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及其治理(修改版)doc_中国社会治安管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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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强化市场型政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
唐志军
谌莹
向国成
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八大异化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2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的“无形之手”已取代计划的“有形之手”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然而，在庆祝之余，值得我们警觉和重视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而且许多方面已出现异化！这些异化主要表现在八大方面：
（一）市场观念深入人心，但反市场的声音此起彼伏
市场化改革3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市场在极大丰富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增加了人的自由。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给了人前所未有的富裕、多样化和自由，市场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房价的猛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问题成堆，国有资产的不断流失，工程建设领域的豆腐渣泛滥，食品行业的安全缺乏„尤其是权力寻租的流延，对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满之声开始浮现，并呈蔓延之势。尤其是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质疑和鼓吹下，在一些政客追求政绩的冒进和推动下，中国的反市场声音越来越大，已严重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和搅乱了人们思维，使得“*”和“计划”思潮在中国再次抬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
（二）市场规则初步构建，但公正性和约束力有待提高
经过20多年的修正和重建，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保证市场有序运行所需要的规则体系，各种规章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市场规则的公正性和约束力却远未能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公正性方面，一是一些规则未能赋予市场竞争主体以平等的准入机会、资源获取机会和政策待遇；二是现有的某些规则未能有效惩处市场作恶者；三是在产权保护上，还存在歧视性；四是许多规则未体现程序正义。在约束力方面，很多制度其实是“失守”的-----空有条文，但却得不到执行，或者在执行中由于利益冲突而大为走样。而且，很多规则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法规与法规之间存在诸多不一致和模糊地带。
（三）市场机制趋于形成，但垄断和管制问题尚未破解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总体上已基本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在诸多领域和行业，形式上的竞争格局似乎已经形成，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并且成为决定市场胜负和引导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力量。然而，我国的垄断 唐志军，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838614649@qq.com；谌莹，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50858176@qq.com；向国成，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email：466125939@qq.com。本文是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权力结构及其变迁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12YBA131），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地方政府竞争下区际产业转移和承载系统的空间失配性和矫正机制研究”（13YJC7901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写作过程中，本文得到了《南方经济》编辑、匿名审稿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教授黄有光、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杨子晖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庞春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王玉霞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刘友金教授、贺胜兵博士等人的修改建议，特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和管制问题依然突出。在垄断方面，石化、电信、电力、金融、烟草等行业的垄断格局依然未打破，消费者在不得不承受高价低质的产品和服务之苦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权益被漠视之苦。在管制方面，一是审批制改革还远未到位，许多项目从申报到立项所需要的审批环节过多、等待时间过长、费用过高、程序过于复杂。二是管制泛滥，从金融管制、土地管制到户籍管制、娱乐管制、网络管制„„管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三是管制呈现出部门化、地方化和易变化的特征。四是要素市场的管制与产品市场的开放之间矛盾凸显，要素市场还受到诸多管制，许多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也缺乏自主定价权。
（四）市场主体走向多元，但主体的不平等依旧突出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洗礼和诱致，各路“神仙”纷纷下海----进入市场的洪流中搏击利益之浪潮。政府、企业、劳动者、消费者等主体无不以市场为寻利场，随市场的指挥棒起舞，在分工与交易、竞争与合作、规则与权变、诚实守信与机会主义中寻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和方式。然而，直到今天，各市场主体的不平等依旧突出。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一是城乡间的不平等；二是地区间的不平等；三是“国”“民”间的不平等；四是政社、政企间的不平等。
（五）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但手段走向非法化和黑化
在利润的刺激下，自我决策、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越来越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最高宗旨和最大追求。这种利润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企业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改进经营管理方法、强化研究开发、提高技术水平、重视人力资源、开拓全球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品牌价值。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与竞争日趋激烈相伴而行的是，市场秩序严重失范，竞争手段的非法化日趋严重，甚至走向黑化。一是市场道德沦丧、诚信严重缺失。二是恶性价格战遍地开花。三是假冒伪劣毒泛滥难抑。四是商业贿赂、欺行霸市行为猖獗。五是诋毁中伤绵绵不绝。
（六）创富能力不断提高，但收入分配失衡日益严重
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构建、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市场的创富能力得以空前提高。市场已成为人们创造和获取财富的最主要场所和最主要手段。然而，与市场创富能力不断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一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显著；四是地区收入分配不平衡。
（七）私人产品供给充足，但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
改革开放30年，通过市场体制改革，我国较好地解决了私人产品的供给问题。目前，大多数私人产品的供给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而，由于诸多约束，我国至今未明确公共产品供给的改革方向和模式，而是长期在市场化与政府主导之间犹豫、徘徊，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就业压力巨大，失业保障制度不健全。二是医疗改革滞后，医患关系尖锐。三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与人们的要求还相距较远。四是社会保障不健全，覆盖面还有待拓宽，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五是基本住房保障不到位。六是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也问题多多。
（八）调控机制趋于健全，但规范性和前瞻性亟需改进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不断完善调控机制，初步形成了在中央统一协调下，以计划、财税、金融部门为主，以间接手段调控引导市场活动的调控模式，各种调控机制和调控手段逐渐趋于健全，调控的能力和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我国的调控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规范性不够。突出表现为：一些调控措施和调控政策的出台并不具有程序合法性，常常以行政手段代替法律手段和市场手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调控政策常常以部门利益作为出发点，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约束性较差，未严格履行货币发行纪律和财政纪律。二是前瞻性不够。近年来，无论是对房地产的调控、通货膨胀的调控还是对金融危机的应对，都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精确性不够，技巧还不够娴熟、手段还比较单
一、负面效应也比较大。
二、权力失衡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的根源
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出现诸多异化呢？要回答此问题，需要从权力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中探幽解密。
（一）权力和市场----人类配置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
在论及人类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时，张维迎迎在《市场的逻辑》（2010）1一书中指出，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 rights)和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iy-based rights）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体制。而张五常也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第一种是私人产权，具有使用的排他权、收入权，以及经所有者同意向任何人让渡财产的权利；第二种人权利不是根据财产来界定权利的，而是根据等级或层级来界定的；而第三个体制则是，在这个体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其实，无论是张维迎还是张五常对于人类资源配置方式的界定，它们的实质是一致的，即人类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依仗权力、基于等级（职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种是依借市场、基于财产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因为：一是权力天然地依从于等级（职位），而且腐败也是基于权力的。等级（职位）制的实质是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非平等配置，等级（职位）高的人拥有的权力大，等级（职位）低的人拥有的权力小；而且，等级（职位）制下，由于权力主体间天然地非平等，就会导致权力得不到有效地监督和制衡，腐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基于等级（职位）和腐败的资源配置其实质就是基于权力的配置。二是财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基础，缺乏对私人财产权的有效界定和保护，市场将由于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正常运行；而市场要实现其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要求交易主体间是自由、自愿和平等的，也就是说，要实现交易，你必须在获得你所需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让渡出一部分财产权利给他人，而且，这个交易的过程一定是自由、自愿和平等的，不能搞巧取豪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就是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源配置。
就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依据不同的条件，它们既互为补充，又相互替代。因此，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一个著名的“国家悖论”(fundamental dilemma)命题。该命题最早是由政治学家巴里·温加斯特这样表述的：国家需要足够强大，才能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做它该做的事，即执行合同；但国家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则进一步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国家悖论”的存在，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由于国家的本质是权力，经济繁荣取决于市场是否异化，因而，在我看来，“国家悖论”的实质也就是“权力悖论”或曰“市场异化悖论”，即一国的权力结构及其应用既是该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关键，也可能是其走向失败的根源；既是该国市场走向健康完善的关键，也可能是其走向异化和混乱的根源。也是因为，由于市场的异化与否取决于 1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10。市场主体的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市场契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市场竞争是否充分、市场秩序是否规范，而这些都与权力息息相关。一方面，产权的保护、契约的执行、竞争的充分、秩序的规范都离不开来自政府（权力）的保驾护航、公正裁决和强有力的执行。而另一方面，政府又有可能利用手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来干预市场，以“掠夺之手”来攫取市场的果实。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权力才能促进一国市场走向健康完善而不是走向异化呢？
（二）强化市场型政府----市场健康和繁荣之源
在奥尔森于2000年出版的《权力与繁荣》一书中，他将政府权力引入对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一国繁荣程度。他反复指出，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如果离开了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繁荣绝不可能。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充分满足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存在市场,才能让市场拓展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可以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即：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
另两个权力经济学大师则是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森（James A.Robinson）。2012年，在他们合著出版的《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一书中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体制”。繁荣的国家是那些培育了“包容性”政治及经济体制的国家，而那些体制变成“掠夺（攫取）型的”、权力与机会集中在少数的国家则注定要失败。他们写道：“包容型经济体制实施财产保护，创造公平的竞争场所，鼓励新技术及技能方面的投资，与掠夺（攫取）型经济体制相比，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掠夺（攫取）型经济体制的结构特征体现地是少数人从多数人手中攫取资源。”“包容型的政治体制支持包容性型经济体制，而包容型经济体制反过来也支持包容型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通过多元的方式，使政治权力得到广泛分配，能够形成一定量的政治集中，建立法律和秩序，而法律与秩序又成为受到保护的产权及包容型市场的基础。相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掠夺（攫取）型政治体制为了维持权力而加强掠夺（攫取）型经济体制。”此后，他在访谈中，专门谈到了中国。“根据我们的分析，” 阿西莫格鲁说，“中国正在掠夺（攫取）型的体制下实现经济增长——在一党制的威权控制下，一直得以垄断权力，以空前的规模动员资源，在极低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爆发式增长，”但是这种情况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它不能培育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而这种“创造性破坏”对于创新与收入增加是至关重要的。
（三）权力失衡导致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
1978年后，中国总体上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即改革先从经济体制入手，采取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试错，逐步把改革推向深入。
然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会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要告别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就必须改变权力结构，通过放权让利，从集权走向分权。这包括：（1）向公民（家庭）分权。通过赋予公民（家庭）拥有自主择业权、经营权和消费权，逐渐地把公民（家庭）推向市场，使其成为市场的一个利益主体和决策单元，使他们的行为以利益为导向，并依靠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来实现，而不是依附于政府的指令计划和定额定向分配中。（2）向企业分权。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通过对其大刀阔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或者将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下放给企业，使其成为一个追逐利润的独立法人主体；或者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不仅允许其自由成立和自主决策，而且对其经营领域和经营范围的限制也越来越少。（3）向地方政府分权。体现为：将一部分行政权力下放到地方，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赋予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权力，放手让地方政府去大胆探索、改革试验；进行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可以分享辖区经济增长的收益。（4）向社会分权。体现为：允许村民、社区自治；发展了自发性、自主性的行业协会、合作社、具有中介性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具有社团性质等社会组织；转移、让渡了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让社会组织开始发挥其社会治理的职能和作用，承担一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却需要来自权力的主导，“中国的改革始终在权力的主导下进行,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志向型的改革取向”。这是因为：（1）如果没有权力的主导，执政者或者担心改革偏离其预想的方向，或者担心改革的步伐太快、对社会造成太大的震动，或者担心改革中利益分化太严重，导致社会出现大的动荡。因此，为此，执政者需要用权力来约束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平衡性。（2）权力是利益的载体，如果不能对其权力进行赎买的话，掌权者就会希望在改革过程中，将权力嵌入到新的制度中，从而实现其权力租金的长期化和制度化。（3）改革的过程是个新旧制度交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惯性的力量，旧体制不会轻易退场，而新体制则由于其不完备性和脆弱性，而难以及时、全面替代旧体制。于是，就会留下一个制度真空或制度模糊地带。这样就为权力嵌入改革和嵌入市场提供了必然空间。（4）当权力获得来自市场的好处时，它就会贪恋市场，想方设法融入市场，并以新的形式固化起来，通过市场来获取稳定的、更大的好处。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权力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退出市场的同时，又以其他的形式嵌入市场，与市场相伴起舞，既推动某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又想方设法从市场中攫取权力租金。
当权力嵌入市场时，由于权力的强制性、非对称性和扩张性，会导致权力拥有着占据着高于市场的交易地位，从而轻易地撼动市场经济的基础----自愿、平等、互惠和开放。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市场走向异化，导致：（1）权力者为将其权力租金最大化、长期化和稳定化，或者推行更多的管制，从而获取管制租金；或推行垄断，依靠垄断来攫取财富；或进行权力寻租和职务消费……（2）市场主体则不得不依附于权力，与权力相互勾结，通过各种巧取豪夺的方式来掠夺社会财富，从而导致商业贿赂等各种腐败繁衍、蔓延；（3）权力主体的掠夺性行为又刺激市场主体漠视市场道德，以各种非道德、非法的手段来缔造市场的非平等，从而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毒泛滥；（4）财富向权力者和市场作恶者流动，导致财富分配不公；（5）缺乏力量相当的主体来约束政府行为，导致政府重视经济职能，而忽视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能；或者忽视程序公正和机会均等，而以人治来代替法治，行为缺乏规范性。
三、治理中国市场化走向异化的基本途径
市场化改革中的异化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倍加重视，及时采取根治措施，引导其走向健康、有序和充满活力。鉴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病症，必须强化治理：
其一，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
由于知识、信息、人性等方面的局限，人类迄今为止，从来就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市场也同样如此，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充分以及外部性、垄断等因素而走向失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依靠政府或其他形式来配置资源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和公平。政府主导也会有其弊端，而且，一般而言，其弊端较之市场更多更大。由于改革的起点约束和时间约束，我们离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出现异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且，这些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某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滞后而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深化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找到更好的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路径和方式，并坚定信心，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不动摇，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其二，强化制衡、约束权力，捆住侵扰市场的“掠夺之手”
就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依据不同的条件，它们既互为补充，又相互替代。一方面，市场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权力，需要政府足够强大，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去保护产权、保证市场合同的执行和维护市场秩序，成为市场良性发展和运行的“协助之手”；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过分强大，以至于它可以不受约束，滥用自己的强制力，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和权利。否则权力就会从“扶持之手”变成“掠夺之手”。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权力失衡和权力滥用恰恰是导致中国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的最主要病因。在市场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有着权力寻租的影子。在市场制度的设计上，权力会嵌入其中，妨碍公正、透明、好的市场制度的构建；在市场进入和机会公平上，权力常常自设壁垒，拒绝赋予其他主体以公平进入和竞争的机会；在垄断的打破上，权力会为了延续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的推进；在市场秩序的维护中，权力常常玩忽职守，并与作假、作恶、施毒等势力勾结起来，成为公正有效市场秩序构建的挡路虎；在财富分配上，通过攫取巨额的“权力租金”，权力已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鉴于此，必须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构建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架构，以有效地约束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避免权力成为侵扰市场的“掠夺之手”。
其三，深化改革、打破既得利益，取得关键领域改革的重要突破
我国市场化改革之异化还与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陷入困境息息相关。其中，政治、财税、金融、土地、石化、电信、铁路、烟草、收入分配等领域制度安排已明显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亟需通过改革来破题。然而，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这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进展维艰，既与人民的期待相距甚远，也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当前应加强顶层设计，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着力推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重要突破。
其四，规范监管、加大整治，构建公平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
公平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然而，我国目前市场秩序状况不容乐观，假冒伪劣毒泛滥，恶性竞争横生，政府管制寻租猖獗。这些行为既与市场主体的不道德不合法的寻利行为息息相关，也是政府功能紊乱、政府的“错位”与“缺位”并存的必然结果。为此需要：（1）强化法制，加快我国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这些基础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契约制度、市场进出入制度、竞争制度、产品责任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2）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发育基础。使市场主体真正成为权责利对等的完全承担者，使其基于市场诚信和道德，通过良性的竞争来追逐利润。（3）充分协调各种利益冲突，重构和引导各种利益关系，从根本上使各种社会经济主体无法从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中获得额外的收益。（4）规范政府监管行为，使其既有激励去加强监管，又缺乏机会去设置管制、进行寻租，更缺乏机会与市场作恶者沆瀣一气。（5）加强整治，尤其是加强对涉及民生安全和健康领域的整治，如药品、食品、交通等领域的整治。
其五，加强教育、提高诚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或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会导致道德领域评价标准的迷失，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伦理观的盛行，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而中国当前市场化之异化也与其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紧密相连。为此，需要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提高各市场主体的诚信度，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包括：加强正确价值观和利益观的宣传，帮助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以道德教育机制营造诚信的社会氛围；利用道德运行的社会评价和舆论机制，奖励诚实守信者，谴责背信弃义者和严惩假冒伪劣毒的作俑者；建立全国性的信用制度体系；发展各种社会行业性群众组织,加强企业自律建设；引导企业和个人走向诚信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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