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的白稼轩人物形象_论白鹿原中白佳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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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鹿原》中的白稼轩人物形象
上世纪几十年代初，一部被作者喻为“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作品将轰动一时的“陕军东征”推向了高潮，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阵阵波澜。这就是陕西民族作家陈忠实历经四年多的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惶惶巨著《白鹿原》。作品一经问世，就以其厚重深邃的思想内涵，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并且最终于一九九七年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丰满圆润、充满魅力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小说的主人公白稼轩的更是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本文将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白稼轩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及其所折射的人格矛盾的解读和论证，试证明传统文化价值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这一观点。
一、白稼轩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白鹿原》中的 白稼轩是 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任务。“面对白稼轩，我们会感到，这个人物来到世间，他本身就是一个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以，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的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支撑着，不绝如缕。”① 主人公白稼轩首先作为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并没有系统的受过任何儒家传统文化教育，但他却十分自觉地把握和领悟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精旨和要义，把“仁、义、礼、智、信、”完全和谐地融入在了日常生活的言行之中，这些似乎让人感到有些惊讶。其中的奥秘似乎有些不可琢磨，但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贯穿白稼轩的一生，其一直没有摆脱其父亲的影响，白秉德老汉无论在生前生后，都仿佛是如影随形。以白稼轩一生中最重要的娶妻这件事为例，白稼轩之所以能“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就直接缘于白秉德老汉所一直坚持奉行的儒家传统孝道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至白稼轩在后来三儿子孝义有生育问题时，宁肯找来兔娃“帮忙”,也”绝不能容忍三儿子孝义这一股儿到此为止而绝门”。由此可见父亲所坚守的那种传统孝道观念早已在白稼轩的心中打下了深深地烙印，“非但不因年深日久而暗淡而磨灭，反倒像一块铜镜因不断地擦拭而愈加明光可鉴”。而恰恰正是白秉德老汉向白稼轩所灌输的这种信念才为后来，白家人财两旺的家业创造了某种可能。
事实上，白秉德老汉的言传身教不仅仅局限于此。白秉德老汉与长工鹿三交谊甚笃，和谐融洽的主仆关系，在白稼轩这一辈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白稼轩也一直坚守着祖辈上传下来的“耕读传家”的古训，他那幅在两根门柱上所挂着的“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对联便是最好的诠释。在教育子女方面，白稼轩更是煞费苦心，捐资修建了学堂，希望将几百年来白家所固守的一切如家传统文化灌输给下一代，让他们在“耕读传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即使到了后来的动荡年月，这种坚守仍然一如既往，丝毫未曾动摇过。所以白稼轩从父辈那里所领受到的是一种最生动、最直观、最深刻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因而白稼轩后来能为儒家思想忠实地实践一生，其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主要就来自于这种儒家传统人格的思想积淀。
作为白鹿原上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白稼轩在宗法家族中也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身为一族之长，宗法家族制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白稼轩运用手中的巨大权威，重修祠堂，旨在强化村民的宗法意识以及对伦理道德的情感与信念。而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封建政体土崩瓦解之时，白稼轩又敏锐的感觉到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为此，在朱先生的指导下，他又满怀激情，利用族长的权利，在白鹿村推行“乡约”，使之成为每一个村民都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而对白兴儿等赌徒和烟鬼的惩戒，让村民们更切实的感受到了“乡约”的巨大威慑力，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而作为传统文化的自觉维护者，白稼轩更多地表现出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虽然罂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但在朱先生的劝说下，他还是毅然的带头犁毁了烟苗。同时，白稼轩以朱先生为榜样，将“学为好人”作为自己立身立德的准则，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没有丝毫的矫情，也不图任何的回报。他的这一系列“仁义”之举。也使他成为了白鹿原的人望。他的身上闪耀着儒士改良社会的理想光芒，一心想在白鹿原上建造一个体现民族文化精华、东方文化的理想世界。只是，这样的精神家园在现实的碰撞下只能支离破碎，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于是，他只能独善其身。在乱世之中，既不联此，也不附彼，对别人或是有意或是无意的拉拢，他一概拒绝；他让儿子离开学校，回家耕读，过着自己安稳的日子；对于军队的征粮，他既不合作，也不抵抗，只是低眉而安，逆来顺受；他不当“官”，也不入匪，只清清静静的作他的族长，在暴力、邪恶与诱惑面前坚韧的守护着自己文化人格的崇高与神圣。白稼轩成为了几千年来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
二、白稼轩的人格矛盾
“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接乃文明，容纳污浊②。在人类的文化欲求中，总是接受着祖先文化遗产中的双重积淀——善与伪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代表，白稼轩同样也摆脱不了其人格矛盾的羁绊。他在为了得到鹿家的风水宝地而精心策划一场买地戏时的狡黠，在与鹿子霖暗中较劲时的执拗，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拒绝改变一切的保守，这些都和白鹿原上的农民一样，显得枯涩、厚重。“白稼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的‘吃人’，也不是一味的‘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杀人性的尖锐矛盾。”③ 白稼轩身为族长，自觉的成为了宗法文化的代言人，监督着每一个可能破坏伦理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坚持捍卫传统道德和宗法文化的神圣。对于任何触犯封建传统的行径，他绝不姑息，其惩治的手段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残忍。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时，白稼轩主要以祠堂为阵地，《乡约》为准则，他宛如一个封建传统的守护者，每天都严格监督着每一个村民的行动。为了正民风，树立“乡约”的权威地位，白稼轩对白兴儿等赌徒和烟鬼施以了严厉的惩戒，但其方法却十分低级、残忍，只不过因良好的效果似乎已经将这些掩盖了。他对于自己的宝贝女儿白灵试图脱离家族的一贯轨迹，去“干革命”，而至后来违背祖训做出了大逆不道的事情让他丢尽了脸，白稼轩先是采取劝阻的方式，无效后就施以威吓，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其囚禁起来，而在得知自己女儿已经千方百计的逃离之后，他便义无反顾而又果决的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就当她是死了”。在白稼轩的内心深处，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忠实拥护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他绝不允许在自己的家庭中出现像女儿白灵那样违背祖宗遗训的人物，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不可容忍的，更是不能宽恕的。而在自己一向视为接班人的大儿子孝文竟然和自己所不齿的淫乱之人田小娥勾搭在一起，使他的族长脸面荡然无存时，他恼怒之极，仍然毫不留情的依约对孝文、田小娥处以了刺刷并且断然采取了分家，即使干旱时期孝文来借粮他也毫不理会。但是白稼轩作为传统文化人格代表的主要消极面还是集中体现在对待田小娥这一封建传统的牺牲品上。这时白稼轩明显的表现出自己捍卫自己传统文化理想时残忍的一面。在白稼轩看来，婚姻只不过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环节，而女人则应是泻欲时的对象或是干活是的帮手，这样不讲对等意义上的互爱和超越功利意义上的情欢，只把婚姻简单的等同于生孩子、过日子，正是长期以来民族婚俗中少有变更的传统观念。这一点在小说的一开头“白稼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中便可看出白稼轩对女人的看法。他对去世的六个女人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了。虽然不能说白稼轩对现在的妻子仙草没有丝毫的“爱”，但主要还是因为她给白家带来了子孙后代和兴家旺业的罂粟种子。所以当他看到一个不守传统妇道的女子——田小娥时，他不管她是否与黑娃真心相爱，总是想依照自己的传统观念把他两拆散，因为他认为这种女人是“下贱”的，“拾掇下这号女人要招祸”的。于是他想方设法劝黑娃离开这个背景不好的女人，也劝慰鹿三，让他宽心。这件事让白稼轩所一贯坚信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也隐约感到有些无能为力了。不过，白稼轩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长者的威仪。只是当田小娥做出触犯《乡约》的事时，他才依约对其处以了“刺刷”所以说田小娥虽然恨他，但也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以致她后来以美人计让白稼轩脸上无光时，心中也丝毫未曾有过报复得逞后的快意。可以说，田小娥只是白鹿原这个“战场”上一件被利用来进行争斗的武器罢了。而对于她后来的死，虽说并非白稼轩亲自所为，但是白稼轩也难辞其咎。田小娥虽然直接死于鹿三的梭镖的利刃之下，但自从她和黑娃结合后，就为白鹿原上的众人所不齿，所孤立，因为封建的伦理道德早已渗透人心，而鹿三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维护以白稼轩为代表的封建传统道德。这种传统文化秩序以及礼教的噬人本质由此暴露无疑。而到了后来，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据说是由田小娥引起的大瘟疫中，原上的人无不栗危，对昔日的“淫妇”、“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而唯独白稼轩坚持不修庙，他不仅在田小娥的尸骨上建造起所谓的“镇妖塔”，并要求族人连荒原上飞起的小飞蛾也一并除灭干净。这种举动更深刻的揭示出了他作为一个宗法文化坚守者的可怕的冷酷，大有一种“斩草除根”的凶狠气势，与那个以“仁义”为本的族长判若两人。由此可见，白稼轩在维护传统道德，“挺正，挺硬自己腰板”时，是以牺牲人情、人性为代价的。他娶过七位妻子，却没有真正的爱情；他没有享受过与儿孙的天伦之乐，有的只是封建道德说教；他和追求婚姻自由的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白稼轩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丧失了人间最重要的东西——爱情和亲情。
可是既便如此，也不能一笔抹杀了白稼轩这个人物的性格中善的一面。中国传统道德下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之淳，在这个人物身上也表现的淋漓尽致。白稼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道德神，散发着巨大的人格魅力。耕读传家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他的人生信条。他并非那种贪婪、自私的地主绅士，而具有农民天性善良淳朴的本性。他爱惜粮食，勤俭持家，与鹿三同手足，真诚的叫他三哥，他们同吃饭同劳动，时常一同睡在鹿三看管牲畜的马号里。在白家遭受土匪抢劫损失巨大，而白稼轩又被土匪打折了腰且他心里明知是鹿三的长子黑娃所为时，却没有丝毫迁怒于鹿三。而又在颗粒无收的连年大旱，牲畜也被卖掉的饥荒年月，各家都纷纷辞退了长工以减轻负担的情况下，白稼轩仍然动情的挽留鹿三：“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们兄弟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天杀人，人不能自杀，年馑大，心也就要放大，年馑大心要小了就更遭罪了。”字字句句都感人肺腑，无不体现了一个“仁”字，一个“义”字。白稼轩把两个儿子随鹿三步行七天从山里换回的第一批粮食，全部送到鹿三家解其饥荒。白稼轩还嘱咐自己的儿子，如果自己“走”在鹿三前面，必须要“照看好你三伯”；他同鹿三的交好是“真义交”，这种“义交”不止限于经济关系，更体现于人格的尊重和平等。白家“自来”把鹿三当作自家人待，又请鹿三作白稼轩女儿白灵的“干大”，结为干亲。一些处理重要大事的家庭会议也要鹿三出席，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诚实、自尊、勤恳的长工是白家“非正式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成员。”他对白稼轩从来直呼其名，除去本分劳作之外，对于白家的晚辈同样具有教育的权利。在得知白孝文与田小娥放生偷情关系后，他抬手就猛抽白孝文耳光，训斥他“羞了先人”。鹿三早已把白稼轩当作了自己的恩人，信奉和捍卫着白家所执掌的宗法文化。而鹿三死后，白稼轩的那句评价“白鹿原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则更表现出了白稼轩对鹿三的深挚的感情。他们在坎坷的人生中相互扶持，相互激励，情感日益深厚，那份默契，和谐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以往人物间社会矛盾，而贴近到了民族文化心理更深处，使得这一关系变的愈加复杂而又异常真实。作品中白稼轩对黑娃的态度则让人在更大的程度上看到了他心胸的宽广和深厚。白稼轩对长工鹿三之子黑娃一视同仁，让他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当他不愿意学习而要去外面闯荡时，也表现出族长应有的宽容和大度；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让白稼轩觉得丢脸，但他仍能宽慰鹿三；黑娃派土匪打断了他的腰，但当黑娃被捕时，他以德报怨，依然想法搭救他。对于黑娃，他是用“义”的原则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仁，也得以“义”对之。尤其黑娃家与白家有几代交情，他更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肯施以报复。因而，直到解放初期，县长白孝文陷害副县长黑娃为反革命而即将枪毙时，白稼轩还多方奔走，四处求情，想救黑娃一命，这一切都震人心魄。正如朱先生所说：“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
三、白嘉轩的悲剧宿命 总体说来，白嘉轩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性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有中华民族许多优良的品质，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消极落后的糟粕。他人格的双重性则是传统伦理道德情节和现实无法统一的悲剧。他的人性在封建礼教的浸泡中已经走形变样，他的“仁义”之举和其权威的不可抵抗性则折射出一种虚伪的状态和无情的冷酷。他的悲剧不仅仅体现在六娶六丧，儿女叛逆，丧母亡妻，遭匪折腰等一系列他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的痛苦，而更在于他所坚守的东西是注定要被时代所淘汰的东西。白稼轩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时代进步的结果。
注释；
① ③雷达：《废墟上的精魂——论》 ② 陈忠实：《创作漫谈》 参考文献
陈忠实《白鹿原》: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论》 陈忠实：《创作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