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记我的导师沈宗灵先生(侯健)_复旦大学侯健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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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记我的导师沈宗灵先生

我第一次看到沈宗灵先生，大约是近十年前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那时还称为法律学系）的走廊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个子不高，花白的头发，走起路来步履有些蹒跚，和别人打招呼声音柔和而缓慢。他从我身边经过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一位同学示意他的背影，小声对我说，那就是沈宗灵先生。

后来，我选修他的《现代西方法理学》和《比较法总论》两门课；再后来，成为他指导的研究生，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在平时，他似乎不愿意给学生讲学习和研究之外的事情。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做学生的在教师节和新年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才会说一些学习之外的事情。我对他在复旦经历的了解有一些就是在这种场合。还有一些场合就是，我快要来复旦教书的时候，以及我从复旦到北京看望他的时候，他给我讲一些往事。

他在1943年进入复旦大学法律学系读本科，1946年毕业。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复旦校址在城里的一个外国租界内，不是在现在的江湾。由于在租界内，学习还是很安定的。他记得当时的系主任是施霖。这位系主任既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又在复旦教授民事诉讼法，经常坐黄包车来上课。除了宪法外，课程主要按照中华民国政府的《六法全书》来开设和讲解。宪法课则主要讲解比较宪法。在复旦毕业后，1947年3月自费出国留学，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政治系攻读，1948年9获得人文科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又回到复旦大学法律学系，担任讲师，讲授比较宪法课程。他到北京去似乎是出于偶然。因为他工作不久，上海就解放了。新中国司法部成立了一个新法学研究院，要用新的意识形态培训法学教员。复旦法律学系其他老师都拖家带口，唯独沈先生没有这方面的负担，于是就把他抽了去。可以想见，像沈先生这样经历的人，在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不会免于迫害。

沈先生对师生关系有自己比较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在学生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对学生是不苟言笑的，不像有的导师那样和学生打成一片。而在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就显得随和一些，也和会学生拉一拉家常或生活的琐事。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对学生可以做严格的要求以及作出客观的评价。他对学生的严格是出名的。每一次上他的课，我们都很紧张。有一次我们因故上课迟到，被他批评，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迟到。还有一次，校刊的两个记者去采访他，因为知道他做事严格，在他门口等了十几分钟一直到约定时间才敲门。他把这件事说给我们听时，解释说他并不是一个严格到机械程度的人。他对学生的关心是不动声色的。他会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进行不同的指导。那些隐含在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中的关怀实际上都是经过他细致考虑的，而我们有时在事后才发现那样安排的匠心。除了上课之外，他和所指导的学生之间有定期的每两周见面一次的制度。届时，他会询问我们两周内的学习情况，解答疑问。他也把近期所做的研究情况通报给我们，把他写的文章读给我们听，并征求看法。

他很少让学生为他做事，除非自己脱不开身。他的腿因为曾经患脑血栓而行动不便。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把信捎到邮局的邮箱里寄出。邮局就在我们下课后经过的路边。他真诚地表示感谢，有时弄得我们不好意思。现在，我也有幸成为硕士生指导教师，体会到一名教师坚持不让学生为自己做事是不容易的。我的理解是，沈先生认为，师生之间是平等的，老师不能让学生无偿地为自己服务。他评阅过很多学生论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和学生联合署名发表文章。

他是一个谦虚而不事张扬的人。他并不像一个严格的人那样有时显得不尊重别人的意见，他在上课时会仔细地倾听学生的发言，注意师生之间的意见交流。在我们交上去的论文或读书笔记上，他用铅笔写下自己的意见，在自己不清楚的地方会打上一个问号，在交回作业时向我们询问清楚，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一般是用钢笔写作的。我们理解他之所以用铅笔批改作业，原因在于他并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无论是他所做出的成就还是受到的挫折，他都很少向别人说出。唯一的一次就是听他谈到，龚祥瑞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说在*中打扫卫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快乐的事情，他说不知道龚先生是如何感觉到快乐的。他在中国的法理学、比较法学和现代西方法理学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是经过学校和法学院领导以及学生三番五次地做工作，才同意召开纪念他从教五十周年的研讨会。有一次，我在一篇论文中引述别人在相同问题所持有的不同的观点，旨在与自己的观点相比较，说明自己观点更加合理。沈先生说，如果你的观点更加合理，读者是会发现的，不要你自己来说。

他说，做法理学研究需要勤奋、严谨而耐得住寂寞。他告诫学生要多阅读，多思考，多写作。他建议我们准备一个笔记簿，可以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有一些困惑暂时解不开，只要不断地阅读和思考，就有可能解开它。他的勤奋是我们年轻人都很钦佩的。大约在我写作毕业论文时，他开始写作《比较宪法》这本书。我在2000年完成了15万字左右的论文，而他在次年就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著作。当时他已经是快到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不止一次谈到北大的校训：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把这些引为对做学术研究的要求。他的学术立场倾向于分析实证主义，主张思想的清晰与谨严，讲究字斟句酌，不妄置一词，只说自己有把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有把握就说多少分寸的话。有一次，我们表示，希望毕业后继续做学术研究。他给我们讲了早年在复旦读书时的见闻。他说，当时教民商法和诉讼法的老师坐着黄包车来上课，而教理论法学的老师则步行来上课，而今天这种差别依然存在。他的意思是让我们理解，做理论研究要耐得住寂寞。

作为学生，我从沈宗灵先生那里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不仅在做学问方面，而且在做人方面，不仅从他的言论当中，而且从他的行动当中。现在，我也做了几年的教师，更是有意无意地把沈先生作为我的榜样。我把他对学生的一些要求又讲给我的学生听，传承了他的一些做法。我知道自己距离沈先生的要求和他所身体力行的标准相差甚远，这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来达到。我非常感谢他教给我那些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准则。今年教师节，我委托北京的朋友送给他一束鲜花，表示做学生的永远不会忘记老师的教导和恩情。

侯健

2004年11月25日于复旦

附记：当时临近复旦百年校庆，学校有关部门因沈先生是复旦老校友而让我写一篇有关他的文章。我也欣然从命。故有此文。文章交出后，并未被告知用于或发表于何处，大约有关部门太忙了吧。201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