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论文_中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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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亡齿寒”，“远亲不如紧邻”，这是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历史经验的写照和总结。

在西方列强来扩张到东方前，中国与周边地区和民族形成了一个和谐共处的关系，史称华裔秩序。在西方列强到达东方以后，先是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周边国家的大门，在那里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然后以这些地区为跳板，对中国进行侵略和蚕食。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部分邻国也获得独立，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状况：一是新中国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对周边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政治、道义和物资的支持。

二是差不多与中国同时获得民族独立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面临共同的处境，具有有共同的愿望。缅甸和印度分别是第一个承认和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国在解决与印度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过程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向世界各国倡议。三是反对超级大国利用周边对中国的威胁。在新中国成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面临着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这种威胁都直接来自中国的周边：最初是美国的威胁，首先来自东北的朝鲜半岛，其次来自东南的印度支那。后一段时期则来自苏联来自南北的战略包围和武器威胁。中国先是派出志愿军赴朝鲜进行的抗美援朝的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支持法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斗争，随后则进行了持续时间最长的援越抗美的斗争。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反对苏联来自周边的威胁则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

随着中国安全问题得到解决，边界问题的解决日益提到议事日程。中国的边界线总长4万多公里，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其中陆上边界线长2.2万公里，海上边界线1.8万公里，与周边15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前为12个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与大部分国家的边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1957年，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策：以“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为目的，以“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为原则，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和双边关系的大局，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根据这样的原则，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是，并非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等国家的边界在同一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此后还引发了战争。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中国的国内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逐步改善了与东盟、蒙古、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冷战结束后，面临西方的压力，中国外交从周边着手，本着顾大局、讲友善、有克制，增信释疑、增进友好精神，与周边各国达成或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协定。根据睦邻友好、维护和平与稳定，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与一些国家解决了尚未解决边界问题，或者达成了协议实现了边界的和平，或者即使问题还存在，也达成一致将问题搁置起来，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思想，积极落实“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政策，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化解热点，参与或促成一些多边机制，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首先是东南。中国政府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以及采取克制的态度对待同个别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在政治上，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增加了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信任，通过ARF框架内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达成了一些具有具体内容的协议。如2002年10月中国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一年后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

在经济领域，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框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到2010年建立中国与东盟将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西北，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在苏联解体后为探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达成关于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有力推动了中国与这个地区国家间的信任，不仅促成中国与它们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领域逐步从安全扩展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

在此基础上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至今已经在此框架内形成了包括国家元首年度会议、政府首脑（总理）年度会议、外长会议、以及总检察长、国防部长、经贸部长、交通部长、文化部长及执法安全、紧急救灾等部门领导人的会议在内的多层次、固定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大大改善了中国与西北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西南，中国同南亚国家领导人，特别同印、巴之间互访不断，推动中印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与巴基斯坦传统友谊的巩固。2000年中印两国领导人确认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印关系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同巴基斯坦的互利合作，传统友谊不同得到加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努力促进了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缓和了西南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大大改善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环境。

在东北，中国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的缓和。在朝鲜半岛因为核问题而陷入危机之后，中国派出特使访问美朝和其他相关国家首都，在外交史上第一次进行穿梭外交，积极斡旋，促成朝、美、韩、日、俄、中六方会谈，确定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确认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的途径，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担任东道国，提供设备，主持会议，避免了朝鲜半岛核问题失控，为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也维护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通过改善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外交充分实现了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目的，很好的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张清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启示录

中国的周边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周边。不仅因为邻国数量众多、地理环境复杂、民族跨境交错,更因为清朝在从泱泱大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衰败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从整个周边全方位侵蚀中国领土,巧取豪夺,造成了数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旧中国遗留给人民共和国的边界,没有哪怕一公里是清晰标定而无争议的。冷战时期,中国又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东方阵营,在中国周边或建立反华军事同盟,或制造矛盾离间中国与邻国关系,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

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基本条件,就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也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新中国政府为建立一个安全的周边,军事和外交两手兼备。上世纪50-60年代的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除了帮助两个新生的友好邻邦站稳脚跟外,把敌对势力拒之于中国边界之外也是考量之一。外交上,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 2003年，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发展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如果激化，将给地区形势造成严重冲击。面对复杂局势，中国以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了鲜明主张：第一，必须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第二，反对半岛出现任何核武器，支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第三，应解决朝鲜在安全等方面的合理关切。

4月23-25日，在中国的倡议下，中美朝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了三方会谈。朝方提出了以最终拆除核设施、解决导弹问题为目标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美方表示愿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强调持久的多边框架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途径。这次会谈是朝鲜半岛核问题突出以来，朝美的首次正式接触，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朝美矛盾的激化，开启了对话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的进程。

三方会谈后，为继续北京会谈进程，防止核问题形势恶化，中国开展了积极的斡旋外交。6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法国埃维昂会晤时，就继续北京会谈进程达成共识。7月，中国政府先后派出代表赴美、俄磋商，并派特使在朝、美之间进行穿梭访问。

在中国的大力推动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下，8月27-29日，由中、朝、美、韩、日、俄参加的第一次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各方达成六点共识，朝着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各方都愿致力于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开创半岛的持久和平；各方都主张半岛应无核化，同时认识到需要考虑和解决朝鲜在安全等方面的合理关切；各方原则上赞同按照分阶段、同步或并行实施的方式，探讨并确定公正合理的总体解决方案；各方同意在和谈进程中不采取可能使局势升级或激化的言行；各方都主张保持对话、建立信任、减少分歧、扩大共识；各方同意继续六方会谈进程，并尽快通过外交渠道确定下一轮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为推动和平解决核问题，中国政府付出了艰苦努力，发挥了独特作用，展现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和维护和平的坚定意志，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四、中国与周边国家高层往来更加频繁，政治关系取得新发展，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深化 2003年，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贾庆林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出访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泰国、印尼、菲律宾、韩国、日本、朝鲜、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等邻国，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APEC、10+

3、圣彼得堡300周年庆典等多边场合与周边各国领导人进行双边会晤。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老挝、东帝汶、韩国等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分别访华。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中国与邻国加深了相互了解与信任，领导人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

中国与印度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6月，瓦杰帕伊总理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确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以及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印方在《宣言》中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双方决定任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两国还签署了科技、海洋、司法、教育、文化、能源、签证、边贸等领域的10个合作文件。

中日关系保持发展势头。200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5月31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举行首次会晤。胡锦涛主席强调，发展新世纪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又要重视并妥善处理好对方的关切。8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专程来华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纪念活动。9月，吴邦国委员长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招待会。10月，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在泰国曼谷APEC和印尼巴厘岛“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与小泉首相举行会晤。同时，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达1335.8亿美元，人员往来达306万人次，友好城市累计达223对。另一方面，受日本领导人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影响，中日政治关系仍面临困难。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向巩固、深入、务实。5月26日-3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胡锦涛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题为《世代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的演讲。胡锦涛主席表示，俄罗斯是中国的最大邻国，又是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双方10多年来签署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精神，发挥好业已形成的高层交往和政府合作等机制的作用，使中俄关系继续保持积极向上的发展势头。9月24日-25日，俄罗斯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来华进行正式访问，两国总理举行了第八次定期会晤。双方签署了《中俄总理第八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纪要》及其他合作文件。温家宝总理就加强中俄经贸合作提出三点建议：扩大双边投资合作，推动能源、机电等产业的合作；改善贸易结构，实现贸易合作的多样化；加强中方与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经贸合作，促进两国毗邻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合作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朝2003年副部级以上互访团组近50个。10月，吴邦国委员长率中国国家代表团对朝鲜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全面阐述了“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16字方针，体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发展中朝关系的积极愿望。

中国与韩国的交流与合作继续深化。7月，韩国总统卢武铉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确定了双边贸易额5年内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开辟了一些新的合作领域。2003年，两国人员往来达到约250.4万人次，韩国在华留学生超过3.6万人。

中国与蒙古关系进一步提升。6月，胡锦涛主席对蒙古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相互尊重各自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对本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协商合作处理两国间出现的任何问题，并商定建立和发展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中国与东盟合作更加坚实。2003年10月7日-8日，温家宝总理赴印尼巴厘岛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与东盟十国领导人会晤。双方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揭开了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新篇章。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域外大国。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政治互信进一步加深。11月穆沙拉夫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巴关于双边合作发展方向的联合宣言》。

中国同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继续顺利发展。6月，胡锦涛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双方重申将保持经常性高层政治对话，巩固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合作。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3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从日本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与其会见。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分别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晤期间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五、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市场交融日益加深，对亚洲经济的贡献力显著增强

2003年，中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6.5%，达到4955亿美元。其中，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的贸易额分别达到1335亿、632亿、782亿、75.9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31.1%、43.4%、42.8%和53.6%。中国成为日本第二、韩国第二、东盟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同中亚国家的贸易总额从1992年的4.6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0亿美元。

这一年，中国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继续快速增长，幅度高达42.4%，总额为2729.3亿美元，占全年外贸进口总额的66.1%。其中，从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的进口分别增长38.7%、51%、51.7%和87%。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继续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各国舆论公认，一个潜力巨大的中国大市场，是拉动亚洲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企业前往周边邻国投资，并通过金融手段推动大项目合作。2003年，中国向蒙古、缅甸、菲律宾、巴基斯坦分别提供3亿、2亿、4亿和5亿美元优惠贷款。越南生权铜矿、缅甸耶涯水电站、柬埔寨7号公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阿富汗喀布尔共和国医院、菲律宾北部铁路建设等一批大型合作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与印尼、文莱、东帝汶等国的能源合作也全面展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谈判取得实质进展，双方签署了《关于修改〈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议定书》，商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自贸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中泰两国还从2003年10月起实现了蔬菜、水果贸易零关税。

六、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各种区域合作机制，支持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多边安全对话合作 中国继续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各项活动，为促进该组织发展，深化各成员国友好合作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三次会晤在莫斯科举行，签署和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预算编制和执行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细则》和规范组织机制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文件。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二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主要就加强组织机制化建设和深化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是东亚合作的主渠道。10月，温家宝总理出席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10+3领导人会议，阐述了中方对深化10+3合作的具体主张。温家宝总理强调，10+3合作应遵循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循序渐进、开放包容的原则，建议从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推进财金合作、加强政治和安全对话以及拓展文教卫生科技合作及青年交流等四方面入手，逐步向东亚合作过渡。这些建议和设想，得到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呼应。

本次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签署了《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是三国领导人发表的第一份三方合作文件，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框架、原则和方向。为落实宣言，三国领导人商定成立“三方委员会”，具体协调和规划三方合作。

亚洲合作对话（ACD）是2002年建立的面向全亚洲的官方合作与对话机制。6月，李肇星外长出席了在泰国清迈举行的第二次ACD外长会议，强调亚洲合作对话应坚持以促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为出发点，以经济合作为重点，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同时注意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协调。会议决定，第三次ACD外长会议将于2004年6月在中国举行。

博鳌亚洲论坛是定址中国海南的非官方国际会议组织，为有关各方提供了一个共商亚洲发展大计的场所，旨在推动亚洲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11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第二届年会在海南成功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人士围绕“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全面阐述中国对地区安全形势的看法，与论坛各方的互信增加，积极支持论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对话，并承办了2003/2004年度ARF首次建立信任措施会间会。