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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8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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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全新界说与释义

张 月1,陆 丹2

摘 要:组织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功能单位,理解组织对理解社会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国内有关组织的研究多以英美学派的组织理论为依托,忽略法兰西学派的组织理论,而法兰西学派的组织理论在研究实际运行的组织方面具有英美学派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与解释效力。本文运用比较的视角对法兰西学派的理论做较为集中的介绍,向人们展示一种无法取代而又极为宝贵的理论资源。关键词:组织;行动者;权力;游戏规则

中图分类号:C9

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08)01-0052-03

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组织是其基本的功能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是由大量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组织构成的,研究组织即是研究社会本身。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以科层现象为例,对这一注定会深远影响现代社会生活的组织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系统的研究。作为组织研究的早期开拓者,韦伯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组织这一研究领域,为组织现象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为组织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型。罗伯特·默顿与彼得·布劳二人,接续韦伯的科层制研究,从另外一个观察视角考察科层现象,指出科层制具有反功能特征,将科层组织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即为他们研究成果的体现.事实上,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皆已意识到了组织的重要性,他们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对组织现象进行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诸多理论与学说,逐渐形成了以美英研究者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其中人们较为熟悉的有: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巴纳德的系统组织理论,孔茨、穆尼、纽曼的管理过程理论,西蒙、马奇的组织决策管理理论,梅奥、罗斯利斯伯格的人际关系理论,麦格雷戈、阿尔戈里斯的人性假设理论,卢因、谢里夫、贝尔宾的团体行为理论,斯托格第、沙特尔、利克特、施密特的组织行为理论,本尼斯的组织发展理论,德鲁克的管理实践理论,钱德勒、安德鲁斯的战略管理理论,帕斯卡尔、阿索斯、威廉·大内的企业组织文化理论,沙因的组织文化模式理论,劳伦斯、洛什的权变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此外,诸如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森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尔森有关组织的主张,也日益为国人所熟悉。这些理论被研究者介绍到了国内,不同程度地为人运用,来解释组织现象。

然而,人们在关注以美英研究者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组织理论的同时,却忽视了另外一种极为重要的学术资源,这就是法兰西组织社会学学派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前者相比,后者显而易见对组织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其所描述与界定的组织,也更贴近实际存在的组织。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成果在国内却鲜

为人知。

在有关组织的探索之中,法兰西组织社会学学派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不仅其基本概念与传统的组织概念大相径庭,而且其观察视角、研究路径也与以美英学者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组织研究截迥然不同,其研究者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框架、概念工具、分析方法与推论方式。这一学派有着众多的成员,诸如皮埃尔·格雷米翁(PierreGrémion,)、卡特琳纳·格雷米昂(Catherine Grémion)、J.-P.沃尔姆斯(J.-P.Worms)、让-克洛德·托恩尼格(Jean-Claude Thoenig)、C.拉法耶(C.Lafaye)、P.乌法里诺(P.Ufalino)、C.穆赛林(C.Muelin)、R.桑索里厄(R.Sainsaulieu)等,其核心人物则是米歇尔·克罗奇耶(Michel Crozier)、埃哈尔·费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表现于其颇为丰硕的成果之中,体现在其著述的《周边权力》、《被封锁的社会》、《省长及其政要们》、《技术官僚的时代》、《科层现象》、《复杂组织体系的规则》、《法令改变不了社会》、《组织社会学分析》、《法兰西行政管理机构向何处去?》、《综合性大学研究》、《高层行政的决断和优柔寡断》、《劳动社会学》之中,尤其是体现在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合著的《行动者与体系》及费埃德伯格著述的《权力与规则》之中。

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研究者认为,组织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功能单位,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系统,分为正式组织(形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前者具有合法性,稳定性强,功能明确,边界清晰;后者是前者的非常态乃至病态的形式,不具合法性,边界模糊,稳定性差,缺乏正向功能。在对组织进行探索时,此学派要求采取规范研究方法,运用量化分析、模型建构,注重演绎与还原。

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反对这种两分法的组织观,看来,组织并非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现象,而是人为的一种建构,人们所以要建构组织,“其目的在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而其中要解决的最为重要的是———合作的问题”[1],以完成惟有靠集体行动才能实现的目标。依照他们的观察视角来看,组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功能单位,抑或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的系统。组织是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现象,“组织,既是一种容器,又是容器中的内容;既是结构,又是过程;既是对人类行为的制约力量,同时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组织为集体行动实践提供了持久的条件与力量。组织的存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具有深邃的意涵。”[2]3 在他们看来,从来也不存在所谓抽象意义上的组织。任何一种组织都是具体的行动组织,都是存在于具体的时间与环境之中的组织,在此,时间的维度与具体的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们是组织得以展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那种抽去了时间因素与背景因素的规范意义上的正式组织抑或形式组织,根本就不具有真实性,而建立在这种组织概念基础上的研究对于现实也就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力。组织,作为人的一种建构,始终在时间之中展开,由人们的集体行动所塑造,始终处于不断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中。其边界不是清晰的,固定不变的,而是模糊的,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行动成员的地位在组织中不断发生着变化。组织始终处于开放状态,具有权变性的结构,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

生相应的改变,因此,预先设定的建构组织的最佳途径根本就不存在。

一切组织都是存在于时间进程中的组织,一切组织都是在具体的环境之中形成的组织。要对这样的组织进行研究,必须采取田野调查、临床诊断、具体描述、定性分析、同类归纳、逻辑推论的方法,而不宜使用定量分析、抽象化的模型,运用还原的、规范性、演绎的方法。

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强调指出,“人们建立组织,意在解决不这么做就无法解决的问题。”[3]组织的建立是一种集体行动,这意味着一种必然的联合。建立组织就是建立起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然而,这种合作决不仅仅是行动者本着良善的意愿而展开的联合,其实这只是要运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大家所面对的共同的难题。由于存在着集体的共同目标,所以组织中的行动成员具有一种向心的趋势,进而产生一种凝聚力,这为达到共同的目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在追求达到共同目标的同时,组织中的行动成员又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追逐,其利益目标即使不是相互冲突的,也是彼此分异的,因而他们同时又有着一种离心的趋势,彼此之间存在着分异、冲突、矛盾,相互疏离,其行动有可能使业已产生的凝聚力遭到削弱,令组织变得松散无力,甚至最终解体。这种向心与离心趋势始终使组织处于不断的建构与结构的过程之中。

建构组织源自人们合作的需要,而组织的建构要求人们达成一定的共识,建立对组织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一旦进入组织,其成员就要在某种程度上遵守组织的规则。但是,组织永远也不可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对行动成员的行动进行完全的限定。组织中的行动成员并非是消极的顺应者与遵从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他始终拥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与行动的自由。组织永远也不可能运用规则,彻底剥夺作为主体的行动者的自由。不仅如此,组织中的行动者通常有着多种的身份,是多个组织的成员,有着多种可供调动的资源,有着自由的行动能力。当一种组织不利于达到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时,他就有可能将自己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从其中撤出,另行投入到易于获利的组织中去。对于行动者来说,选择始终存在。

组织,作为一种行动领域,对行动者既进行种种限制,同时也为行动者提供着诸种机遇。行动者在参与完成组织的共同目标的同时,也在利用组织提供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获取优势地位,调动可供使用的资源,进而获得其希望得到的收益。

行动者在组织之中获取权力,意味着获取一种能力,一种在不平等关系中占据获利优势的协商能力。与通常使用的权力的概念不同,权力在此并不等同于强制性的力量,也不代表专断与压迫,强权只是权力的极度病态形式与反常的极端形式。权力,在法兰西组织分析学派这里此所指的是,行动者通过自己的活动而创建的协商谈判的能力,抑或是在其他行动者那里能够调动资源、使用资源的能力。一般来说,行动者在组织中主要可从四个方面获取权力,换言之,权力主要有四个主要来源,按照克罗奇耶的说明即是:“权力来源于诸种特殊的技能与职能的专业化;权力来源于对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的控制,抑或更为准确地说,权

力来源于对组织与其数种环境的关系的控制;权力来源于对交流与信息的操纵;最后权力来源于对普遍的组织规则的利用。”[4]人们可以利用这四个方面对于权力进行生产,即在特殊技能和专业化职能方面实施某种垄断,进而让自己变成唯一能够胜任某种重要工作的人;设法左右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令对手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让交流变得困难,不通畅,使信息变得不对称,扩大对手的不确定性领域,缩小自己的不确定性领域;利用合法形式,巧妙借用组织的规则获取权力,在不平等的协商关系中获得更多的优势。

依照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的理解,权力关系,是人们之间存在的所有关系之中最为普遍的关系形态。由于不同的行动者在组织之中所拥有抑或能够动用的资源分布并不均衡,他们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便不会一样,有的处于优势地位,有的处于劣势地位,在互动与协商的过程之中有着优势与劣势的双方,即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即是权力关系。然而,作为权力关系的这种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协商关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一开始处于劣势的人假如足够聪明,假如他能够把握住组织环境提供的有利的机遇,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的不确定性领域,缩小他人的不确定性领域,就完全有可能占据优势地位,获得较大的权力,在相互的协商过程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空间。

法兰西组织社会学派有着一套自己的概念工具,如组织、权力、权力关系、不确定性、自由余地、中继者、游戏、游戏规则、风险赌注、具体行动体系、局部秩序、学习、战略决策、干预等,每一个概念皆有着其特定的意涵,其中不确定性领域是他们通常使用的概念工具之一。在他们看来,不确定性领域通常有着两种形态:一种是所谓“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领域,即围绕诸种技术的不确定性建构的领域,围绕市场的不确定性建构的领域,围绕诸多现实制约因素的不确定性建构的领域;另一种是“人为的”不确定性领域,诸如围绕权威力量分布建构的不确定性领域,围绕信息的通道建构的不确定性领域,围绕合法性的限制力量建构的不确定性领域等。这种“人为的”不确定性领域的创建,是组织之中的成员之间进行互动、从事有组织的集体活动的前提条件之一,它使人们之间的讨价还价得以达成,并使行动成员为保留自己的自由余地提供了可能。

与并不重视行动者自由的正向功能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不同,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十分看重行动者的自由积极作用,他们认为,行动者的这种自由令组织呈现为开放状态,让组织充满生机与活力,使组织不断地得以重组,不断得以更新。然而,他们同时也指出,组织中的行动成员,虽然享有选择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可他并不能够随心所欲,恣意妄为。他的态度与行动必然会受到组织的限制,受到其他行动者的制约与影响,因此,他会考虑到其他行动者对他的行动可能会做出的回应,他会以别人的反应为参照,来做出任何有关行动的决定。这样一来,行动者在组织之中就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彼此在决策方面高度依赖对方,这种在决策上彼此之间高度依赖对方的背景之中所从事的有组织集体行动,即是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所称之为的游戏。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行动者在组织中所从事的最能体现其本质的本真活动。

游戏是克罗奇耶与费埃德伯格使用的核心概念之一。他们认为,游戏构成人类组织活动的主要形式。游戏,作为人类的一种建构,有着极为深刻的丰富意涵。“游戏既是一种政治性建构,也是一种文化性建构。”[2]241这意味着游戏是体现权力关系亦即不平等的协商关系的活动,是体现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最为根本的关系形态的活动,也意味着游戏具有非自然性特征与人为设计的特征。游戏通过其游戏规则,既对行动者的行为进行规约与限定,也为行动者达到自身的目标提供可能性与条件。游戏与具体行动体系紧密相关,事实上,具体行动体系就是具有一定结构的游戏。

游戏既具有集体的特征,也拥有关系性的属性,游戏让行动者的自由、行动环境的相关制约、利益的冲突、妥协互让、彼此的竞争与相互的合作的理念变得相容,并以一定的方式得以整合。游戏的稳定性,既通过行动者的社会化过程来保证,也通过作为参与者的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协商、讨价还价的行为来维系。游戏制约着进行合作的行动者以及其对手的行动自由,限定着他们进行活动的自主领域,对他们单方面利用对方的可能性进行约束。游戏的暂时的平衡,对权力结构的重组有利,为与其参与者建立可能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种整合的的社会机制,游戏强调秩序,强调游戏者的被构造性;而作为游戏者在其中能够进行自主活动的具体行动体系的结构,游戏又是始终呈现为开放状态的,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也能够被塑造。正是因为游戏具有这种特性,因而游戏的重组与更新是可能的,在其重组与更新的过程中,游戏的规则发生系统性的变化,游戏的具体形态得以重塑,游戏者依照新的规则从事游戏活动,组织的变革随之发生。

显而易见,法兰西组织社会学派有着与盎格鲁—撒克逊学派迥然相异的组织观,他们有着其独特的观察视角,有着对组织的新的定义与理解,他们根据田野调查、经验分析、切合实际的推论,运用自己特有的概念工具建立起了有关组织的理论;他们所研究的组织是实际存在的组织,而不是抽象的组织,是时间进程中在具体环境之中不断变化的组织,而不是抽去了时间和具体环境的固定不变的组织;他们的组织观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们所分析的是不断解构同时又不断建构的组织,而不是法定的形式组织,他们的推论建立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材料之上,而不是依据模型来推论;他们重视描述的方法,反对限定性的规范研究,注重复杂性、具体情境、差异性、时空背景,强调归纳、比较与定性分析,反对简单化,反对单纯的还原,反对逻辑的演绎,反对那种对差异性不加考虑的统计分析,仅将定量分析作为一种辅助的方法加以运用。他们反复强调所获取的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的有效性与有限性,不相信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定则。他们指出任何理论与定理,在置入具体的研究对象的情境之前,都仅仅是一种空壳,皆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力。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法兰西组织社会学派独具特色,对组织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释义,他们依据自己特有的观察视角,运用其概念工具、分析研究路径以及推论方式所建构的有关组织的理论体系自成一体。他们所描绘的组织与盎格鲁—撒

克逊学派所描绘的组织的图示迥然相异,盎格鲁—撒克逊学派所提供的有关组织的图示完整而全面,看似合理,貌似真实,实则虚假,与实际存在的组织相距甚远,其对组织的分析看似科学、严密,实则是缺乏实际价值的研究工艺,彼得·布劳有关组织规模及组织结构分化的研究就是其典型例证,耗时、耗力,投入大量资金,动用多种研究手段,提出许多定则,但却不具有实际的解释效力与应用价值;而克罗奇耶和费埃德伯格依据田野调查、临床诊断、比较、归纳与逻辑推论所提供的组织形象,则是具体、实际、置身于时间进程与背景之中的组织,与存在于现实领域中的组织完全对应,其所使用的方法适用、妥当,其对组织的分析深入而准确,其所提供的有关组织的知识有限而有效。通过他们的研究,他们奉献给人们的是,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一套适用的概念工具,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一种合理的推论方式,一种具有实际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这将帮助人们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组织,为人们从实存的意义上认识组织、研究组织提供一种珍贵的、不容忽视、也无法替代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 CrozierMichel& Friedberg Erhard.Actors and Systems: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M].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1977: 3.[2]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 CrozierMichel& Friedberg Erhard.Actors and Systems: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M].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1977: 4.[4] CrozierMichel& FriedbergErhard.L’acteur et le systeme:Les contraintes de l’action collective [M ].Edition duSeui,l 1977: 83.(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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