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与中国思想之激变_一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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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与中国思想之激变本期嘉宾：马勇、姚中秋等 2014-07-22第271期
一战获胜后北洋政府大阅兵
导语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值中国辛亥革命结束、民主共和方兴未艾之际，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因之而起，俄国思想、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继之而行。一战战场虽远在欧洲，但却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改变。那么，如何解读和审视这些改变，本期腾讯思享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共同探讨。[全文实录]
中国参与一战的前史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甲午战争爆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结果）关联性非常大。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和日本谈判达成《马关条约》，里面规定朝鲜独立、赔款、割地和全面开放中国的资本投资。这四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割地。当时《马关条约》在签字的时候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这些都已经签完了,结果第二天俄国、德国、法国三个国家干涉还辽，而且毫不客气地告诉日本必须吐出来。这样日本在三个国家的压力下，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中国多出3000万两赔款，叫赎辽费。在这个事情过了一年多以后，即1897年11月，德国利用山东曹州教案出兵占领了胶州湾，此后中德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租借胶州99年。紧接着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湾99年。法国通过谈判租借广州湾、湛江港99年。这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三国之所以干涉还辽，就是因为他们要租借（土地）。
我们过去的叙事很悲情，民族主义叙事就叫“列强瓜分中国”。其实19世纪中期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产能过剩，于是就往亚太地区转移。1860年之后，这些国家都向中国大量投资，但却没能解决土地的使用问题。满人曾为中国开疆拓土，赢得了很多土地，不会轻易地丢掉土地。因此1842-1894年，中国和外国的合作无论多艰难，都没有办法在土地使用问题上达成协议。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德、中法、中日之间都是处于合作开发的贸易往来，并不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如何冲突。直到《马关条约》后，三国干涉还辽得到了一个机会。等后来中德1898年3月份谈判时，中德就找到了一个合作的路径——租借。
站队缓慢错失拿回山东主动权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再回到德国对胶州的使用。在1895年之前，德国就集中在山东经营，等到1898年的胶州租借协议达成后，德国就更集中地向山东投资，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非常大，但到1914年一下就中断了。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打起来，打起来之后中国政府就面临选择。这时候已经到了袁世凯政府，一直犹豫不定。德国外交官提出，两国关系好，你能不能你帮我托管一下，等战争结束之后咱们再谈，中国政府觉得，我接手这块，别国会不会打我，又提出方案能不能托管给美国，战后再还。在这个犹豫过程中，日本和英国就达成了协议，日本说我帮你，就对德国宣战。宣战后，日本并没有跑到欧洲去（打德国），而是就在山东比划一下，把胶州拿下来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被移交到日本手里。那么战争结束后，日本把山东还给中国，肯定也没问题。关键是中国只要坚定地参战，不管是哪一边，都能赢得主动。你对德国宣战，就能把山东拿回来。其实后来还不是对德宣战了？
到1914年10月，日本完全占领山东后，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它的权利，因为山东的权益之前是德国投资的，德国和中国在1898年有协议，这时候日本要和中国外交部商量一个文书，这就是“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对这个“二十一条”里面的绝大部分是认可的，因为没有超出中德合作的范围，但袁世凯发现里面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即第五号文件涉及到满洲和蒙古的权益。怎么能够谈这个？你跟德国人打，要的是山东权益。但是日本的理由是，1904年帮你打了一次俄国，没有确权，补了这一块。为此中国政府和日本谈了二十几次，谈到1915年的3月份，还是达成了一个改变后的条约，叫“民四中日条约”。
等到袁世凯死后，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的特殊环境，强制性通过参战法案，为中国在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个进入巴黎和会的机会。结果中国对战争结果的期待非常高，当然这与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宣布有关，以为威尔逊一定帮我们把山东要回来。结果巴黎和会上，中国根本没有谈判的力量，公理没有帮中国战胜强权。
外交失败引发国体大讨论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力量的问题。国家有没有力量，要看重大的事情你是否有能力做，这就是民主的效率问题，就涉及到国体。中国为什么在日本步步紧逼的时候，没有应对的力量？这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变动之后1912年构成的政府，这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没法决策。想对德宣战，结果议会不通过。
在1915年3月中日之间达成妥协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后面的思想史，就是杨度的文章《君宪救国论》。你不实现君主立宪的架构，政府就不能集中决策，不能集中决策就没有办法。所以杨度这篇文章提交给袁世凯，袁世凯觉得杨度的建议是对的，体制不好就应该改。往下1915年舆论慢慢跟进，杨度找几个人弄了筹安会，讨论怎么能够在我们原来的政治架构下使它有活力、有效率。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力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参加者，就是陈独秀这拨人。陈独秀这拨人是绝对的民主主义，特别是黄兴，他认为民主原则不能没有，一定要走民主道路。孙中山不一样，到二次革命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成立中华革命党，说要以党的名义，还要忠于党魁，签字画押效忠。
另外古德诺他们这一批人，当时也认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可能还应该是君主体制下的共和。1912年，大家都大意了，没有去想究竟什么体制适合中国。辛亥革命导致的结果就是最高权位大家都可以去争。对此，章太炎有反省，他说当年中国的知识精英确实大意了，已经有了独立的环境，为什么没有好好讨论一下国家的未来政治架构呢？
这就可以看到，1915年因为外交问题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混乱过程中各种思想都在出现。
一战刺激中华民族主义的觉醒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刚才马老师跟我们讲到“二十一条”，根据我有限的阅读，这是中华民族主义的第一次觉醒。在此之前，中国其实没有民族主义。早先我们也不断地打败仗、签订条约，但是从文献中看不到一个特别清晰的民族主义表达，虽然义和团也有那样的情绪。系统的民族主义，尤其是贯通整个社会的，从精英到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在日本变成一个支配性因素之后出现的。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巨大，整个20世纪都贯穿了民族主义的线索。
一战助推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行，跟一战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个线索是战争后期有大量的中国人到欧洲去参战，比如到法国。而且参战人员的构成很特别，一部分是劳工，也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因为参战，他们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法国社会，就在法国城市生存、生活，对当时法国的政治观念不仅仅是熟悉，而是直接作为一个主体参与。比如，当时的中国人在法国大规模举行游行几十次，变成了法国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包括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因为有中国人深度介入到法国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中，所以社会主义变成了他的一种技艺，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而是他掌握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技巧，这其中就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结合。所以说，一战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决定性作用。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最典型的情况是一战刚结束时，李大钊、陈独秀都对劳工的胜利表示了狂欢，甚至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应该很沉稳了，但他也觉得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战是一个高潮时刻。其实中国人很早就知道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一八七几年就知道，但是一直停留在学理范畴内，没有转化为政治事件。直到一战后，特别是后来的巴黎和会，我们又夸张了外交失败的遭遇，也没有反省，还对威尔逊大感失望，其实最终山东问题的解决还是美国人帮忙的。可惜我们只记住了仇恨，没有记住帮助这一块，于是社会主义就在这儿走过来了。
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精英群体的转换。一战对于中国，本来可以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当时的政府不能做出任何有效的回应，这是政治的失败。虽然失败有很多原因，但恰恰在这时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成长起来了。“二十一条”一签定，几千名青年学生从日本回到中国，包括陈独秀这些人，他们回国后就开始主导中国的观念、文化、教育与政治领域，创办了大量的大众媒体。所以在一战大概爆发了一两年，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就发生了根本的转换，从传统的士绅转换到了现代知识分子。士绅阶层因为在民国初年政治中的无能，而被知识分子取代。一方面，一大批知识分子政治观念兴起，另一方面，孙文的革命理想不断发酵，这两种力量到了一战结束之后，很快就把中国的政治彻底改变了。
社会主义是世界思潮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一战前后有十来年，中国确实进入了第二代思想家的时代。但可惜的是，第二代思想家时代是更扯淡，因为还不如第一代。第一代有康梁、张謇等诸多人，而第二代里头，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但可惜的是，源自第一代严复的自由主义没有占主体，第二代思想家胡适的自由主义，虽有一脉血统，但是没有占主体，这比较可惜。我们要问，为什么一战前后自由主义没有兴起，反而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兴起了呢？这是某种程度上运气不好，赶上了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上升期，整个知识界的潮流有点所谓的“世界公理”，旧的西方世界瓦解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样板苏联逐渐升起了。这是一个大思潮，西方的知识界也有这样肤浅的认识或者被迷惑，那么中国的知识界显然更是容易被迷惑。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我觉得一战对中国最大的改变，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怀疑，而这个怀疑有正当性。一战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德国要挑战世界原来的秩序，这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大。比如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严复对一战有很深刻的批判。严复说，一战一下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和全面问题给暴露了，一战导致西方世界只剩下“寡廉鲜耻”四个字。还有辜鸿铭，他在战前战中都有判断，就是资本主义没有秩序的竞争一定是人类的灾难。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就是梁启超，1918年战争一结束，他带着张君劢、徐新六等一拨人到欧洲旅游。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资本主义这样发展不行。如果不是这样发展的话，还是处在原来的冷兵器时代，不可能死几千万人。资本主义高科技发展了，特别是飞机、坦克、毒气弹出来了，梁启超认为这是人类最不应该发展的东西，所以这样发展不行。这都是因为一战之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无度竞争，使中国人认为西方的制度不行。
明知选择社会主义的代价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的社会主义最初并没有转化为实践。张君劢、张东荪、梁启超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1920-1921年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知识人认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可要，但是理论当中的可要。但是中国历史发展得比较诡异，好像总是选错，因为中国人太聪明。1920年代都说不要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了，理论上可以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但是恰恰到了192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又发生了一次大洗牌，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说好，这次更证明我们应该学北方。
在1930年代，中国知识人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罪恶，当时有很多人都曾到苏维埃考察过，但是最可恨的是，他们认为中国人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罪恶），为了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付出那个代价，这样我们在1930年代就转向了社会主义的轨道。1931年对中国最具有示范意义，这时候刚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还出了两个大事，一个是九一八事变，另一个是中华苏维埃正式建国。于是从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到1931年，社会主义路径在中国就是这样成形了。
结语
一战的爆发刺激了中华民族主义的觉醒，并促发了政治精英群体从士绅阶层向知识精英的转换。原本被狂热追捧的资本主义迅速被中国知识界放弃，转而投身于被认为不可实践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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