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岸政治谈判的思考_政治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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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岸政治谈判的思考
作者：黄嘉树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10年12月号，总第156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4 15:03:39 阅读量：148次
当涉及到政治性、安全性的议题并且需要签订有官方约束力的文件的时候，台湾方面将无法接受“默示性的承认”，它必将要求明确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不到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双方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保持“创造性的模糊”，留出“各自表述”的空间。
四个结构 性的难题，六十年都没能解决，而四股阻力交织在一起，对马而言简直是排山倒海的压力。马英九即使能连任，也只能干八年，在这样短的时间，要克服以上诸种不利因素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实不该苛责马英九的“裹足不前”。
8月11日，大陆海协会执行副会长李亚飞在台湾出席《两岸和平创富论坛》时将“九二共识”概括为是“两会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台湾方面将此概括为“各表一中”(注1)，虽然“各表一中”与“一中各表”侧重不同，但毕竟这是大陆首次正式接受了“各表”，此中善意，台湾方面不可不察。
对于那些困扰两岸六十年之久的结构性争议，也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研究，才可能找出化解之道。因此，两岸官方(包括两会)直接进入政治对话与商谈的时机固然尚未成熟，但为此作必要的准备则不应该再人为的拖延。
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危机管理”的意识，对可能引发冲突的各种可能情况未雨绸缪，并择机建立单边或双边的危机管控机制，以求把各种负面冲击的力度降至最小。
两岸政治谈判是大势所趋
两岸关系发展到某种程度，就必然引发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的需求。以下几项原因决定了两岸政治谈判的必然性：
(1)先就客观需求而言，大三通基本实现后，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将迅猛发展，双方交通、经贸、金融、文教、政治等事务越来越繁杂，随之衍生大量法律问题，仅仅以默契和“政策灵活性”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求助于公权力和制度化的机制才能确保有序稳定的发展。两岸再互称对方“非法”显然已无法适应新形势，官方对口接触已是时间早晚问题，其实官员已经上桌直接谈判了，只不过还戴着两会的“白手套”而已;现在台湾方面已经大幅度放宽公务员登陆限制，两岸官员接触将更频繁，对两岸关系发展也提供更多机会。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展，很多议题如国际空间、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等都将涉及政治考量，不论通过甚么管道，两岸早晚要就这些议题进行商谈。
(2)再就各方认知而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已经得到了台湾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欲求和平发展的成功，必经对话谈判的路径，而对话谈判必然不可能仅仅限定于经贸文化领域，迟早要进入政治领域。胡总书记在2008年12月31日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注2)，台湾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两岸会谈经济问题的空间已经缩小，接下来要谈的问题涉及政治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两岸谈判有必要适时转入政治话题的讨论。如马英九的核心智囊、“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于8月14日在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两岸“化异”的过程“当然应该，而且也必须”启动;苏所持的理由是“消极的说，台湾不可能永远回避两岸在主权、国际空间、军事议题上的重大歧异。即以军事互信为例，美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即已两次表态鼓励。而积极的说，如黄海与南海的大水花所显示，这些非经济议题正在加速冲击台湾的周遭环境;面对它们、处理它们，反而可以让台湾更好的掌握自己的未来。而在两岸最新的经济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讨论这些难题，双方也必然可有较大的相互谅解空间”(注3)。马英九既然以推动和平发展为其执政的基本特色，就必然要接受和平发展内在逻辑的导引，从经济走向政治。所以马从未说过“只经济、不政治”，他只能说“先经济、后政治”，即认为政治议题也要谈，只是时间顺序上“滞后”一些。
(3)耐人寻味的是，民进党同样也受上述逻辑的制约，它没办法反对和平发展，从而就不能总是抵制两岸谈判：它同样要享受两岸经贸谈判的成果(如直航)，从而就不能总是抵制大陆的“经济让利”;她既然被动地迈出了前两步，就不能不接受“先经济、后政治”的提法。民进党明白两岸不谈则已，一旦谈起来，早晚要进入政治领域，故将其底线设定为届时不能让国民党垄断谈判权，民进党也要“在场监督”;最近蔡英文表示“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愿与大陆对话”，亦显示出民进党对于在两岸对话与谈判中“缺席”的担心。总之连民进党都已经有了两岸终将共同探讨政治议题的心理预期，而且该党也希望届时参与其中。
(4)经过两年多的和平发展，两会协商和谈判的制度化加强，至去年年底已签订了十二项协定、一项共同声明和一项MOU(备忘录)。今年又顺利签订了ECFA。去年底陈云林会长第二次访台虽仍遭民进党聚众抗议，但抗议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已小于前年;现在台湾民众已把两会商谈及其制度化交流视为当然甚至必然，连高雄也在邀请陈会长往访。大陆省级高官访台络绎不绝，“陆客”成千上万出入岛内，这些热络场面也已经被台湾民众视为常态。去年11月中旬在台北召开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是两岸交往中第一次在台湾举行有大陆退役将领和退休大使参加的公开研讨会，也是双方智库学者第一次在台北公开讨论敏感政治议题，从台湾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来看，似乎已经不排斥双方开始“二轨”性质的政治对话，到明年或后年，两岸智库进入这种性质的对话还是可以期待的。民进党之所以提出“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愿与大陆对话”的说法，其实也是察觉了民意的这种微妙变化。
两岸政治谈判的阻力与困难
以上所论，只是一方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两岸政治谈判也有很大的阻力，或曰有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阻力与难题的存在，就导致了两岸政治议题的谈判常常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就“难题”而论，有四大症结问题目前无解：
(一)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问题
具体说就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问题，或曰台湾当局在政治谈判中乃至签订两岸和平协定时的法律地位问题。其实，大陆接受台湾方面做为谈判的对方，与之“谈”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其合法性的承认，但这只是“默示”性的承认。当涉及到政治性、安全性的议题并且需要签订有官方约束力的文件的时候，台湾方面将无法接受“默示性的承认”，它必将要求明确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不到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双方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保持“创造性的模糊”，留出“各自表述”的空间。而这也预示了双方签订带有政治内容的和平协定可能非常困难。
(二)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
“胡六点”提出“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对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的感受，重视解决与之相关的问题”(注4)，这暗示出北京已经不再笼统地把台湾要求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与“台独”划等号，讲话做出“两岸在涉外事务中避免不必要的内耗，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注5)的判断，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注6)。这既有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也清楚地划出了两岸在这些问题上博弈的底线和范围。大陆的基本关切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不能伤害一个中国原则。台湾也要充分考虑大陆的关切，特别是马英九先生现在坚持的“不独、不统、不武”是与国民党原来的主张(马也曾坚持“统一是国民党的终极目标”)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不可能在敏感、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太大的让步，因为内部整合会很困难。台湾任何负责任的执政者都应该对国际格局和台湾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有实事求是的认知，不能提出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要求。如果天天讲“主权、对等、尊严”的三原则，把民众的期望值提得很高，但现实又做不到，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台湾的安全顾虑问题
两岸关系再和缓，只要没有统一，站在台湾的立场，就会认为以下三点是自然而合理的：(1)要求大陆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撤除针对台湾的导弹部署;(2)台湾要延续向美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军购;(3)台湾要求加入以美国为首的东北亚或东南亚的集体安全体系。
在两岸关系改善的前提下，估计大陆会对上述几种诉求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的可让步、有的可表态反对但不采取行动，有的则仍然要坚决抵制。大陆方面认为，如果双方能谈判建构军事互信机制的问题，台湾方面的某些要求如撤除导弹问题可望同军事互信机制的问题连带解决。但届时应当是双方都对军事部署有所调整，而非大陆单方面改变。而台湾方面目前则主张大陆应当无条件先行撤除导弹，这等于为两岸政治谈判设置了新的前提，其实是更增加了解决台湾方面安全关切的难度。
(四)两岸的政治差距问题
台湾的反对党和“人权”人士可能要求将大陆民主化的问题、法轮功的问题和西藏问题等列入两岸政治谈判的讨论范围，而北京则绝对不会同意。马英九当然明白不可能也没必要同大陆谈这些议题，但他在岛内起码要做出一个“维护普世价值”的姿态，这决定了他需要在此类问题上找寻既表达其反对立场又不过度刺激北京的平衡点。同时，马在进入政治议题谈判之前，还必须考虑如何通过“立法院”审批和“人民公投”这两关的问题。这些都势必增加台湾方面进入政治谈判的成本。
就“阻力”而言，也有四股力量绊住了马当局的“马腿”：
(1)民进党的抵制。相对于国民党而言，民进党在岛内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在于：A，在“话语权”方面，民进党的论述比国民党更容易被台湾多数民众认同。此中关键是民主化之后，民主成为台湾的普世价值，而“民主”的“民”，只能以台湾住民为基数而不能把大陆人口算进去，这就助成了民进党关于“台湾2300万人民是生命共同体”、“台湾人民拥有主权”的言论市场，相对压缩了“一个中国”的空间，从而迫使马英九乃至其后任何国民党领导人都必须把“一中”论述与“台湾”(人民、版图)挂。但无论马英九如何完善其论述，在岛内特殊的环境中都会显得不如民进党的论述严密。
B，大陆在否定“中华民国”和对台保持军事压力等重大问题上与台湾有结构性的对抗关系，这决定了“以大陆为敌”在台湾具有相当大的正当性，反之“与大陆和解”倒成为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马英九选择了后者，但他又改变不了两岸结构性敌对的性质，这就注定了民进党去扮演监督者和“考官”的角色，而马相应地去扮演解释者和“考生”的角色。但马无论讲多少遍“以台湾优先”，在很多台湾人看来，马对于台湾的忠诚仍不如民进党。
C，过去民进党在清廉方面的社会评价长期超过国民党，陈水扁案严重伤害了民进党在这方面的光环，但随着国民党重新执政而民进党渐渐走出陈水扁的阴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过去那个“清廉的民进党”。
D，由于民进党没有国民党那么多的历史包袱，年青人在民进党内的“出头”机会要高于国民党。
(2)美国、日本的牵制。美国是我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外部阻力。美国目前对两岸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但对两岸进入政治性、安全性的议题非常敏感，实际是要求台湾方面采取任何与大陆的和解行动都必须经美国同意，否则不许台湾方面越雷池一步。前不久美方智库人士对台湾退役将领频繁到大陆交流表示担忧，就是对台湾施压的具体表现之一。在南海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的背景下，美国向台湾明确表示两岸关系的改善不应针对第三方，更是直接给台湾划出了底线，不许两岸联手共保南海和钓鱼岛的中国主权。
(3)国民党内“本土派”的压力。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当年的国民党，“本土派”在党内占据优势，他们对统一没有任何使命感，甚至在心底是抵制的，他们最大的心声就是“台湾优先”，对两岸关系的战略策略，他们与民进党内的“务实派”其实差别不大。
(4)台湾的主流民意。民意仍然在朝“台湾现行管治疆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2300万人是主权实体”的方向移动，这使马的任何对“主权”模糊化的处理都可能被置于“主流民意”的对立面!而马为迁就民意而不断强调“主权”，其实就违背了他“寻求模糊方式”的初衷，反倒增加了两岸达成政治妥协的难度。
上述四个结构性的难题，六十年都没能解决，而四股阻力交织在一起，对马而言简直是排山倒海的压力。马英九即使能连任，也只能干八年，在这样短的时间，要克服以上诸种不利因素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实不该苛责马英九的“裹足不前”。从最近的趋势来看，马英九可能还要再往后退，即对“一中原则”的坚持更含糊，对进入政治性谈判更拖延。这种趋势似乎与两岸关系的迅速改善呈反比，但实际上仍是有关各方博弈的力量对比的结果，并不奇怪。
两岸政治谈判应坚持的原则与路径
对待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有三种态度：一种是“顺其自然”，其实则是过多强调政治谈判的难度，尽力拖延进入政治谈判;另一种是“揠苗助长”，即认为政治议题的谈判越早越好。然而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过快进入政治议题，可能使双方的矛盾过于凸显，非但签不成协议，反而变成争吵和相互指责，结果是冲淡甚至伤害两岸和平发展的和解与善意互动的氛围。个人以为第三种比较妥当，既不是消极的等待和拖延也不是人为地揠苗助长，而是积极创造条件，为两岸政治谈判做准备，为此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先经后政”的顺序仍然应当坚持。我们不能认为有了ECFA就意味着经贸交流议题将退入后台，下一步就是政治接触。两岸经贸交流仍有大量工作要做，ECFA只是很粗的框架性协定，需要不断细化。已有的经贸交流形式和管道也须不断强化和调整;近两年来大陆的对台措施距离让台湾的多数人满意，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关注两岸人民福祉的提升和两岸人民感情的交融，毕竟这些才是和平发展乃至和平统一的根本凭藉，而不断推动两岸的经贸交流和两岸民间往来更上层楼，使之机制化、细致化，正是达致两岸不断强化共同利益纽带和不断增进理解及感情的不二法门。其实经济和政治是不能断然分开的，在推动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增进政治互信，这本身就是为政治谈判创造条件。
(2)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为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面对未来的两岸关系，我们在认知上必须做好这样的心理预期，即我们将遇到更多结构性障碍和现实压力的“反作用”，双方可能都不得不做出一些令对方不那么满意的事情。7月，吴伯雄荣誉主席在会见胡锦涛主席时，向胡主席转达了马英九的十六字箴言即“正视现实，累积互信，求同存异，续创双赢”(注7)，坚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就是“正视现实”的选择或曰具体体现，但“正视现实”应与“累积互信”同步进展。“累积”意味着首先是“保持”，然后还要“添加”，保持和添加甚么?--互信!互信甚么?最关键的就是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的政治互信。假设没有这样的政治互信或任由原有的互信不是逐步加强反倒是日渐衰落，那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可能演变成最后的反目成仇。
关于“一个中国”的问题，这些年争论太多，如去年在台北“两岸一甲子”会议上，台湾有些学者、包括一些过去坚决赞成一个中国的蓝营学者，希望大陆应尽量“一中不表”或“一中少表”，这是大陆绝对不能同意的，而且必然招致大陆的疑虑，不利于双方累积互信。我个人近来在一些会议上，一再呼吁对一中问题应有三种概括：
一是“一中各表”，大陆应更明确的表示同意台湾对“一中原则”有其自己表述的空间;在整个和平发展阶段，双方不可能就“谁是主权国家”、“谁是中央政府”等结构性分歧达成共识，只能以“各自表述”加“搁置争议”的方式处理;在今后两岸政治谈判乃至签订《和平协定》的过程中，“一中各表”也可能发挥其特殊功能，即制造出双方“互不同意但又互不冲撞”的模糊空间。8月11日，大陆海协会执行副会长李亚飞在台湾出席《两岸和平创富论坛》时将“九二共识”概括为是“两会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台湾方面将此概括为“各表一中”(注8)，虽然“各表一中”与“一中各表”侧重不同，但毕竟这是大陆首次正式接受了“各表”，此中善意，台湾方面不可不察。
二是“一中共表”(“一中同表”)，为了防范“一中各表”变成“两国论”式的、指鹿为马式的表述，即在“各表”的幌子下变成“你表一中，我表两国”，个人认为双方实有必要通过协商，找出一个对一中原则的“共表”方式。在1992年，大陆为搁置争议，主张“暂不讨论一个中国的内涵”，而今十八年过去了，两岸关系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暂不讨论”终究不是办法，还是要尽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更具弹性的表述方式，才能适应两岸关系的新格局，并为签订两岸和平协定奠定基础。
三是“一中新表”。如大陆近来提出“一中框架”的概念，就比原来的“一中原则”的提法更有弹性和包容性;有学者从“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角度，或从“宪政主张”的角度，或“两岸共同价值观”的角度，来铺垫双方都能接受的表述方式，都是有建设性的思路。
(3)开拓更多合作领域，建构更多合作机制。两岸关系要改善、要和平、要和解，这些已经成为岛内共识，甚至民进党也不反对;国际上也对两岸的和平和解普遍表示欢迎。这种和平和解的趋势延续下去，逻辑的结论自然就是两岸合作的加强，除了在既有的领域内以既有的方式继续深化合作外，更重要的是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建构新的合作机制。下一步重点是推动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如出版、电影、电视剧等方面的合作，其他如“新闻交流”、“中华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辛亥革命”、环保、低碳经济、甚至南海开发--等多重领域，两岸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多样的合作机会。
(4)适时开展政治议题的对话协商，至少学者和智库层次应先作准备。尽管个人反对揠苗助长式的人为加快政治议题的对话，但从“深化”的角度讲，无论早晚，两岸关系的发展躲避不开政治议题的讨论。对于那些困扰两岸六十年之久的结构性争议，也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研究，才可能找出化解之道。因此，两岸官方(包括两会)直接进入政治对话与商谈的时机固然尚未成熟，但为此作必要的准备则不应该再人为的拖延。作为第一步，可以由学者和智库各自就相关问题研究或联合研究，以加强相互的了解，砥砺和启发彼此的思路，并通过与对方的论辩找出各自视野中的盲点。
和平发展已经使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研究新问题，如：台湾的政治地位如何表述?扩大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如何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矛盾?征服型统一与合作型统一如何区隔?合作型统一的意涵、路径、动力„„是甚么?如果将来是两岸共议统一，共同决定，那“共议”机制如何建构、议题如何设定?如果出现争议谁来裁判?和平、发展、统一三者间之关系?何谓双赢?大陆想赢甚么?台湾又想赢甚么?如果一方想要的是另一方输不起的，能双赢吗?两岸关系的和平机制建构与不武、不独、不统是何种关系?除了以和平协议为基础的政治机制之外，这一“架构”应该或可能涉及其他哪些领域的机制建构?两岸和平机制中的谈判机制、经济合作机制、文化合作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彼此之间应该是甚么关系?两岸和平机制如何与两岸统一的最终目标衔接?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用更宽广的胸襟、更解放的思维，去寻求新的方案和办法。
(5)在政治议题上需要双方相互妥协而不能仅仅是单方面让利，故双方都有必要降低期望值。两岸能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签订十五项协定，显示了双方都有合作的诚意而且都能关注对方的关切，但不容否认的是，大陆对于台湾方面的关切给予了更多的回应，这是能达成协议的重要原因。但这一点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在台湾似乎存在这样的误区，即认为大陆应当永远是让步的一方，在经济上要让台湾得到实惠，在外交、军事乃至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上，也都应该是大陆接受台湾的“喊价”。然而政治议题毕竟不同于经济议题，在经济议题上大陆可以多让些，但在政治议题上，由于动辄牵扯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北京必须谨慎再谨慎，能“弹性处理”或妥协让步的空间其实是很小的。现在两岸都呼吁对方要“解放思想”，但双方都有必要降低期望值，都有必要重视对方坚持自己底线的“顽固性”。特别是台湾方面，绝不可低估大陆追求统一的决心和意志，如果把大陆“解放思想”的期待值设置为希望大陆有一天会承认“中华民国”、或承诺“放弃武力”、或以任何方式明确的或含蓄地表态将放弃统一目标，那都是不现实的。
(6)建立单边或双边的危机管控机制。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尽管整体上两岸关系的氛围很祥和，但双方之间的矛盾、摩擦将长期存在，甚至某种程度的冲突也难以避免;双方都免不了做一些对方不乐见的事，说一些对方不爱听的话;双方内部也都有人批评己方向对方让步太多。然而到目前为止，双方都小心的不去夸大对方的敌意，都谨慎地提醒自己，不要让一时一事的不快冲昏头脑，不要因小失大!今后应坚持这些成功做法，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危机管理”的意识，对可能引发冲突的各种可能情况未雨绸缪，并择机建立单边或双边的危机管控机制，以求把各种负面冲击的力度降至最小。
注释：
(注1)参阅：《九二共识两岸互信的根基》，台《中央日报》2010年8月14日。
(注2)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第一版。
(注3)苏起：《两岸需要同情的相互理解》，台《联合报》2010年8月14日。
(注4)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第一版。
(注5)同上。
(注6)同上。
(注7)见《人民日报》2010年7月14日。
(注8)参阅：《九二共识两岸互信的根基》，台《中央日报》201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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