报》公示，耿彦波为大同市市委书记候选人。第二天，耿彦波接到通知，调离大同到太原市担任市长。纪录片中，一位刚得知该消息的官员面对镜头，表情迷茫：“省委就是这么做决定的？这么做决定要出大事的，不考虑民意。”次日，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扛着签名的红色条幅游行，并在市政府门口聚集，高喊耿彦波的名字要求其留下。而当时耿已经坐上了去往太原的车，车上，54岁的他在镜头前，泪水无声落下。这样的情况上次发生是在2009年，当云冈石窟建设由于违反文物保护规定被叫停时，人们涌上街头签名支持耿彦波和大同的建设。大同的建设，更像是一个市民和市长达成的契约，以耿彦波个人的资源和能力担保，也因此具有原生脆弱性，就像一场赌博。看似闪耀着传统官民和谐关系的光辉，实际上是一种畸形而不可持续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上下层达成了短暂但真诚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之后它的崩塌也是万般无奈的情理之中。

在观者为耿和市民间的亲密关系感叹的同时，市民与没有耿的政府间的信任隔阂也愈发突出。耿彦波赴任太原的欢送会上，市委书记丰立祥在讲话 随着耿的离开，各项工程由于资金链断裂而难以继续开工，大同城市建设一度陷入停滞，政府账目亏空1000亿美元的消息甚嚣尘上。离开耿的大同一度像一座魔幻现实主义的城市，处处残留着宏伟而空旷的建筑成品及半成品，提醒着往昔旧城改造的如火如荼——在一水之隔的御东新城，有一栋形似鸟巢的体育馆，一座日本设计大师矶崎新设计的大剧院，……这些宏大建筑的附近，一片比杭州西湖面积更大的水域已经注水完成。耿彦波走了，但大同市民失落已久的地方自豪感，以及倒逼政府进行良性决策的民主意识和参政热情，看似不会再次沉睡。2015年8月7日，耿彦波任市长时任大同市市委书记的丰立祥因涉嫌违纪被革除党籍、开除公职。“资源型城市必须转型，这个大方向是绝对不能变的，谁都应该坚持。要退回去，大同将会是一盘死棋。”（《南方周末》 “没有耿市长的大同百亿造城没了时间表”）新建成的华严寺门前广场

这位中国市长是堂吉诃德，一路乐观地向着可预见的结局驰骋。他有权力之下的执拧，独断和野心，也有权力之下的孤独，天真和儒家理想。隔着镜头，我们仍能感受到人性的温度，而不是一个被官场异化的政客，也许因此，他无法融入或明或暗的制度和游戏规则之中，变得面目模糊。他独特的行事方式与他的山西和顺方言一样，清晰而有辨识度。纪录片里，大同城里善化寺门口的老先生蘸水在水泥地上写下书法：大同大不同。这座城市有一个全世界最美的名字，2年过去了，它现在仍旧被时代挟卷着，趔趄着走向它名字所描述的那个遥远又切近的乌有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