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来华传教士群体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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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不断加剧，文化冲突日益严重。基督教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本文所要论述的来华新教传教士泛指隶属于新教教会的一切外国工作人员，包括专门从事传播宗教活动的外国神职人员、在教会学校里任职的外国教职人员以及在教会医院工作的外国医护人员及其他与新教有关的机构里面任职的外国工作人员。

遭受了义和团运动重创的基督教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首先要归因于传教士的反省和传教策略的改变。外国侵略者对教案频繁发生的原因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们对传教士过去招收不良信徒入教，保护他们的犯罪行为和包揽讼词的非法活动十分清楚，而且承认“传教士还曾亲自干涉或插手中国的地方政务。这是对地方职权的一种干预行为，激怒了清朝官吏，一次又一次地造成地方不安，使中国的百姓和官吏不愉快。”[9」为了避免教案的再次发生，各国政府和各差会对传教士的活动作了许多限制，禁止了他们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活动。各个差会的负责人训令传教士以后少管或者不管教徒的诉讼事宜，以免引起本来可以避免的民愤，尽可能的不要触怒中国民众。为了避免再引起教案，英美政府对传教士的活动作了一些约束。1903年8月31口英国驻华公使馆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发出了一个“通报”“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等事情进行出面干涉，如有必需去找官府时，须由各地领事负责与中国官府交涉。”【10】对传教士非法举动的限制为传教环境的转好、教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机遇。同时，各差会传教策略的改变比如采取大力发展慈善救济事业、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培植中国神职人员等手段，也为其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学者认为从1900年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11】

为了扩大传教范围，各教会要求传教士深入到中国各个角落。中国面积广大、民族众多、方言各异，这要求传教士不仅能掌握官话还能讲各地方言。早在19世纪中后期南浸礼会传教士宴玛太来上海时就注意学习上海方言。据他回忆:“我学的第一句上海话是‘迭个叫啥?’就这样„„学了一句上海话，开始了我们在上海的生活。”[29]为了学习上海话，他天天跑茶肆一面喝茶一面听上海人讲话，不久就学会了上海方言。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样注意到了学习方言的重要性。在携新婚妻子初次来华时，他被公理会安排在天津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实习传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认为:必须深入中国的广大腹地去，开辟新的传教区，要住在中国人中间，说不同的土话，哪处都去，凡事都问，经常不断地与中国各界人士相混——上至衙门官员，下至街头乞丐、苦力都可以接触。所以他和妻子身体力行深入周围的农村传教，学习当地的方言，开辟教区。文幼章、司徒雷登等人同样能说一口流利的地方方言。传教士文幼章在中国四川出生，从小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说一口四川话。著名传教士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的杭州，他的童年是在杭州度过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他们“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程度上讲方言”[30]。

许多新教传教士还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如果深入到他们中间布道，传教士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亨特就是在少数民族中间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之一。据史料记载他不仅能用汉语宣传教义，并且掌握了基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蒙古语。来华之初他先到内地会在安徽安庆创办的传教士语言培训学校学习了两年的汉语，又于1906年12月到喀什噶尔学习维语。在喀什噶尔的两个多月里，他每天上午在一位维吾尔毛拉的帮助下学习维语，晚上由一位瑞典传教士进行进一步的指导，逐渐掌握了维吾尔语。1911年，他再一次到喀什学习维吾尔语。“耶稣会牧师胡进洁(亨特)能用汉语宣传教义，并兼通维、哈、蒙语文。”【31】在西南彝族部分地区传教的传教士柏格理、郭秀峰和张尔昌夫妇等人，他们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努力在当地传播福音，并逐步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可。

名字是他们学习语言及文化的一个表现方式，许多传教士都有一个中文名字。如果仅从名字上很难认定他们就是外国人。比如清末著名传教士杨格菲、林乐知、李佳白等其名高雅其意更幽远颇有古风。如内地会在甘肃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吕成章夫妇、孙守诚、英国传教士艾自新等人都取了极具中国化的名字。再如薄复礼他的第一个中文名字是薄沙特，是在语言学校的中国老先生给取的。但精通汉语的他认为:所谓“薄”，中文字典的意思是“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尚;轻视、轻率”，后来，我自己改为薄复礼，意思是不自私自利，以克己复礼为荣。【32】林乐知的第一个中国名字叫林约翰，后取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之意，更名林乐知，字荣章，有时常自称“美国进士”。仅从其选姓和取名的角度看，不可谓其不精通中国文化。

作为外国传教士他们在华的日常生活与普通外国人有区别。首先，他们需要学习除了汉语以外的语言，由十工作地区不同他们需要学习的语言不尽相同，除了汉语以外他们需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和各种俚语。其次，由于工作性质、工作地点和待遇的差异，他们在华的生存状态各异，有的生活得十分舒适有的则十分清贫。再次，尽管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差异，可是他们都懂得如何享受生活。游览中国名胜、建造避暑住宅、周末和节假口联欢以及在恶劣环境下的自娱自乐构成了传教士休闲娱乐生活的重要部分。至于传教士婚姻状况，本人认为有四种类型，而且呈现婚姻比例严重失调的特点。在导致男女传教士婚姻失调的诸多因素中，阴盛阳衰、女性多于男性是根本原因。最后，新教传教士在华的交际范围比较广泛，大致有如下二个方面，一是与中国人的交往，二是与在华各教会团体的交往，三是与普通外国人员的交往。在这三个交际圈子中与中国人的交往是他们的工作重心，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在华传教士从事工作种类众多、性质不一，他们从事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对中国社会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传教布道是他们的本职。他们传教的方式多样，通常采用教堂布道、街头布道、组织布道大会和培养中国布道人员等方式。布道范围广泛，他们不仅在中国汉族地区布道，还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布道比如西藏、新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其次，他们把创办学校作为扩大影响的辅助机构。他们在中国创办了大量的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学校，总计六千余所。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有重要的影响。再次，他们开办了大量的西式医院和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的设立方便了中国百姓治疗病患，对十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了相当大的贡献。同时，新教传教士还从事社会救济和各种慈善事业。他们创办的各种赈灾救济机构和慈善机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像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那样明显。当然，新教传教士在华还从事了一些其它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在某些领域确实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他们在教育领域和医药事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中国的教育和医学近现代化起了催化剂作用。他们某些理念、模式和管理都为中国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在他们引入的西方模式的影响下，中国教育事业和医药事业也开始模仿，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中国国情，比如中国自办的初高等教育学校里根本没有宗教课。他们在这些领域的表率作用是不可抹杀的，是应该肯定的。

尽管传教士们在某些领域的影响十分巨大，但是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而言，尤其对政治领域而言并没有形成巨大的影响。我们不必要过分夸大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恰恰相反，处在中国这个复杂多变社会中的传教士的活动直接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改变轨迹，依旧在曲折缓慢地前进着。中国社会的每次波动都给传教士的生活和事业造成很大的冲击，它的相对安定则又是传教事业的发展良机。

进入二十世纪，英美的垄断资本家开始插手差会事务，向基督教各养会提供大量的活动经费。穆德在来华的传教士中算得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力到世界各地特别到中国频繁地从事发展外国教会势力，主要是有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做他的后台老板。1910年，为了让北美协会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重点区域扩大工作和建立会所，穆德拟定了一个募集一百零八万美元款项的计划。该计划立刻得到美国垄断资本家洛克菲勒的响应，决定捐助其中的五十四万美元。同时，穆德以私人名义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塔夫脱汇报并请求帮助。塔夫脱同意在白宫为此召开特别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财界、宗教界的重要人物。结果会议后几个月内，“穆德募集到了两百万美元，大大超出了原定计划。”[100]据估计“穆德在数十年内至少获得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提供二亿多美元的活动经费和房地产捐助。“[101] 在创办“燕大”的过程中，司徒雷登经常回美国要钱。据统计，该校常年经费在1933年为八十二万元，1934年为九十二万六千元，1936年为八十七万元。经费中除学费收入外，其余都由纽约信托部、洛克菲勒财团、哈佛燕京学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拨款。其中铝业大王霍尔遗产捐款中，1921年为五万美元，1926年为二十四万八千五百美元，1928年为一百万美兀，从哈佛燕京学社所拨的五十万美元款项也是霍尔的遗产。从1928年到1937年，哈佛燕京学社所拨款项每年平均约十万美元。另一个大户头是洛克菲勒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则每年拨给燕京大学十余万至三十余万美元不等，洛氏医药基金拨款九万美元，以后每年拨给二万美元。到1937年，这两家财团共拨给燕京大学约四百万美元。再比较一下从中国方面的募捐，中国方面募集得最多的一年为三十二万元兀中国币，那是在1927年，其余年份每年募到五千至五万元不等。另外，国民党政府从1934年到1937年，也每年补助该校六万元，从“庚款”退款中每年拨给该校一万五千元。[102] 1915年河南圣保罗医院迁往商丘时得到了加拿大圣公会拨款1.1万加元，多伦多市圣保罗教堂又捐助2.5万加元。1930年，“加拿大圣公会给河南差会拨来价值37751.5加元的黄金，妇女传教会拨给价值16972.6加元的黄金。”[103]由于银元对黄金的兑换率下降，河南教区从加拿大得到的资助超过了上述数字。

传教士除了在国外募捐外也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中募款。为了筹建“燕大”，司徒雷登先后拜访北洋政府的首脑和许多大买办、大资本家，如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汪精卫、孔祥熙、虞洽卿等人，向他们要钱甚至委托他们代学校募捐。1920年司徒雷登看中了北京西郊海甸的一片土地，就亲自跑到西安去找业主陈树藩，经过讨价还价，只花四万元买下了海甸二百四十二亩土地。司徒雷登有一次去找孙传芳要钱，孙传芳不知道他的底细只给了一百兀，后来才得知此人不可怠慢，又连忙派人送去了二万元。[105] 20世纪的中国，农村危机日益加重，为了缓解这种危机，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提出了“乡村建设”的口号，并付诸实施。晏阳初的河北定县试验田和梁漱溟的山东济南附近的乡村建设学院等项目成绩最为突出。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也参与了这场发展农业的运动当中，他们在中国的不少地方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南的许多地方进行了这场运动。他们首先在民众之间进行群众性教育，利用晏阳初的“千字识字法”教农民识字，举办扫盲班进行扫盲运动。这在河南的不少地方引起了轰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其次进行乡村卫生保健工作。许多传教士在医院和诊所培养护士，改善农村的医疗服务工作。一些传教士还到农民中间宣传乡村公共卫生、接生员训练、婴幼儿保健等知识。在发展农业、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传教士主办了一些项目力求把现代化技术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如R.G.斯特拉瑟斯医生曾在卫辉安了一个加拿大风动水车，扩大了从卫河里汲水进行灌溉的面积。同时，他还进行小型的喷灌的试验。1932年，传教士麦克罗尔等人在怀庆等地向人们展示了由两马力汽油发动机带动的抽水机，用它取代了传统的牲口驱动水车。还有贝尔·米切尔把收音机分给大家，向闭塞的乡村介绍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他们有的还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型发电厂，使那里出现了现代化的电力系统。同时，他们还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进行“乡村建设”运动。蒋介石“围剿”得逞后，应传教士之请将江西的部分地区划给传教士作“乡村建设”之用。尽管这些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大规模的实施条件和能力，但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传教士还在一战期间在华招募劳工加入赴欧劳工团。1917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向欧洲战场派出了约10万人的劳工团。一些传教士响应英国驻华使馆的号召，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招募劳工，河南的加拿大长老会比“任何差会都积极”。英美国家有100多名传教士去劳工团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为华工充当翻译、监督劳工、防止罢工和斗殴，同时兼顾布道工作。

总之，传教士的活动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他们的工作重点不再局限于传播福音，医疗、教育逐渐成为教会工作的重点，用于医院、学校的费用远远超过了传教的费用，其作用和影响大大地超出了宗教的范围。

第一、教会救济事业。传教士在中国从事有计划的救济事业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1878年由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联合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这是西方国家在华设立的第一个救济机构，以传教士为主体，从事募集捐款，发放赈款及食物和搜集灾区情报等活动。进入二十世纪后，在中国每次发生较大的灾荒中，传教士们都前往灾区活动，他们有的受差会派遣，有的受救济团体的委托。1911年当中国黄河和淮河发生水灾时，美国曾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向中国捐助了赈灾款和慰问品，主要由在华传教士负责向灾区人民发放。从此时起，在华传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在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汉口和上海等地分别成立了救济团体。到1920年这些团体在北京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国际救济集团。1921年11月16口他们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推选了二十一名委员，其中十一人是传教士。他们决定以各地传教士为骨干，参与实际的组织和分配救灾物资等工作。华洋义赈会的总部设立在北京，它除了对黄河、淮河两岸和长江沿岸的饥谨旱灾进行有计划的救济外，还采用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发放贷款给灾民从事修筑河堤、修筑道路、修建水库和振兴实业等工程。

传教士的社会救济在中国有其伪善的一面也有其慈善的一面。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救济慈善事业收买人心，同时让部分西方人来到中国搜集中国情报、干预中国政治、推行文化侵略，它客观上起着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掠夺，企图缓和人民的反帝一斗争的负面作用。如李提摩太在山东灾区活动时认为，救济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因为我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99]他一面发放赈款，一面传教，一年内招收了二千名教徒。他在贩灾的同时还结识了许多当地的大小官吏。此外，他还在贩灾过程中，随身携带测量仪器在山东一些地方调查沿途的地形和勘察矿藏，绘制了特种地图，并将这些记录寄往上海供英美有关部门参考。

它也有慈善的一面，医治和救助了许多病人和难民，介绍了西医西药，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人民救灾做出了贡献。1920年河南发生了特大旱灾，加拿大在河南的传教士向国内教徒为河南募得捐款666923加元，其中约26万加元用于豫北的救灾。加上其他渠道的捐助，差会向豫北6县的120万人民分发了价值80万加元的现款和11万吨谷物。差会奉行以工代赈的政策，动用八九千人修筑了一条从武安至邯郸的32公里长的公路。一些传教士在救灾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第二，举办慈幼事业。教会的慈幼事业是教会慈善事业的另一类形式，包括育婴堂、孤儿院、聋哑学校等，目的和其它类型的慈善事业一样，都是为了发展教会势力，为基督教服务。由于聋哑学校在上文已经涉及，本节不在赘述。

教会慈幼事业的大宗是举办育婴堂和孤儿院。基督教各差会在19世纪曾在中国创建多所育婴堂和孤儿院，尽管也因此曾引发了多次教案，可到了20世纪他们仍然继续这项事业。据1935年的不完全统计，属于英国系统的新教教会办理的慈幼机关主要分布在太原、长沙、四川的保宁、河南的新安和湖北的宜昌一带。所有这些慈幼机关的规模都很小，一般仅有数十名孤儿。属于美国系统的新教慈幼机关则分布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长沙、武昌、兴化和烟台等地，规模也很小。他们不仅创建小型的慈善机构而且还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慈善组织。1928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慈幼团体“中华慈幼协济会”，推举孔祥熙为会长，其目的就是要干预非教会团体办理的慈幼事业。该团体总部设在上海，内设儿童保障、儿童教养、儿童卫生、儿童研究和社会教育五个部，在一些大城市成立了分部，在上海开办了慈幼教养院，南京开办了模范教养院，在上海编辑发行了《慈幼月刊》，后改称《现代父母》的杂志。

实际上，许多举办慈幼事业的传教士大都是很有爱心的，他们不忍心看到一些孩子慢慢的死去，通过育婴堂和孤儿院把他们抚养成人。每逢灾荒之际成群的婴幼儿就会被抛弃，慈幼机构就会大量地收进，暂时为他们提供一个安身的场所。

传教士举办的慈幼事业其主观目的是为了收留孤儿尤其是那些被抛弃的女婴，并把他们吸纳为信徒。孩子入了孤儿院后在该院传教士的支配下，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之外，全部都要参加无偿劳动，如果孩子触犯了院规就要遭受体罚。而且，由于育婴堂和孤儿院的容量有限，设备和保育措施不足，他们难以得到足够的照料，一旦发生传染病就更难以控制。许多年轻的传教士缺乏必要的保健知识，又没有足够的耐心照顾如此之多的孩子，所以死亡率之高成了教会慈幼机关的普遍现象。这也是导致十九世纪后期大量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教会的慈幼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