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_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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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
改革开放二十年带给中国社会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革命”，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力量进行着新的重组，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利益的碰撞和矛盾的新生，演化成社会性冲突，且在宏观的整体结构上呈现出复杂性、多元化。典型的如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爆发有上升的趋势，上访、示威、骚乱等大规模地上演，最近三年（2002—2004年）均保持在40000宗以上，就2006年1～9月而言公安机关共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1.79万起。可见，社会中积郁的矛盾非同小可。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团，针对当代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社会冲突的衍生与社会和谐的构建形成一对相冲突的矛盾，如何有效地处理好这个矛盾体，成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
在利益多元化、社会力量阶层化的当前，“问题与主义之争”又重新唤起人们新的思考：要迈出坚实、有意义的一步是否仍须多谈主义，我们的主义大旗是否已经明确了呢？多谈些问题，是否仍然机械地走着历史的循环？当前的改革和关注是否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多少带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呢？
本文的立论围绕“社会冲突”而展开，带着历史留给我们的沉思，着眼于现实社会利益冲突，力求摸清其中的逻辑关系，探求良性运行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有效“路径”。
一、当前社会冲突的新变化和特征 社会冲突，又可称之为“集体运动”、“社会运动”，是指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为了某种目标或价值观念而相互斗争的方式与过程。冲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为一种互动行为，是一种直接的反对关系；在形式上冲突较为激烈，往往突破了规章、规则甚至法律的限制。[①]因而，如若不能恰当地处理好社会冲突，它易于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改革所引致的社会转型阶段，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的重新组合产生磨合，形成新的利益冲突。相对于过去而言，利益的多元化也促成社会冲突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模性的群体事件数量多、频率高
据统计，近10年来中国社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参加人数和规模，都呈现出不断快速增长的趋势。以下是一张从1994年到2006年学术界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动向图，从图中的动向发展来看，我们明确地发现群体性事件受到学术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社会的稳定，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图1：1994～2006年社会冲突的学术关注度 [②]）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某些群体性事件带有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趋向。群体性欠薪是大家并不陌生的概念，就2005年而言，某市“12348”法律咨询热线向5000多名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民工援助案件200多起，群体性欠薪案件20多起，共为民工讨回薪金400多万元。与此同时，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处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流血事件。有些民工讨薪案就演变成一场血案，典型的如震惊全国的王余斌案，在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时，还受到老板等人的人格侮辱，在一怒之下造成了4死1伤的恶性事故发生。在王余斌受到法律制裁后，有人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如果王斌余被最终处决，我将杀掉5个人》，浏览者数万，点击率还在不断翻新，支持回贴的更是有数千之多，据说还有很多贴被网管删除了。[③]全国的声音似乎演化出一场声讨，是谁让谁愤怒了呢？可以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经济问题都有演变成政治化的趋向，这多少与党的政治方针与原则是相关的。
（二）冲突主体的阶层化
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式群体之间力量的各种较量。转型时期的社会力量多少打破了 原有的格局，衍生出新的力量组合。在追求“先富”与“共富”的道路上，经济引导下重组的社会力量表现为强式群体和弱式群体两大基本分类。在文化价值层面多少出现了分化，两股力量在利益追求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对立，尤其是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之际，社会的底层对于“受到剥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也有所加重，形成“仇富”心理。
也正因为如此，在引发性事件发生之后，这两股力量之间利益冲突马上会激起，基于弱式群体在经济上相对的弱式，冲突若不能在一定阶段得到有效的控制，往往会表现为非正式的对抗。社会的“矛盾疏导机制”并未完全地建立起来，其应变“突发”的能力尚有限，因而当弱式群体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质疑时，必然会寻求一条非合法化的路径，引发社会越轨行为甚至违法行为。
2005年6月26日下午，在安徽池州市翠百路菜场门口，学生刘亮与吴军兴驾驶的汽车相撞，随后遭到吴军兴和两名保镖的殴打。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汽车撞人纠纷。然而到当天晚上，这已经发展成为一起打砸抢烧的群体性事件，造成多名武警和民警受伤，4辆车被毁，派出所被砸，一超市被抢。据记者调查，事态的发展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有不实的传闻，有不法分子的煽动，有处置的不当„„其中不实的传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④]这是一起典型的社会冲突事件，由于传言的传播，群众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形成与当地政府军警的对立冲突，烧毁吴兴军的轿车，派出所遭围攻，警车被砸。从这样的一个标本中，我们多少能够看到在社会中所蕴藏着的巨大的不满和不和谐性。鲁迅曾在《纪念刘和珍君》这样道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冲突由积郁到突发的必然性。
（三）冲突本身的非常态性
此即有产者以权利抵抗权力，无产者以命抗争。前面已经提到，弱式群体相对而言力量较为薄弱，当社会本身让弱者心中产生强烈的“无公正”可言的时候，问题往往会循着恶性的方向演化。他们往往寻找极端的方式来寻求所谓的公正（可以说是同态复仇的变种吧，在古代社会这或许是一种公正的体现）。上文中提到的王余斌，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换来对生存权的抗争，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心中的孤愤，同时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的“公正感”危机。
有产者是否就能够本分地对待社会冲突呢？笔者认为，无产者寻求暴力的概率较大并不表示有产者的本分。这两者之间不能够任意地加以混同。有学者对城市中存在的阶层冲突意识作了一定的调查，作了一定的分层：(1)那些收入并不低但却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2)那些真正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生发物质性冲突的可能，但这种冲突并不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3)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有条件的；(4)客观阶级并不必然形成阶级意识, 因此也形成不了大规模的阶级对抗；(5)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当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⑤]因而，有产者中间有部分处于一定的不满状态，他们与社会真正的底层接触相对较多，容易加入到一场突发性事件中去。中间阶层并非必然是社会的“稳定器”，很大程度上是有条件的。社会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这其中的矛盾，同样可以引致冲突。
（四）价值性冲突的主导性和非理性色彩
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从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一元化的价值体系，思想开放条件下价值的追逐也呈多元化倾向。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化，差异性比较明显。社会各成员对于社会的感知能力如同人体对温度的感受各有不同，对体制不完善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也有不同的认识。社会在维持整体的和谐度上有明显的差异性，而是否偏离了一定利益群体的“社会正义”尺度，是难以有效把握的。正因为此，某些社会冲突的发生往往是那些社会 冲突意识较为强烈的那部分人，在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出现较大差距的时候，形成心理上的落差感，而最终引发了社会冲突。可以这样说，社会冲突也存在着强烈的非理性色彩。
价值观念冲突首先表现为价值目标的冲突，也就是人们的根本价值取向的冲突。这是从大的方面来加以把握，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进路将作如何选择并非是一个既得经验的重复，很多前人未走过的路，我们正在摸索。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多种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有学者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⑥]，或许为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另一种可探讨的路径。价值冲突也表现为价值标准的冲突。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价值选择上，就是个人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与社会要求的统一性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国人在选择价值目标和价值行为时的“是”与“应当”的矛盾和冲突。[⑦]价值冲突还表现为价值实现上的冲突。社会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有限，因而市场主体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以竞争对手的失败为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代价。[⑧]这些可以说是当前价值性冲突主导性的主要表现。
二、社会冲突的根源性分析 是什么导致了社会冲突的发生，其背后的根源何在？或者说，制肘当前和谐社会构建的不利因素有哪些？思考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
利益纠纷，集群化的运动，抗争„„这些是我们面对社会冲突时让人容易联想到的概念，一场社会冲突为什么会发生，无形中引导的那股力量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要认清社会冲突的根源，除了把握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大氛围外，还应当剖析社会冲突进展的各个阶段，理清其中的思路。
（一）社会公正尺度把握上的相对失衡
社会冲突本身是社会矛盾运动过程中矛盾激发、从隐性到达显性的过程。社会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对利益作着不同程度的调节和分配。而与此同时，利益上的重组引起原有的利益“同构体”解散，某种程度上会损害某个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其中当然只有一小股力量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但是当如此多的小股力量汇聚形成大的浪潮时，其可怕程度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在沉默中郁积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社会整体对公正的合理把握将是问题产生与否的关键。
很多时候，问题的发生并非毫无根据的，往往会借助于一定的导火索而失控性地发展，社会的公正把握好分配的公正时，也要发挥出调节的公正（亚里士多德早在古希腊就提出了关于社会正义或者说社会公正的理论，强调分配公正和调节公正是两个基本的尺度）。所以，整个社会需要建立起必要的利益调节——补偿机制，当最初的分配功能偏离社会的公正标准时，应当及时应变，可作调节的应当作出相应的调节，如若考虑到成本、效益因素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则以补偿的形式加以平衡。
（二）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社会学家斯莫尔认为：“在形式上，社会进程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他人利益相一致的个人利益所驱动的连续过程。”这其中表明了社会利益所呈现的多元化特征。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无一不处在利益群的包围之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存在着一定的摩擦；个体利益之间、群体利益之间、国家（社会）利益之间也因差别而对立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带给社会相对开放的环境，完全的集体至上原则被逐渐加以淡化，使得原有的这些利益体本身的对立加以显形，利益追求也不再同过去那样单一化，各个利益体的分量在社会利益群的比重也日益提高。
而很多时候，政府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或多或少仍留存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刚性手段的不合理性甚至不合法性也不乏其例，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引发起着加速作用。利益的分层必然也导致价值取向的差异性，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当前可谓是两大基本的利益分类。两者在社会中的碰撞也越来越明显。在个体之间，由于个体在体力、智力、机会等先赋性或后致性因素的差别，不同个体所获利益必定会有所差别。因而，个体利益之间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是必然会产生如此分层的。在一个集体内部，个体利益的差异性使整体存在一定的张合力，而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是整体的集体利益（个体往往注重眼前或局部的利益，而群体或国家更注重全局和长远的利益）。作为有着不同动机、情感、需求的个人，其与群体或国家的利益之间必然会有所分歧甚至是在某些方面的对立。[⑨]
（三）社会的互动性机制薄弱 应当说，党在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较为重视在群众中加强沟通和互动。毛主席的“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诸如“团结——批评——团结”等等，打通了“出气”的通道，不致使问题日积而使冲突洪流般爆发。诚然，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相对来说社会结构较为简单，改革开放后虽然或多或少保留着原有的格局，但社会利益体的多元化已打破较为单一的格局，社会阶层化恰当地说明了当前社会格局所呈现的态势，这是近几年来专家学者对当前社会作出分析研究后所认可的观点。
然而，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或者说经济），似乎“革去”了中国人应有的素养（或许笔者的看法有些激进）。中国人如同脱缰的野马，政治信仰何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又何在？
阶层化的出现诚然是经济主导下的必然结果，而这又让社会产生了隔离带，富人与相对富有者、不富有者之间在居住环境等方面就划出了区域，尤其是在城市中社区人员的沟通相对来说也较为缺乏。外来人员和本地人之间产生莫名的排斥„„社会的互动性就大大减弱。不同阶层人员之间的隔阂也就容易产生。当社会的底层感受到强烈的“剥夺感”时，形成所谓的仇富心理，容易将矛头指向富人，引发社会治安方面的不安。
一个社会不怕冲突的表现，而怕的是冲突的积累，正如齐美尔认为：“不存在冲突的群体即使存在，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不可能有变革和发展。”而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长期处于冲突的积郁阶段而无法得到有效地排解，一旦遇上某个冲突源时，便洪水般失控地表现出来，这是非常恐怖的。
如何加强社会的互动性，政府又该如何扮演相关的角色，社会组织的力量应当如何定位？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三、社会冲突的价值审视：对社会冲突的再认识
当然，认识社会冲突不能只顾及到一个方面，全面认识和把握住社会冲突，才是科学的认识论和应有的学术态度。传统观念上，人们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暴行、偏离等百害无一利的矛盾现象，其实并非如此。社会学家科塞也认为：“冲突只要不直接涉及基本价值观或共同信念，其性质就不是破坏性的，而只能对社会有好处。”笔者在上文中也指出某学者的观点：底层人员所引发的冲突并非都是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而是对于社会某个环节的不良性加以否定，以求社会能够及时作出相关的改进，推进社会的发展。
基于此，社会冲突理应受到价值性的重新审视，笔者认为，社会冲突的价值可作正效性价值和负效性价值。
（一）正效性价值审视
在正效性价值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冲突能够使社会认识到自身的薄弱环节，推进社会的自我调整
当前的中国不再是相对单一的社会结构，而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正因为此，社会的计划性和集中化控制已经行不通了，社会的多头调控也会出现薄弱环节无法及时、有效地得到反馈。社会冲突的突发，虽然很多情况下带有暴力性和破坏性，但是它作为社会病理的有效预 警机制，往往带动整个社会的关注，至少能够带动相关地区对社会治理的重新思考，甚至在冲突中酝酿出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规范。
社会冲突一直是社会精英阶层关注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上报中央的社会冲突事件就有一百件之多。如何面对这些惊人的现实，在政治理念上又该如何作出郑重的选择？对此，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站在全局的高度将问题统筹于“和谐社会”。就笔者所理解，和谐社会是一个结果而更是一种过程！它向我们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不和谐的阶段，转型时期的利益分配引发了许多矛盾，而改革的步伐是不能停歇的，整个社会在矛盾碰撞中亟需“包容力”。[⑩]关于冲突的新理论、新思维在冲突中得到新的突破和发展，社会学界将关注的重点转向社会的和谐度。和谐社会的进路研究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成果。
正如有学者形象地指出，社会冲突犹如一种激发器，它不仅导致冲突各方和整个社会对原来的规范予以重新审视，而且会使旧规范不断地改进，新规范不断地创设，最终造就冲突各方共同接受并支配他们行为的新规范。如劳资冲突与劳资关系法律的制订，监狱叛乱事件与刑法、刑罚的改革，国际冲突与国际条约、公约的修订和完善都是极好的例子。[11]在美国黑人维权运动中，不懈地努力促成了相关法案的订立，也让黑人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尽管歧视问题仍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已实现巨大的改进）。
冲突下往往能够考验一个社会的应变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主体的素质也是一种磨砺。中国当前虽然尚未完全形成良性的应急机制，但是自SARS后，全国出台了相关的法规以对突发性事件的应对作相应的规定，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应对冲突的意识。
2、社会冲突的相对整合度
社会冲突的非正式化组织是我们在关注社会冲突时频繁能够看到的现象。集群化运动并非是完全是盲目性的，组织化越来越明显，有明确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群体内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原有的内部矛盾和纷争得以缓和，凝聚力得以加强，群体的共识性显著增强。
同时，组织化增加社会整合的纽带，使冲突更易于为人所接受，能够统一行动的步伐，而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者来说，能很好地看到冲突的核心问题，在政策性建议的提出上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3、社会冲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12] 在历史上的“七千人会议”上，中央从主席开始作检讨，可谓“早上出气，晚上看戏”、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检讨。而这场会议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需要能够出气的场合，将超过社会所能承压的不满情绪加以及时的发泄。学者们的比喻是生动的，社会好比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冲突是社会应有的“不满的情绪宣泄”，冲突的过程是释放、宣泄不满情绪的过程。
社会冲突很好地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开放体制下社会运行不良环节上的矛盾显性，为社会及时处理相关环节的问题，减去压力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二）负效性价值审视
对于社会冲突的负效功能，人们的感受更加强烈，在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是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
1、社会冲突造就的是人们思想上一个动荡（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混乱），这在我国是尤为明显。在前文中所论及的安徽池州事件，由于传言的大肆制造，使局面处于失控状态。很多人往往是在不知名的情况下加入其中的。虽然笔者指出社会冲突的整合性，但同时应当看到，在冲突中人们往往受到某些人的鼓动，思想上易处于混乱，而将自己心中的不满演化为“恶性”的冲突。
2、衍生出某些社会问题。还是拿上述案例来讲，据报道，在骚乱发生之时，发生了超市遭哄抢的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和部族冲突以及我国农村存在的家族械斗也是不乏其例的。正因为社会冲突本身也是社会问题的表 现，因而它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衍生出其他的社会问题。
可见，社会冲突本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我们给予全面、客观的对待。笔者认为，如何趋利避害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
四、和谐社会下社会冲突整合机制构建——以“利益协调”为核心模式的探讨 社会冲突往往是在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和定型化的趋势下增多，与社会和谐体的构建形成矛盾的对立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冲突本身所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因而，在两者问题的处理上不应当采用强硬的消灭、消除之类的态度（事实上也不可能），笔者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包容力的培养”，如何设计出有效的社会冲突整合机制是我们理性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应当说，社会整合机制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理应把握的尺度，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会频繁地发生冲突，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整合度发生了失控，而整合度的失控中涉及各方面因素，是一个社会性的议题。
如何将社会整合于和谐社会的体系下呢？笔者认为，问题的核心是把好社会公正应有的标准。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需要发展，需要和谐，它在社会公正上应达到何种高度？这不是笔者个人所能够衡量的，更多是社会各阶层主体共同意志的表达，实现“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的社会践行。
（一）社会改革利益的公正分配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20多年的风雨历程，“先富与后富”理论也为某些人实现了富裕，而更多的人正因为此不成比例地承担起了为改革买单的成本。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似乎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社会阶层化造就了今天的社会，很多时候让人回想起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那贫富分化的局面。
社会的底层当然是不会轻易地为改革背上买单的成本，虽然在一定阶段上他们选择了沉默，但是不满的洪流终将以爆发。在当前社会冲突较为频繁的时期，他们感受到社会强烈的剥夺感，某些人就选择了采用极端的方式加以报复。社会越轨行为甚至违法行为是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改革到底带给我们什么了？社会进步的成本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危机社会中呢？种种问题盘旋，不得不引发如此多的感慨。
依照社会正义理论的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社会改革每迈出一小步，都应当全面顾及到利益的公正分配问题。虽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均等，但是分配应当考虑到多元化利益的各个层面。而对于分配中未妥善处理的环节，当然应作必要的矫正，以回复到应有的公平状态。在实践操作中，社会集体应当共同拟订具体、客观的标准，以最大程度上地实现正义价值。
在改革中牺牲了这么多，当然也因此需要获得相应的补偿。社会整体应当为这些底层人员买单，将冲突成本理性地转变成补偿成本，应当说是有意义的选择。许多专家学者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补偿机制，正是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
（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体系化构建 [13] 社会整合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的整合，因而如何有效地对利益协调机制加以解读和形成体系化的认识，是把握问题的核心之所在。笔者认为，体系化的构建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全局统筹当前社会已经和将要面临的利益形态体系。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是原有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显出滞后性的根源，是利益形态分化呈现多元化的促发机制，因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发展程度应当跟上市场经济的节拍，能够融合市场经济的理念，依据新思维、新情况有效地处理好各种利益形态之间的协调。那么，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成了问题的关键。
基于现有的认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分析和准确定位现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跨越现有的市场经济与将来法制型的市场经济的尺度，对当前社会利益的多元形 态逐一归类进行分析，把握其中隐含的冲突，分别有针对性地对各类问题作出策略性的调整。接着，在可预测的范围内，运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对某些利益的解散和重组作出有现实性根据的预见，把握住“如何处理好其中的过渡阶段，如何有效地制约甚至根本性化解隐含的危机”的核心。最后，统筹全局的态势，对于动态化的整体分析、预见作出统一的整理，以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地认识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发展方向，并付诸具体的操作执行。
2、整合政治应变机制，清理效应机制中的拖沓、累赘的环节，使政府机构的运作能够实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
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是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在当前由于其自身普遍存在着反映机制的慢和效应的低下，这使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因而，整合政治应变机制以确保准确地反映现实的需要，效应机制尤其是程序操作与规范的科学化是摆脱滞后性的前提。
为应对此类现象，可从以下几点来加以把握：（1）理顺和疏通利益诉求机制，这是增强政治应变机制的前提。典型的是信访这项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该项制度的存废争议暂且不谈，就其存在的现实性意义出发，它作为一项利益诉求的重要制度，在百姓利益纠纷和利益受到行政性侵害等事件的处理上，顺应了民意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的民主化和廉洁性。理顺和疏通利益诉求机制，首先应当从信访制度的改革入手，用“服务性机构”的观念替代“官本位”，将它改造成一个真正办实事的利益协调组织，借助人大和司法体制对它进行监督，清理程序操作中的不规范、终结机制的不完善，明确其中的法律准绳和责任形态，为科学化执行机制的建立打下基础。除了信访这项重要的制度，我国的人大、政协、人民团体以及媒体等部门的渠道都是社会利益协调的重要组织，在疏通内部的障碍后力求能够较好地协调这些渠道之间的关系，构建有机的诉求机制。此外，“我国还将更多地利用网络、传统媒体、听证会等手段为人民群众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14]也是理性的选择。
（2）在保证利益诉求通畅的前提下，效应机制的产出是终局性的对整体的利益协调运作的效益评价，因而，在效应机制的把握上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把握效应机制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建立健全利益引导机制，其所针对的是人们传统的利益观念的束缚，引导人们对市场经济有正确的认识，对于先富与共富产生共鸣，在具体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有正确的导向。②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这主要是通过法律和道德这两项普遍认可的约束手段对于人们在利益追求中的“失范”行为作出限制和相应的惩罚。尤其是法律，在借助国家的强制性后能够充分保障其效果的体现，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依据，平衡利益在相对人之间的流转。③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它主要是调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如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社会各阶层关系等），调整、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对于社会利益在各层次上的相对持平，减少差距拉大引发的纠纷，具有积极意义。④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调节机制的理想设计需要有一定的补充，补偿机制就是较为现实性的制度设计。它以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为主要形态，对于特殊的群体利益的考虑，增添了公平的程度，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积极的意义。效应的产出主要反映在这四个环节，而各个环节的有效完善和协调运作是效应产出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3、对于“特殊利益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 “特殊利益集团”，这是新近的一个被提出来的概念，我国学者对于这类群体未作定义式的表述，但是就其反映的特征而言，似乎可以说成“带行政性垄断的集团”，其中掺和了政治的因素，对于某些经济行业实行带有行政后盾的垄断，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因而，在“特殊利益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冲突，如何加以协调？
“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反人民利益的、破坏民主法制建设的利益集团，它具有严重的排他性、落后性，因而，在最终的宗旨把握上要将它限制直到消灭。但在阶段性的过渡阶段，我们还是要有针对性对它作出调整：（1）在党和政府机关的内部，廉正建设的反腐败力度更 加应当加强，对于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的“钱权交易”非法途径，采用行政的和刑法的手段加以惩罚性的打压，并通过媒体等公开手段增强向群众透露的频度，以限制正在发展中的这股势头。
（2）在经济领域开展对垄断性因素的处理，主要表现在可采用国家控制该受到垄断限制的经济行业、对于物价、数量、质量的规格波动作出合理和稳定的调整，以迫使垄断性因素退出利益减负的领域。这种思路类似于“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利益获得与流转的合法化操作、公平性处理是人民大众普遍的心理要求，是人类对正义公平的追求，因而，我们应当始终将公共利益作为协调的关键。
（三）人文价值理念的培育，整合与调适价值性社会冲突
在中国，社会冲突的产生往往带有一定的暴力倾向，在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过激化，而且国人的法制意识尚未健全。因而，整个社会文化土壤中急需“人文化价值理念”的种子加以培育，这其中主要包括法治的自觉和道德素养的提升。然而，文化本身是交流过程中共同培育出来的，是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相互磨合、相互砥砺而成的结果，并非任何圣贤精英们设计和强烈呼吁的结果。
因而，社会需要造就互动的机制，以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有学者指出，在整合社会冲突时，应当增强公民领域的高水平的自我调节能力，即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保障信息的畅通，使冲突得到应有的降低。[15]基于此，笔者试想能否创设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组织为单元的社会互动模式（当然如果由社会的自觉性组织来组建，也能发挥出相应的作用，而在中国当前尚存操作的困难）。
本文的作者曾对社区作过相关的调查，发现较多社区人员之间的交流圈较小，群体文化存在较大封闭性，整体上呈个体的单一化而整体的差异性，莫名地带给人较大的隔阂度。如何实现互动，有其实践的难度，应当加以仔细分析考察的问题。当然，以下几点建议还是可作参考的：
1、配置相关的基础设施，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笔者认为，相关基础性设施的配置能够为社区人员的交流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加大人员之间相互接触的概率，加强信息的交流，尤其是社区不同阶层人员之间能够在一定的接触后从很大程度上减少心理上的隔阂（这里更多的强调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之间的磨合）。
2、社区信息的及时公开，加强反馈的可行性管理。让大家了解社区，同时也让社区了解大家，是维持社区和谐，避免冲突的共同追求。这里应当处理好信息的流通性问题，涉及：信息是否及时公开，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获取信息，而反馈本身是对信息的价值性评价，当然不容忽视。虽然很多社区有意见箱之类形式摆在那儿，但效果并不明显。
当然，意见箱并非反馈的唯一方式，在社区会议上发表意见、直接找负责人也是反馈的方式。这里也有必要加强自治体本身的管理和社区群众的监督。
3、建立健全社区的诉求机制。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由具备法律知识人员组成的利益诉求委员会，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不满表达出来，尽可能解决相关的问题。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在这个整体运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因利益多元化所引致的各类社会冲突，如何加以整合而使冲突有效地得到调适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指出，这是一个关涉社会公正价值的基本问题，利益协调在整个整合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价值性冲突方面更多地揭示出有效加强一个社会信息流通的重要性，同时社会互动模式也亟需建立健全，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单元模式互动”的有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