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后记_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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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后记
这是一本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书。说意料之中，是因为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准备给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开一门“《左传》与周代社会”的课程，原计划是先写出讲义，讲上几年，然后调整充实为书。说意料之外，是因为这门课才刚刚开讲，讲义也还在编写完善之中，科学出版社就邀请我写一本面向社会大众的读物介绍春秋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这自然令我颇感压力。
一直以来，周代的历史与文化是我最感兴趣的课题，或者说对于文武周公孔子，我始终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虽不能至”而“心乡（向）往之”。由于以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多集中在西周时期，所以我早有意愿作一点扩充，对春秋时代也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并为此做过一些资料上的准备。我之所以不敢轻易应承出版社的邀请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深知它难度很大，要研究春秋历史，至少要具备三方面的知识： 一是礼学知识。春秋是个讲礼的时代，那时候的人是“不学礼，无以立”，要写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不知礼，可乎？但三礼之学现在几乎成了绝学，很少有人重视，也很少有人懂。十几年前，我念硕士的时候，因为要写西周的葬玉制度，导师李伯谦教授要求我读《三礼》来了解当时的丧葬习俗。我读出点兴趣，一度甚至想专攻三礼之学，但冷静一想，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太薄弱而最终放弃。一直到现在，对于《三礼》，虽然在研究中经常会用到，但我是十足的野路子和门外汉，自己瞎读，不知对错，只有点感性认识，最大的积累是当时的读书笔记和卡片，现在拿来用很方便。二是《左传》。我们对于春秋历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左传》。但迟至大学阶段我才开始读《左传》，完全没有先贤们的童子功。最初是通读，但读完后只记住几个比较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齐襄公和他妹妹哀姜私通一类的——因为这和我想象中的礼乐文明差距太大。后来因为写文章的缘故，经常查阅，认识就多了一些。特别是有几年工作重点在晋侯墓地，经常要用到晋国史事，就想到把《左传》中的晋国史事单独抽绎出来做个汇编，这样使用起来很方便。念博士期间，为了重构周代的用玉制度，就把《左传》中所有与玉有关的内容做了梳理，写了一篇《所见用玉事例研究》。虽然该文的考察重点是用玉事例，但由于周人用玉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讨论的问题比较多，我也受益匪浅。随着对《左传》的了解慢慢加深，深感到它是夏商周考古研究者必须了解的一部经典，所以至少从2006年开始就想为研究生开“《左传》与周代社会”这门课，也就是把《左传》分为若干专题来读，如会盟、婚姻、丧葬、祭祀、礼仪、伦理、称谓、氏族、种族、宫室、战争等，大体本书各单元的内容都涉及到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本小书是我的《左传》读书心得。第三是考古材料。如果纯粹是读文献，那么今人几乎没有超越前人的可能性，所幸的是我们有考古材料作支撑，而考古材料中墓葬资料又居于特殊地位，因为每一座墓葬几乎就是一个浓缩了的社会。我博士论文写的是《周代墓葬所见用玉制度研究》，切入点在玉，但基础是周代墓葬。论文分析了三千八百多座两周墓葬随葬玉器的情况，但事实上涉及的墓葬数量更多，这让我对周代社会有了大体而又切实的了解。这部分内容，虽然本书用得比较少，但能够保证写作时能顺手拈来，不但省了不少时间，个别地方还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以上三方面都是专门之学，而治春秋历史却都不能偏废，我深知自己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所以书中的讹误浅陋在所难免。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因为本书的定位是面向社会大众，要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所以行文和体例均有别于一般的学术论著，对称引的各家观点未用注释标明，而仅在书后列出主要征引书目，敬请谅解；至于书中所引古文献，则随文注明出处，以便于有兴趣的读者核查原文或进一步阅读。至于书名，则是从许宏先生《最早的中国》直接套用过来的。
这里要衷心感谢科学出版社考古分社闫向东社长和迟雁程先生对我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没有他们的策划和帮助，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现。感谢责任编辑范雯静女士耐心细致的工作，她的辛勤付出是本书顺利出版的重要保障。也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交流基金”为本书提供出版资助。
钱钟书先生在写完《围城》后说，献书于他人“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况且“大不了的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只有才子才说得出这样“精巧”而又“不老实”的话。这样的一本小书，确实不值得献给谁，但为了让我按时交稿，在我写作阶段，我的妻子冯颖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上要伺候生病的老人，下要照顾上学的孩子，自己又有一摊工作要负责，着实辛苦，所以在这里要衷心地说声谢谢。孙庆伟 2014年12月22日冬至于陕西周原遗址
本文为《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后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15.5.30 墨香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