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与现代化进程_传统文化重义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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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与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占了主导地位，儒学是一种非常重视道德修养的学说。虽然后来这种学说上升至哲学乃至宗教，但先圣们谆谆告诫我们的都是些平易近人的处世原则，《论语》其实也就是一本关于如何提高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手册。

在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短短的十个字，足以说明孔子对这二者的态度。《论语》中“利”字出现了十次，其中六次是“利益”“获利”的意思，而“义”字出现了十四次，且多指士之高尚精神与操守。可见“子罕言利”是不假的。当然我们也看见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说明他倒也不是个绝对、偏执而顽固的苦行主义者——好比墨家——他只是希望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不能单纯顾及满足个人私利，而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确，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是不可取的，任何社会秩序都承认这一点。如果每个人的存在只服从于一己之私欲，而不顾他人的利益，那么只会造成全社会的混乱与黑暗。不受约束的人性必然选择堕落，这一点大家都了然于心。纵然“性恶论”能否成立尚待考察，但人类道德的谱系却正是从这一点上引发开去的。

儒家传统的这种思想，就其作为个人道德修养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实际上，重义轻利的观念在儒生手中，不只是用来“养吾浩然之气”的法门，他们还将之融入他们的施政纲领，使这种思想从个人的道德价值理论发展为管理国家、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

在儒者看来，对国家的管理和对个人完善一样必须着力于道德。得出这种观念的逻辑很简单“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邦国之政乃在人为，人之高下，必然在道德、在礼义、在秩序，在一切上层建筑的观念思想。于是，我们在圣贤书中翻检有关治国之道时，触目都是：“明乎郊社之乱，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子有墼矩之道”（《大学》）„„说的都是只要全国人民都讲礼义、拜祖宗，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我们很少能发现这些传统思想中有教人如何致富，如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如何增长国家经济实力的宏论。孔子也知道尧说过：“四海穷困，天禄永终”的话，可他就是看不起相恒公成霸业，帮助齐国富强的管仲；到了孟子，则更具体，“制民之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只要饿不死人，就够了！

就个人而言，义与利这一对范畴可以用来表述个体对于精神价值和物质欲望的取舍，但当问题扩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义与利的矛盾便可直接

反映出这个社会对于上层意识形态和基层物质生产孰轻孰重的判断。很明显，儒家传统是精神至上主义。他们的目标，是高尚的头脑和稳定的秩序，而不是富足康乐的生活。

春秋之季，各方势力为了己方的利益而极力扩张，杀伐不断，所谓“春秋无义战”。总之，统治者之间的争权夺利让百姓们吃足了苦头，尝尽了折磨，社会在血腥与呻吟中动荡不宁。孔孟之道在此时提倡重义轻利，不失为解决危机，拯救世人的一种尝试。问题在于这种思想从对个体人格的建构扩大化为正统思想之后，一直影响着中国千百年来的经济政治结构。我们要探讨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便不能不对它作一些分析。以上所有讨论，目的在于辨清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的两重属性，一层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另一层则是这种道德观念被扩大化之后的政治思想。它表明了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在物质文明与精神生产之间的选择。面目一待廓清，再联系到今日社会之实际，相信读者心中已有所判断。

作为第一层面的重义轻利是值得我们坚持的，其意义自不待言，问题出在第二层含义上。

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虽然含糊，但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为发展中国家为提高经济政治实力，实现工业化与民主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当然，也有人提出关于人的现代性等诸种涉及文化思想的命题，但我相信，对于现代化的问题，其物质层面的含义更加受到当今中国的重点关注，在这一点上，传统重义轻利的政治思想，正好与之相左。

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在发生之初，受到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以及新教伦理思想的重要帮助。个性得到提倡，合理追求财富得到尊重，并且随着新的生产关系渐渐展开，信用、流通、契约关系以及相应的法律保障逐一确立，工业文明终于盘根错节地生长起来。而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由于长期讳言逐利，空言道义，以观念驾驭行政，以精神幻想掩盖物质现实，使社会经济各个环节不能顺利发展。其具体体现在：生产上，重农抑商思想老而弥坚，即便是封建社会末期出现了大批巨商福贾，其资本投入最终还是买房置地，而无继续扩大生产的习惯；分配领域中长期坚持“不患寡而患不均”，即使经济发展规律使得财富逐渐集中到个人手中，也总会被行政命令或农民革命干预而重新再来，例证之一如20世纪出现的解放区土地改革。在管理层，传统儒家难以接受将致富和追求物质满足作为话题中心，虽然《大学》里说过“生财有大道”，但文人集团终日念念不忘的还是虚无缥缈的道德建构。这进一步导致了在政治体制领域，道德礼仪代替法律，集权和等级压制个性，凡此种种，使得个体利益难以确立，新的经济因素之生长遂鲜有可能。在封建社会经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后，这种观念日益明显地牵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终于造成旧中国的积贫积弱。

文化的诸种性格，当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相互磨合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既被人为阻断，则我们既得的文化传统便缺少可以适合现代文明的地方。今天我们要发展物质文明，发展经济力量，就必须使得追求财富和合理获利得到尊重，否则，总是纠缠于义利观念之中，只能是延误时间。

另一方面，也许有人认为我在宣传拜金主义，宣扬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怎么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于家于国都是有利的。这里之所以要拈出重义轻利来谈，正是由于我们长期将作为道德伦理的义利观应用于社会政治，忽视了物质生产的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沉迷于以上层建筑的苦心经营推动国家经济（譬如大跃进和*）。

我们必须义、利并重。重利轻义，社会会走向毁灭；重义轻利，忘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落后挨打。纵然造就了一群高尚的圣人，却也只是孱弱的、屈辱的、落魄的精神贵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以选择任何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