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官员腐败问题的探究_对官员集体腐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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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官员腐败问题的探究
一杂志上这样写道：“早在十多年前，老百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处级（其实应该从正科级一把手算起）以上官员全部枪毙，不会有几个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一大批漏网的。”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调侃说法，但也足以说明中国的贪官多得让人触目惊心。
一、官员腐败的表现形式与特点
中国官员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腐败对象的角度出发，大致可分为三种：集体腐败、个人腐败、家属渗透。
集体腐败不以个人为单位，遵循“利益均沾”原则，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其表现形式有集体行贿、集体走私、集体贪赃等，以集体的名义进行经济犯罪或违纪行为。集体腐败因其“抱成一团”的作案特点，风险得到分担，成为当代盛行的腐败形势。根据1994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福建闽江工程局集体受贿案中，原局长章椿宝、党委书记乔延龄等61名各级领导干部涉案，其中厅局级5人、处级25名。这个工程局全年利润为235万元，而违法的金融竟达340多万，相当于当时6000多闽江人辛辛苦苦一年半创造的利润。无独有偶，根据1996年最高法院工作报表，原丹东市市长常义，搞所谓为公谋利，经集体研究协调，从银行拆借400多万，投资走私，在港务局边防武警支队配合下，掩护市属5家企业，共走私汽车272辆，获利4171万元。在1991年案发的原宁夏烟草专卖局局长杨杰贪污受贿案中，杨杰把所属公司的主管都换成“圈内人”而形成了一个犯罪的独立王国，除一人外，各级主要领导全部涉案。
个人腐败的表现形式繁多，有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权色交易、挪用公款等等形式。不少官员深受贪污风气的熏陶，以致产生了及时行乐的念头，可往往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许多官员加速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也就是所谓的“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轻则时常出入相关的色情场所，重则在外包养好几个女人，要想做到金屋藏娇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伴随着权色交易将会产生个人受贿、挪用公款、权钱交易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1990年被判死刑的原首钢北京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管志诚，贪污受贿150多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长期供养十余个“小蜜”。也有不少的官员甚至高级官员，曾经做过很多利国利民的业绩，但在关键的时刻却不能善始善终，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的地步。据1997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报道,头顶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优秀企业家、优秀共产党员等耀眼桂冠的陈铭,原是北京电子动力公司(75l)厂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本来兢兢业业、已年近六旬的他,却在临退休前的一年半内,贪污公款574.6万元人民币,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家属渗透是一种新型的腐败形势，这种腐败的渗透能力效果之显著令人发指，官员也难以抵挡。行贿人往往会抓住官员的拒绝心态，间接性地通过其家属劝说、受贿等等来达到行贿的目的。据中新社2000年3月13日报道，江西鹰潭市副市长魏时中原来一直很廉洁，为拒送礼，他甚至逢年过节带全家躲在亲戚家中，因为这样做既可以不收礼，又不伤送礼者的面子。在某些人的怂恿下，他的妻子侯水娥后来不干了，她对着丈夫嚷嚷：“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不搞是傻瓜，有事我来承担，与你没有关系。”在侯的一再煽动下，夫妻双双接受贿赂，不久东窗事发，魏时中被判刑15年，其妻被判刑4年。据《南方周末》报道，原北京延庆县委书记刘金生就是先买通了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才获得顶带花翎，最终获得更多私利的。报道说，此人曾先后送给领导干部子女7辆高级轿车，其中陈公子3辆、副市长王宝森的公子1辆。他还三次请陈公子出国，其中两次到美国、一次到泰国。此外，他也巴结这些公子们，光送礼就达85万人民币。如此手法，让官员们防不胜防、一个个成为了瓮中之鳖。
二、官员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2006年1月18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披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贪污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美圆在逃，其中有的已经潜逃国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可见官员腐败已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具体分析看来，这种不可逆转的后果可具体分为七点：
（一）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根据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统计资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各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９８７５亿元至１２５７０亿元之间，占全国ＧＤＰ总量比重的１３.３％－１６.８％之间。
（二）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原理表明：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有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的合作与竞争日趋激烈，投资者一般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其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人们除考虑市场、利润等因素外，还要求具有廉洁的政府、稳定的政局等条件。由于“贪污犯罪类似于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机性税收”，必然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程度越是不可预见，对投资者的影响就越大。“腐败对投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绩效、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机制是影响投资这个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三）损害市场竞争规则。许多腐败分子常常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入股”，以股金、红利作掩护，隐藏非法所得的收入。从而使这些有“股金”注入的企业常常有大笔的“非法”资金，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标准的价格补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可以提供低于制造商成本价的产品，因此比从金融市场融资的合法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合法企业很难、甚至不可能和这些企业竞争，进而有可能导致把合法企业排挤出有关行业，严重违背了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
（四）破坏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贪污犯罪“产生于权力资本，而权力资本自身具有迅速扩张的递进倾向和极强的示范效应，这是权力资本的形成所需成本极低而收益率却很高的特点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贪污犯罪所体现的分配原则是按权力分配，即按权力大小和滥用次数的多少决定分配的原则，贪污所得往往与权力大小成正比。
（五）减少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机会。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总是涌现大量的贪污犯罪，将会腐蚀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使得人们无法根据利润来判断一个企业的业绩。长此以往，腐败分子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良名声除减少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合法机会及其可持续性增长以外，还会吸引国际犯罪组织前来达到一些短线目标，这些都将对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妨碍作用。
（六）危害公众安全。推进社会服务和进行公共建设时，若贪污则导致监管松懈，检验不严，便会严重危害公众的健康和性命。
（七）影响政府运作。政府如不能有效的打击贪污，甚至连政府官员也知法犯法，这必然会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程序，使政令无法切实执行。
三、官员腐败的原因探究
（一）体制、机制、制度上的缺陷给腐败提供机会、条件。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法律法规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许多改革措施还不到位，出现了法律空白和管理漏洞，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叉，私有制和公有制混合，让贪欲膨胀者通过插手经济活动以谋取私利提供了机会。用人机制的不完善，选拔干部自上而下的“官主选举”，干部的监督管理机制的缺失，制约机制的无力等等，导致了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让贪官提供了腐败的权力条件。
（二）大部分官员自律性极差，心态严重扭曲。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严峻考验和巨大诱惑面前，腐败分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荡然无存，心态严重扭曲变形。特权、侥幸、吃亏、扳本、敛财、好色、失衡、攀比、赌博、疯狂等等心态，不一而足。“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胡长清语），“50多岁了，不抓紧时间享受就没有机会了”（贾永祥语），“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查到了，算我运气不好”（李国蔚语）是典型代表。心灵的扭曲，使消极腐朽思想急速膨胀，使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几近疯狂。
（三）打击力度小。由于反腐人员素质偏低、执法思想认识存在偏差等因素的制约，加上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处罚偏轻等等，导致打击不力，造成犯罪成本很低，使绝大多数腐败分子心存侥幸，胆大妄为。
（四）反腐队伍人员少，力量弱。全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650万余人，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903万余人，二者共为3553万余人。我国反腐败队伍由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组成，检察机关中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人员近5万人，加上纪检监察机关中专内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共约10万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比为1:355。队伍小，人员少，政治和业务双过硬的人员不多，队伍整体素质不够高，人员又不够稳定。加上体制、立法上的原因，造成检察机关办案力量上的先天性侏儒，基层检察院对副处级以上的职务犯罪无权管辖（实践中连正科级的都管不了），而有管辖权的上级院又无暇管辖。因此，反腐力量非常弱小，选择性打击便成为常态，使得许多案件没得到查处，留下很大腐败黑洞、真空。
（五）公民容忍度高，反腐败的民间基础薄弱。黑龙江省某区搞了一个调研，结果表明，八成的人对腐败沉默。广州市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调查，在最不能容忍朋友的十大缺点中，腐败排在最后一位。这两个调查结果与国际权威机构公布的我国公民腐败容忍度高达8.6相吻合（腐败容忍度以10度计，度数越高表示社会反腐败力量越小。全球腐败程度最低的前十名的国家和地区，其公民的腐败容忍均不超过1.0）。一边是贪官们大肆腐败敛财，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人丧失批评之声、揭发之举。人们痛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能搞腐败的人。生活中当涉及私利时，诸如求学、职务升迁等，最先想到的是用腐败的手段进行解决。我国反腐败的民间基础相当薄弱，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三、官员腐败的对策探究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其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或不用，它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败坏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下面，针对官员腐败现象提出几点对策：
（一）积极推进反腐倡廉教育。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打牢廉洁从政的思想政治基础，牢固拒腐防变根基。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手段。”我们必须将教育面向全社会，深入宣传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方针政策、基本经验和工作成果，宣传勤廉兼优的先进典型。教育民众做好自身的廉洁自律，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鼓励和支持民众积极参与反腐倡廉活动。通过教育降低公民的腐败容忍度，提高公民的反腐败意识，是廉洁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例如，香港地区经过二、三十年的教育，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由6.0以上降到1.0以下，对腐败的举报近100%，署名举报达97%，社会效果很好。
（二）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当前，最主要的是完善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健全党内监督制度，规范集体领导的体制。完善违纪行为惩处制度，健全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公务员的纪律处分规定，制定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人员的纪律处分规定。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具体制度。
（三）强化监督，重在制约。加强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权力行使的监督。加强对干部人事权行使的监督。坚持和完善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干部监督工作机制。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有效防范考察失真和干部“带病提拔”。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加强对司法权行使的监督，坚决防止和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对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行使的监督，保证行政权力依法、公正、透明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