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庸问责之我见(熊鹰)_武汉市治庸问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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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之我见
熊鹰
近一个时期以来，部分官员因在重大安全事故中“负有责任”而受到追究的同时，问责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出现了从追究“有过” 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深化的“庸官问责”新趋势，“出问题”的官员要受到追究，那些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庸官”也将面临被罢官免职的危险。
一、行政问责及其意义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拥有公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工作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损害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就要受到懈怠权力的追究。在“平平庸庸”或“平平安安”地工作还有市场的今天，“行政问责”制无疑给官场生态带来了新鲜的政治空气。
去年，我市出台了《鄂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这个《办法》的出台，从制度上规范了上至机关干部，下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从政行为，对不作为、乱作为者，有了问责的依据。它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体现了严肃认真的态度。
随着“行政问责”制的推行，那些认为只要不贪污、不受贿，不违法犯罪，“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就不会出问题的官员，现在不得不改变想法了。
众所周知，制度化是可以产生可预期性的，一套制度化的“行政问责”措施会使大众对官员的行为有某种预期，这种预期会砥砺官员努力奋进，有效提升官员的自律意识和工作责任感，尽心尽力履行职责。
“行政问责”制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鄂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贯穿了有权有责、权责对等的原则，凸显了这样一个理念：不是只有贪污受贿的干部才会受处罚，如果官员没有懂得权力的真正含义，面是将权力为自己或与自己沾亲带故的少数人所用、所谋、所系，没有为民所用、所谋、所系，那就会因不作为或乱作为受到责任的追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为民用权，恪尽职守，夙心夜寐，努力争创一流的工作业绩，才是为官的理性选择。
“行政问责”制有利于促进干部转变作风。作风飘浮，工作失职，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给社会家庭造成伤害，是每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和官员不能容忍的。与“出问题”后的责任追究相比，“行政问责”制更具有未雨绸缪的防范效应。作为一个干部特别是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要避免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重大事故发生，避免自己被追究责任而丢官，就不能当“庸官”，必须改变作风飘浮，工作不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满足于一般号召，抓工作浮光掠影，搞检查蜻蜓点水的现象，就要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积极作为，努力提高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和质量。
“行政问责”制体现了用干部、管干部的部门从权力主体向责任主体转变，谁用的干部谁管理，干部工作不在状态或不积极作为，用干部和管干部的部门也要被问责，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促使干部主管部门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标准，选拔那些“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的干部，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督促他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行政问责必须从制度上突破
“行政问责”制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如果不能跟进以
制度保证的相应配套措施，“行政问责”制也可能扭曲、变形、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甚至掩盖更大责任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过场。走向真正的“行政问责”制，期待着制度上的突破。
一是要在政府管理体制上寻求突破。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的转变，实行机构和编制法制化。摒弃繁锁复杂、范围过广、时限过长、透明度差、随意性大、法律依据不足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弊端，增加政务信息的透明度，实现政府角色从“领导”到“服务”的转变，不断提高政府工作质量和效率。
二是要在惩处上寻求突破。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坚持权责相统一。要制止政府及职能部门存在的行政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现象，就必须在责任追究问题上态度鲜明、坚决，该进行组织处理的要进行组织处理，该纪律处分的要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惩处，决不放纵袒护、姑息迁就。
三是要在监督上寻求突破。建立健全民众监督制度，让群众的意见变成官员日常工作的原动力。要在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中更多地听到老百姓的声音、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在政府绩效考核中加大百姓的评价所占的“权重”，促使官员改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怕群众不高兴就怕领导不满意”的价值判断，增强对群众的责任心。
四是要在民主评议上寻求突破。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要通过深化改革，探索一条从制度上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遏制“庸官”作风的新路子。要进一步扩大群众在干部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制度，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凡多数群众不拥护、不赞成的，坚决不能提拔重用。完善考核工作，把能否联系群众、真正为群众办实事，是否兢兢业业工作，是否有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和使用干部的基本依据。对那些热衷于搞官僚主义的人，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而且要严厉批评，严肃查处，直至端掉“位子”，摘掉“帽子”，从而遏制“庸官”作风的滋生蔓延。
三、行政问责必须动真格
发展，务必治庸；治庸，必须问责；问责，可促效能。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权力与责任对等的意识，对于“庸者”，总觉得他们没犯大错，对他们只是一个教育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就凭在其职而不尽其责、不思为民办事这一点，就应受到问责。更何况，长此以往，会导致一个部门和单位甚至一个地区形成不良风气，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影响投资环境，阻碍经济发展，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瓶颈”。
有其职必有其责。对“庸者”实行“问责”，不失为一个“治庸”的好办法。它给那些习惯于不想干事的人、胡乱干事、不会干事、干不成事的党员干部套上了一道“紧箍咒”，能激发他们爱岗敬业、积极进取的责任感和荣誉感。然而，对“庸者”进行问责只是一种鞭策手段，而非治本之策。事实上，我们“治庸”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相关的制度措施来整肃和约束队伍，通过相应的机制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通过相关的措施来整治干部中的平庸行为。毕竟，“庸”是一种“作风病”、“机关病”、“衙门病”，绝不是一两天形成的，更不是一两人所拥有的。在一些部门和单位，“庸”字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单靠“问责”就能“问”掉“庸官”的病根不太可能。
从根本上“治庸”必须从更新观念着手，在创新方式上做文章。首先，要强化学习教育，使机关工作人员不想“庸”。
为此，我们应着力抓好三点：首先，要不断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政为民意识，使他们珍惜工作岗位，牢固树立公仆意识，自觉打造“高效、廉洁、勤政、务实”的机关形象。其次，要健全制度，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庸”。要通过深化改革，铲除“机关病”滋生繁衍的土壤，健全首问负责制、AB顶岗制、限时办结制、末位淘汰制、民意测评制、投诉反馈制等机关工作制度，同时要坚决把这些制度落到实处，做到按制度办事，让制度说话，用制度管人。第三，要实行绩效考评，使机关工作人员不敢“庸”。通过将机关工作人员工作职责任务进行标准化设定，将工作绩效进行定量化考核，解决长期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制度缺陷，变对工作业绩的“说不清楚”到“用数据说话”，建立起旨在体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受追究”的精神，将机关工作人员个人晋职晋级、经济报酬、政治待遇等切身利益挂钩的绩效考核长效管理机制，用机制管人管事。如此，什么是“庸”，该怎么处理，一切都可说得清楚明白，一切都可按制度办事。如此，方能打破机关工作人员“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利益均沾观念，“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无所作为观念，“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不思进取观念，变“要我干”为“我要干”，约束他们自觉当一名亲民、务实、廉洁、高效的党员干部，自觉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鄂州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市西山风景区管理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