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化观的多维解读_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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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文化观的多维解读

[摘要] 马克思的文化观是辩证的文化观，而辩证的文化观必然是多维和多义的开放系统。无论是关于文化本质还是文化和经济关系，我们都应该从一个多维的视域来加以观照和解读，而不能固守单一的维度，拒斥其他的范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反思传统文化观的基础上，试图对马克思的文化观作出新的多维解析。

[关键词] 马克思文化观多维性多义性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这就是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诠释文化的本质及其功能。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其文化观是多维和多义的，它是一个充满辩证张力的开放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来阐明马克思的科学文化观，还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来面目，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的本质是多义的。马克思既从劳动实践的维度规定了文化的本质，也从“时代精神” 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的维度上定义了文化的内涵，这是马克思文化观的辩证特质文化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这在马克思的文化观中也有所体现。问题在于，无论是作为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其内在的本质是什么？ 马克思又是如何界定它的内在本质的？

马克思从其创造的“新唯物主义” 或“实践的唯物主义” 出发，首先将文化的本质定义为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理论虽然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但是其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已经奠定。尽管《手稿》没有专门提到文化的概念，但在其劳动异化理论中，却对文化本质作了十分深刻和精炼的阐述。马克思指出，人正是改造对象世界中，不仅把自然界变成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将其对象化在自己的对象化世界中，使之变成自己有机的身体；而且在这种活动中使自己变成真正的对象化的存在，劳动成为他的“生命活动”，并在这种“生命活动”中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人类活动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人只有在改造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地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以扩展属人的对象化世界； 另一方面，人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以实现和提升自己的本质能力。毫无疑问，人的对象化活动的这两个方面正是文化的本质内涵所在。

文化者，人化也。而人化又分别为二： 一在化人，二在化物。化物必先化人，先自化，然后才能化他。然化人又必寓于化物之中，不能化物则不能化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1]（P97）可见，文化的本质在于一个“化” 字，所谓人类的文明进化史，就是文以化人与化物的历史，是化人与化物相互促进而又相互矛盾的历史。

但是，马克思并不赞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文化史观，而力图建立自己的新的唯物史观。无论在黑格尔还是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类历史主要表现为一部文化观念的进化史。费尔巴哈曾说： “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并把宗教看成是“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转引自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尺度。当费尔巴哈进入历史领域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至于黑格尔，则从他的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出发，在他的《历史哲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基于观念意识的文化史观。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主要表现为自由意识的发展史，并以此作为划分世界历史阶段性的标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的历史哲学着力研究的是历史发展的每个特定时期历史性民族所代表的那种特定的“民族精神” 或“精神原则”。尽管黑格尔正确地指出这种“民族精神” 或“精神原则” 渗透在其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技术之中，但他的研究主要放在宗教、哲学、伦理和艺术等文化意识形态上，至于处在一个社会底层的物质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则成为被蔑视因而注定要被扬弃的东西。在历史领域，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黑格尔的研究只接触到了“市民社会”，但没有具体研究“市民社会”。像费尔巴哈一样，真正的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同样处在黑格尔的视野之外。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历史观的基础上，以黑格尔研究的终点为起点，进一步深入到“市民社会” 内部，具体地解剖了其内在结构及其矛盾关系，尤其重点研究了它的经济基础，追寻其历史的发源地，终于找到了解开历史奥秘的一把钥匙，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从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现实源泉，阐明了历史运行的本质规律，实现了历史领域里的思想变革。考察马克思“新唯物主义” 的创立过程，我们就不难了解马克思文化观的基本思想。根据其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广义的文化是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狭义的文化则是思想上层建筑的范畴。如果简单套用唯物史观，那么，无论作为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其内在本质都是人的创造性的实践劳动。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1]（P121）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2]（P32）这就是长久以来人们据此理解文化本质的经典定义。

无疑，把文化赖以产生的源泉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归结为人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实践，这是马克思文化观的基本主张，也是它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根本所在。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明确的论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针对黑格尔基于的理念论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国家的基础不是所谓在国家产生之前就已先天存在的“理念”，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国家产生的基础是家庭和市民社会，而不是所谓的国家的理念。”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批判了黑格尔泛逻辑主义的错误。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文化观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更不能否定的是，马克思对于文化的深层本质也下过其他的定义。他以哲学为例，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3]（P120-121）所以，哲学必然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于是，哲学就获得了这样的意义： “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 [3]（P121）这是青年马克思对于哲学本质的一种解读。显然，这种解读受到了黑格尔思想的直接影响，甚至使用的就是黑格尔的概念。然而，我们却不能否定它的合理性。在黑格尔那里，包括哲学在内的精神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思维观念，它是事物的“本性或本质”，是“对象的核心与命脉”。[4]（P12-14）在历史领域，观念就是蕴含于时代之中并支配着时代发展的内在本质和灵魂。“因为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 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 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导者的理性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 [5]（P46）而时代的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内在精神或观念在文化上的最高、最集中和最自觉的显现。

马克思的文化观脱胎于黑格尔，它虽然超越了黑格尔，但是并没有否定黑格尔文化观的合理内核。黑格尔文化观的合理内核除了它的辩证思想之外，还有它对于精神或观念本质的透彻和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从文化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这一维度来界定其本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文化观念就不仅仅是物质客体和经济基础的主观反映，而是物质客体和经济基础创造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是内在于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文明演进的活的灵魂。正像一个人的本质及其生成主要取决于人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一样，一个时代及其发展同样取决于蕴含于这个时代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人类社会不过是“大写的人”，它也有自己的意识和观念，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就是这个社会的意识和观念的表征。当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而转向了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之后，马克思并没有抛弃其文化史观的合理内涵，它不过是遵循思想发展的“矛盾律”，纠正和克服了黑格尔对“精神原则” 的片面夸大，并将其安放在黑格尔所蔑视的物质基础之上。马克思所做的这种唯物主义的改造，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超越。黑格尔文化史观的唯心主义并不在于其提出了“观念” 是世界历史的“指导者”、“推动者” 和“创造者”，而在于把它推到极端，使之成为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抽象的“绝对”，在于它忽视乃至蔑视精神和观念赖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和超越，是要在继承和改造黑格尔的基础上把观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6]（P72）与文化是观念的“自我认识” 和“自我显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P32）与观念是世界历史的“本性或本质” [4]（P12-14）这些看似对立的命题，以扬弃的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因此，马克思的文化观是辩证的文化观，其在文化概念上的定义是多维和多义的，任何把马克思关于文化概念的定义单维化和单一化的观点，都是与马克思的辩证的文化观相悖逆的。

二、在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我们往往囿于单维、单线的观点，将文化的作用简单地界定在“反作用” 之上。如果我们从一个多维的视野来加以考察的话，那么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重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文化观念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马克思文化观的主要内容。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文化上层建筑的观点，经济基础是文化观念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内在根据，它们之间是原生和派生、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尽管恩格斯在其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反复指出，唯物史观并未否定经济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更没有把观念文化当作历史的堕性因素，认为它们对历史的发展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但是，他仍然强调，“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7]（P696）而文化观念只对产生它的经济条件发生反作用。恩格斯晚年这种补充性的解说原本希望消除人们对于唯物史观的庸俗的和形而上学的理解，但是，这种庸俗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总是以不同的改装方式表现出来。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教条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即便一个真理到了教条主义那里就会立刻变质为独断性的谬误； 二是唯物史观自身的解释模式本然地规定了它的观测视域和理论重心，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点，不能从一个辩证的多维的视野来看待具体的理论问题，特别是看待唯物史观理论模式本身，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滑向形而上学的认识误区。这两个方面往往是相通的。

在文化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由于不能始终坚持真正辩证的多维的观点，至今仍然存在着种种认识的误区，需要予以澄清。

误区之一，把文化的反作用外在化。当我们在阐释文化的反作用时，往往单纯地把它界定为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毫无疑问，文化相对于经济基础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当它在总体上沿着一个方向起作用时，文化就对经济基础起促进作用，反之，就起阻碍作用。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种反作用是在社会发展的统一过程中起作用的，而不是分开的两个过程。在社会发展的统一过程中，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文化，它们的作用都是内在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是互动的，从一个方面看是作用力，从另一个方面看也就是反作用力，它们的地位是互换的。如果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凝固化，就会滑到机械决定论和直线因果论的道路上去。为了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设想经济基础就好像一辆列车，它与文化的关系决不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似乎没有文化的参与，它照样可以开动，文化只是在外面起一种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实际上，没有文化的内在作用，经济基础这辆列车就根本无法启动，甚至就根本不能存在。

误区之二，忽略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渗作用。根据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矛盾两个方面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相互贯通，而相互贯通又包括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两个方面。这是辩证法基本原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在诠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却忌讳谈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似乎一谈相互渗透，物质基础就不纯粹了，就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经济里面充满着文化，生产力里面充满着上层建筑。自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之后，生产力中包含科学文化、管理、教育等渗透性要素，已经写入哲学教科书了。然而，在一般的理论层面上，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回避历史领域到处都盛行着的相互渗透这一基本的辩证事实。这本身就是有违辩证法的。

误区之三，否定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决定。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文化与经济处在永恒的无穷无尽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其中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决定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它们经常交换彼此之间的地位，改变着矛盾关系的格局。“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7]（P705）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和哲学讲坛，却在不断重复着经济对文化自始至终的决定作用，完全排斥和否定文化对于经济同样具有的决定作用。这样的论点是大成问题的。毛泽东是辩证论者，在其《矛盾论》中，他明确地提出了“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 [8]（P322）的观点。他指出，那种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其地位不能相互转化的见解，是机械唯物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为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的时候，革命理 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命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8]（P325-326）然而，在这里，毛泽东也只是有条件地承认了政治文化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决定作用，并最终把政治和文化的作用界定为“反作用”。即便如此，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也大都不敢再提毛泽东的这段话了。可见，矛盾双方相互转化和相互决定这一辩证法最基本最普通最平常的观点一触及到历史领域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时，它就变得不再基本不再普通不再平常了。这是令人费解的。

在文化和经济关系上的这些误区，其深层的认识根源在于把唯物史观的原理加以绝对化和教条化，从而把它变为一种单维和单线型的理论解释范式。在历史领域，任何真理性的认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都有其适用的理论覆盖限域，都只能从某一个特定的维度来观照社会历史，而不可能穷尽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要从探讨历史发展的实践源泉和物质前提的维度，揭示了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上所发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在这一限域内阐明了社会运行的本质规律及其本质根源。当我们把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放在这一特定的理论范式之内加以观照的话，它们之间就呈现出第一性和第二性、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决定性和被决定性的关系，在这一理论的限域内，二者之间的这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被充分展示出来。但是，这种理论限域同样遮隐了 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和相互决定的本质关系。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认识维度，从其他的观测视角来透视和剖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揭示那些被遮隐起来的尚未为人所认知的本质关系和本质规律。由于历史对象的极端复杂性和变动性，我们对于任何历史现象的认识都是难以穷尽的，但对其认识的维度却都是无限多样的。在科学的领域内，既然不存在什么一劳永逸的绝对认识，也就不存在什么超越一切的认知维度和理论范式。可是，我们却往往把唯物史观的原理予以绝对化和凝固化，自觉不自觉地拒斥从其他维度和层面来探讨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这表现在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就是固执于单维、单线的观点，并以此为根据来界定文化对于经济的作用，因而把它的作用简单地定义在“反作用” 之上。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和层面来考察文化的作用。如果从文化的物质源泉和实践本质来考察其作用的话，那么，文化对于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来说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如果从文化观念的导向性和引领性来考察其作用的话，那么，文化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的创造功能； 如果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文化的作用的话，那么，社会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处于耦合互动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是在无穷无尽的永恒的交互作用中实现的，其中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动者” 和“终极的推动力。

由此可见，在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中，文化不仅仅只是“第二性” 的，它除了在经济的作用力之下必然产生出“反作用” 之外，它还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主导性的决定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今知识经济社会，文化的这种作用愈益凸显。正如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所说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又进一步强调：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并且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在这里，我们党首次明确地肯定了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交融和互渗作用，根据时代的发展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同时，把文化的作用提升到国家“软实力” 和社会“生产力” 的层次来加以考量，生动地反映了当今时代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必然趋势，也深刻地启迪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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